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规曹随，黄老之学是怎样成为汉初政治指导原则的|刘邦|吕雉|曹参|秦王朝|陆贾|高祖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104，《秦汉史话》连载14，欢迎收看。

汉初经历社会大动荡之后，一种称为“黄老术”的学术思想，正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被汉廷指定为指导政治的原则，成为汉初60年间主要的统治思想。

黄老之学所以得到如此尊宠，这是由于它本身固有的思想内涵所决定的。

所谓“黄老术”，即指道家思想。先秦道家思想的代表，主要有老子和庄子。到了秦汉之际，老子思想曾经风行一时，加以有人托名黄帝为道家的鼻祖，所以“黄老”得以并称，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学术思想流派。

汉初的黄老之学，已不是道家思想原本的面貌，而是以道家思想为骨干，又兼容其他学派的思想。对于秦汉的道家，司马迁曾经作过概括性的总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又“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这就是说，秦汉的黄老之学主清静无为，又兼收儒墨、名法诸家思想而融为一体。这种思想学派之间的相互融合，是战国以来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势。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道家思想的本质，即无为而无不为，仍然是黄老之学的主干。

正是这种清静无为，俭朴寡欲的主张，适应了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成为汉初统治者所能接受的思想。

但是，它被指定为指导汉初政治的原则，却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01、秦亡之教训，令刘邦如惊弓之鸟

本来在战国晚期，道家思想承大乱之后，作为休养生息的灵丹妙药，曾经有过崛起的势头。秦统一中国前夕，秦相吕不韦作《吕氏春秋》，其中尤其推重道家思想，又兼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企图用它指导秦王朝的政治，就是明显的一例。

然而秦始皇雄心勃勃，他要建立传子孙万代的极权化的封建帝业，对清静寡欲的道家思想不感兴趣，而专意于以进取为务的法家之言，并且将它作为秦王朝独尊的统治思想。从此，他奉法家思想为圭臬，不顾民心思定，反而大兴功作，肆意滥用民力，且以酷法严诛，造成空前的极权政治，使百姓不胜其苦。他遵循法家之言，对异说大加排斥，亲自导演焚书坑儒、禁绝私学的文化浩劫。

秦始皇尊法的统治思想实行的结果是，自君卿至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经济濒临绝境，天下为之嗷嗷，终于把社会重新推向战乱。所以秦王朝在统治15年之后，即以暴虐轻民、不修文教而灭亡。

秦王朝短祚的结局，引起刘邦集团极大的注意，反秦之弊在汉初政治生活中，成为人们瞩目的大事。当时一些方针政策的制订，乃至个人的思想言行，无不以秦败亡为鉴戒。

比如刘邦确立诸侯王国制，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就是“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的产物。

又如英布起兵反汉时，刘邦身患重病，十余日不准群臣入见。后来樊哙推门直入，发现刘邦独枕一宦者而卧，当即提醒刘邦说：“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刘邦一听秦二世的下场，立刻赔笑坐了起来。

平定英布叛乱之后，刘邦准备更易太子，叔孙通以秦为例，称“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刘邦当即表示采纳他的意见。

诸如此类的事例，几乎比比皆是。秦王朝败亡的历史教训，使汉初统治者如惊弓之鸟，时时影响着汉廷的决策。汉初反秦之弊，客观上使法家思想遭受贬黜，却为黄老之学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汉初四夷未附，兵革未息，庶事正处于草创时期。刘邦集团多数出身武弁，有的原来还是秦朝的低级官吏，所以他们尤其崇尚武功，对于思想理论并无特殊建树。他们尚武重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决定，正说明在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巩固汉室政权的认识上，仍然保留秦王朝某些遗风，并未从根本上吸取秦在政治上挫折的教训。

因此，在汉初统治集团中，这个关系汉室命运问题的争论，自然就不可避免了。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刘邦的谋臣陆贾。

高祖十一年（前196)，陆贾成功地说服南越王归汉，使双方避免了一场兵戎之祸，表现了非凡的政治才能，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一次具体实践。陆贾回到朝廷，刘邦非常高兴，即任命为太中大夫。这是一项职掌议论、可直接参与各项政令制订的官衔。从此陆贾成为刘邦身边的高级参谋，更有机会施展他的政治才能。

大约这年的夏天，一场涉及汉家“长治久安”的争论，终于发生了。陆贾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他时常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受到一向不好儒的刘邦严厉的批评。

刘邦骂道：“（天下）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陆贾毫不退缩，当即针锋相对反驳道：“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

随后陆贾以汤武“逆取顺守”为例，提出了“文武并用，长久之术”的统治方针。他进一步列举吴王夫差、智伯和秦失败的教训，称他们或者“极武而亡＂，或者“任刑法不变”而灭，并再一次咄咄逼人地反问道：“向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陆贾不愧是著名的辩士，他雄辩的论证，驳得刘邦哑口无言。虽然刘邦心里不高兴，但是却接受了陆贾的主张。于是，他交给陆贾一项著述任务，要求总结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成败的经验。

陆贾著成《新语》十二篇，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君臣无不为之折服。他在《新语》中指出，“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这里“尚德”与“尚刑”对举，就是从正反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文武并用”的统治方针。即主张“文治”与“武治”并举，而并非只主张“尚德”。他所反对的只是“专任刑法”而已。

又说：“文武之朝多贤良，秦王之庭多不祥"。陆贾主张“尚贤＂，即任用“忠贤之士”治国，这是推行“文武并用”方针的保证。

秦王朝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留下了败亡的惨重教训。陆贾指出：“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前车之鉴，不可覆辙。针对汉初承大乱之后，陆贾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他在《主德篇》中说：“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

这幅理想的社会图景，反映汉初民心思定的愿望，切合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当时的社会思潮的代表。这恐怕就是《新语》所以在君臣中引起很大反响的主要原因。

陆贾成为汉初第一个提出运用黄老思想指导政治的人，而首先实践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的却是刘邦的宿将曹参。

02、曹参，大汉第一个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的实践者

高祖六年（前201), 刘邦立子刘肥为齐王，以曹参为相国。

当时天下初定，齐王年岁又小，曹参肩负重任。他曾经召集长老诸生百余人，征询“安集百姓”的治世之道，结果诸儒各有各的主张，搞得曹参无所适从。后来他听说胶西学者盖公，善治黄老之学，便以厚币将他请来。

曹参采纳盖公意见，“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经过几年休养生息，齐国果然出现“安集＂的局面。

惠帝二年（前193)，萧何病死，曹参继任为相国。他将无为政治推广到全国。

一方面，他“举事无所变更，壹遵何之约束＂；一方面，他任用“重厚长者”为吏，罢去“欲务声名＂的官员。

而曹参本人，日夜饮醇酒，不做丞相之事。一旦有官员来谈政事，曹参就请他喝酒，甚至把他灌醉，搞得他没有说话的机会。

曹相国不管朝政，汉惠帝令曹参之子、中大夫曹窋回家劝说。结果曹参大怒，将曹窋打了二百板子，还加以责备一番。后来汉惠帝问起此事，曹参虽然免冠谢罪，但是他有自己的主张。曹参认为：高祖、萧何平定天下，所定法令制度完备，只要把它继承下去，遵而勿失就可以了。

在曹参的倡导下，汉朝奉行“清静无为”的统治方针，一些政令比高祖时期相对放宽，以求稳定政局。它主要表现在简政宽刑、与民休息两个方面。

所谓“简政宽刑＂，是针对专＂任刑法”而言的。它主张从“无为自化”出发，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收到“大治”的社会效果，并非不要一切政令刑罚。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惠帝即位之初，对汉初一度恢复的苛法，即予以废除或允许赎免。比如，惠帝元年（前194)，诏令民有罪，买爵三十级，就可以免死罪。这是一项用钱赎罪的规定。在汉初，爵一级值钱二千，三十级需六万钱。尽管这项规定所需钱数太多，非一般人家所能支付，然而死罪可以用钱赎免，终归是一种宽刑的体现。

惠帝四年（前191)，又颁布“除挟书律" ，即废除私家藏书的禁令。秦律规定，敢有挟书者，处以灭族。汉初承袭秦制，仍然禁止私家藏书。这项禁令的废除，立即收到“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的效果，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惠帝末年，还准备废除族诛法、妖言令。这是秦朝的两项酷法，汉初袭用未废。但是，惠帝来不及废除，就死了。高后元年（前187)春正月，即惠帝死后五个月，下诏说：“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

惠帝、高后宣布废除这两项酷法，正是这个时期宽刑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汉廷对于兴教化，也很重视。惠帝四年（前191) 春正月，诏令”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 。即地方所举＂孝、悌、力田”三种人，可以免除其徭役。这是通过表彰上述三种人，作为民之表率，达到劝事农桑、敦睦六亲的社会目的。高后元年（前187)春正月，又“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即特设孝悌力田官，职位相当于郡守，同样是为了劝励天下。

惠帝、高后年间的无为政治，还体现在“与民休息”方面。

司马迁说：惠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可见当时人心思定，“与民休息”是朝野共同的呼声。这就是要求稳定政局，安定社会环境，以利于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

惠帝顺应时势的要求，在他继位之初，即减轻田租的征收，恢复十五税一。这是针对汉初加重田租征收而改的。高祖时期，田租征收的税率，开始实行十五税一，后来又提高田租的税率。从惠帝初恢复十五税一之后，至吕后时田租税率未再改变。

为了保证国家的赋役来源，鼓励增殖劳动人口，也成为休养生息的一项内容。这项繁息社会劳动力，是以加征算赋为杠杆的。

惠帝六年（前189), 规定女子年15以上，至30岁不嫁的，分五等加倍征收算赋，最多一等加征五倍，即交纳五算。这是为了增加劳动人口而采取的措施。

对汉初的抑商政策，也予以适当放宽。《史记·平准书》称：惠帝与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尽管惠帝和吕后时期的抑商政策有所放宽，但是商人及其子孙不准做官的规定，仍然没有改变。

在力役负担方面，惠帝时期也相对减轻。当时最大的一项营建工程，就是修建长安城。所动用的民力，只限于长安六百里内，每次征发男女14万余人，前后只有两次，每次服役时间一个月。对于长安地区来说，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但是对全国来说，它的影响就不大了。这种轻赋少事的经济政策，为休养生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也尽量避免诉诸兵戎。惠帝三年（前192), 匈奴势力更加强盛，冒顿单于以书信侮辱吕后，言辞极其亵慢。吕后大怒，乃与樊哙、季布商议，准备杀其使者，发兵攻打匈奴。

樊哙声称“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吸取平城之围的教训，斥责樊哙为＂妄言”，认为他“欲摇动天下＂。

季布根据的理由，即“伤痰者甫起“，汉初的元气尚未恢复，不主张以兵戎相见。结果主和派占了上风，汉廷不再议论攻打匈奴之事，继续实行和亲政策。

对匈奴的战与和的争论，正反映“君臣俱欲休息”，这是客观形势的要求。

总之，惠帝在位期间，曹参为相国，大力推行无为政治。论政绩，这个时期自然不如高祖时代，但是它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却成为汉家统治思想的转折，许多政令比高祖时代相对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