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主流，观天象，知人间祸福，这种文化传承历史悠久。
古史说黄帝时代就设立占星的官，称为星官。《周礼，春官》说：“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 ，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保章氏就是星官。
关于星与世事，星与命运的记载很多，《吕氏春秋》记载，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即荧惑星处于心宿之位。景公急忙找来大臣子韦来问怎么办？子韦说：“祸在君王，不过可以移祸宰相”，景公说：“宰相是帮助我治理国家的，哪能行”，子韦说：“可以移祸于百姓”，景公说：“百姓死了，我还做谁的君主？”子韦说：“那还可以移祸年岁的收成。”景公说：“不行，年成饥荒，百姓遭殃”。子韦说：“您这样贤德，上天会报赏的”。果然，那天晚上荧惑星退避三舍了。
东汉时，严光与光武帝刘秀同榻而卧，睡中把脚架到光武帝肚子上，次日，朝中占星记事的太史上奏说：“客星犯了御座”，十分神奇。
在《三国演义》中，诸多人物都是夜观天象，而知祸福。诸葛亮、司马懿等都是高手。
至清末曾国藩还时常教子女认星座，以便观天象，知吉凶。
时到今日，我们还常说：“吉星高照”“紫气东来”之类，可见星象之说深入中国文化传统。
但占星之术，多是官方化，多主军国大事，少用于民间。于是，诸多术士探寻新方法，逐步将星占之术发展为星命理论。
关于命运之说，很早就有，《易经》“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命运天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听天由命，这种思想在《列子-力命篇》中有生动的描述。好人贤者命不长，穷困潦倒，坏人庸才命大福厚，努力并不一定有好结果。在历史上随手列举，数不胜数。
用阴阳五行学说结合星象论命，大概始于两汉，以东汉王充的《论衡》最为代表。在《论衡》中谈及命理的篇章，有《命禄》、《气寿》、《幸偶》等，形成了初级理论，是五行论命的先驱。
唐代李虚中是算命术理论的核心人物。李虚中官至御史，与著名的韩愈为同时代人。
韩愈在李虚中的墓志铭中记述，李虚中无所不通，最深五行，以人的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来推人的寿夭、贵贱、利与不利。百不失一二，非常准确。他的学说博大精深，汪洋奥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虚中是生辰算命的实际开创者。后世算命先生尊其为祖师。
其后，宋初的徐子平发展完善了理论，将李虚中推算年月日干支五行的办法，进一步演进为测算年、月、日、时“四柱”。四柱每柱天干、地支各一字，共八个字，再按照八字蕴涵的阴阳五行的生克变化的进行演算，即可预知一个人一生的贵贱贫富、穷通寿夭，从此以后，算命才叫看“八字”。
四柱推命术侧重五行论命，但并没排斥星象，只是降为次要。如“将星、华盖、文昌、太岁”等。
至徐子平确立“四柱”之法后，八字推命风行天下。不仅是许多命理术士、算命先生的吃饭工具，也有诸多文人精于此道。苏轼《东坡志林》、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朱熹的《赠徐叔端命序》、文天祥的作品等记录了丰富的八字推命的见闻，和自己的见解。
至明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于命理学的著述大量涌现。其中《滴天髓原注》出至刘伯温之手。沈孝瞻《子平真诠》、万育吾《三命通会》、张神峰《神峰通考命理真宗》等也极具影响。
至清一代，由于许多大学问家的推崇，社会研究命理的风气十分浓厚。一些人结合河洛之学、易学、宋人理学等结合子平术，创立了五花八门的推命法。其中“铁板法”和“紫微斗数”一直流传至今。
这种“八字算命”至确立以来，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理论上完备，哲理深奥，受到历朝学者大儒的喜爱和推崇。
这样，导致百姓深信不疑，推命算命，蔚然成风。上至皇帝，文武百官，下至普通百姓，算命的流行，成了中国重要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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