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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控制政治,粮食控制人类。控制世界粮食的四大巨头】

在当今的国际粮食市场上有所谓“ABCD”四大粮商,美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都垄断性地控制在这四大粮商手中,它们也在当今五个跻身全球五百强企业的粮食公司中占据了四席(另一家是我国的中粮集团)。

这四大粮商常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这些国际巨头凭借资本与经验的优势,已完成对上游原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与供应的绝对控制权。无论是2008年曾经出现的全球粮食危机,还是近几年来全球粮价的而相对平稳,都是这四大粮商协作下的成果。

而在这四家中,除了“老四”路易达孚,其他都是美国公司,由于美国整个农业体系都一直受政府补贴,因此这些粮食巨头也一直唯美国政府马首是瞻。

那么美国和其旗下的企业是怎样获得如此的霸权的呢?这还得从二战之后的“绿色革命”说起。

历史:美国怎样用粮食控制了世界

当代中国人都熟悉袁隆平,但殊不知,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位“美国版袁隆平”诺曼·伯劳格,更确切的说,西方媒体在介绍袁隆平时,一般都将起称为“中国版伯劳格”,伯劳格的主要功绩,就是在上世纪40-50年代,成功培育出杂交小麦等一系列高产农作物,再配合上美国当时急速推进的农业机械化大生产、以及化肥、农药的助推,成功推动了绿色革命的浪潮。美国在二战前后短短十余年内,迅速确立农业优势,为日后称霸世界粮食市场打下了好基础。伯劳格也因此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而恰在此时,二战之后的整个欧洲却陷入了战后大饥荒当中,在当时,欧洲人均日卡路里摄入量为2000,而美国和加拿大人同期均日卡路里摄入量则为3000以上,也就是说美国人比同时期欧洲人能多吃一半的饭。更为关键的是,战前的欧洲主要粮食产区,除法国外都被划入当时的苏联势力范围,像分裂后的西德,甚至丧失了接近80%的农业用地。如果放任不管,等于坐视苏联掐住了欧洲的软肋。

于是,美国将粮食援助作为了战后对欧援助计划(即马歇尔计划)的重中之重,整个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援助的130亿美元中有45亿是以农产品的形式提供的,还有30亿美元用于从美国农民手中购买食品、动物饲料和肥料。美国政府为了鼓励把美国农民以较低价格把本国生产过剩的农产品卖给欧洲,则推出了粮食补贴政策。从此在美国,种田不仅不交税,还能拿补助。

一条美国战后粮食政策始终的政策链,就这样成了——美国农民向世界提供粮食,而美国政府则给农民补贴,获得补贴的美国农民得以更低价的提供粮食,打击其他国家的农业对手。长此以往,欧洲的盟国们就被美国用粮食绑在了自身的战车之上。

当然,也有国家想要挣脱这一束缚,20世纪50年代起,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法国就在戴高乐领导下追求粮食独立,最终通过与美国类似的粮食补贴政策,成功扶持了本国农业,成为美国的欧洲盟友中为数不多的粮食自主甚至能完成出口的国家。

而在获得全球粮食霸权后,美国政府也一直很喜欢使用这个优势。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全球一共有10次粮食禁运,其中由美国发起的占8次。而自1954年停止对欧粮食援助以来,美国依然向全世界各国派发过1亿吨以上的粮食,提供了占世界上60%的粮食援助,换取了各种政治和经济资源。

粮食霸权对美国人来说,可谓即是胡萝卜又是大棒。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在1957年曾经直言不讳的提出“在与他们(其他国家)的合作方面,如果你们正在寻找一种办法,使他们都依靠你们,乃至依赖于你们,在我看来,粮食依赖将是最好的。”

“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政权。”这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名言,但基辛格这话其实还有后半句,“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而按这个标准看,美国确实通过粮食控制了当今的大多数人类。

忧思:这套体系还能撑多久?

理解了美国控制全球粮食市场的历史,我们重新回头来看眼下正在酝酿的粮食安全阴云,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首先,目前宣布收紧粮食出口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都是冷战后才被纳入国际粮食市场体系,并非美国所构建的战后国力粮食体系的“核心国家”。诚然,这些国家在近几年来通过农业技术改进急速提升自身的市场分量,而相比巴西、阿根廷、新西兰、法国等已经与美国所营造的体系深度契合的资深“圈内国家”,这些“圈外国家”在粮食危机来临时抗风险的能力更差,也时刻需要担心美国会不会抛下他们这些新玩家,所以不得不更早做出反应。

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粮食市场的主体大国,到目前为止还按兵不动。既然老大没动,说“全球粮荒”一定来临,就为时尚早。

其次,美国这套主宰全球粮食市场的“玩法”,虽然已经搞了70多年,但始终存在一个致命的软肋——美国粮食的低价是依靠政府的巨额农业补贴维持的。为了维持美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超低价优势,美国仅联邦层面每年都要推出上百亿美元的农业补贴,有统计数据称美国农民平均40%的收入来自于各项补贴。这种“掏钱买农民种地”的策略在美国财大气粗时当然可以维持,毕竟农业在美国总GDP中的占比不到2%。但一旦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过于严重,美国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这一体系时刻面临崩塌的危险。届时,世界农业市场将面临二战后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危险性确实是存在的。

再者,国际粮食市场即便出现波动,对中国的影响也有限。因为近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粮食自主意识,让我们从未放松主粮的自给自足,进口的大米、小麦分别只占国内消费总量1%和2%,眼下的这点波澜,对中国影响不大。

但是,主粮自给率毕竟不等于整个粮食自给率。中国对大豆等粗粮、牲畜饲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是尽人皆知。一旦出现前文所说的国际粮食贸易体系的重构,对我们影响可能依然剧烈。

在“全球粮荒”的背后,真正值得忧思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二战以后,全球粮食市场一直是“美国手中的一把小提琴”,美国在用它绑住了盟友的同时,也将整个世界的粮食安全绑在了自身的国运之上。这种模式真的合理吗?在全球疫情日趋严重的当下,我们不得不对这套体系多一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