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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新冠病毒危机通过颠覆相互联系的全球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暴露了全球治理的脆弱与不公。在不断升级的国家安全威胁形势下,疫情也彰显了系统处理治理脆弱和不公有多难。

哈佛大学的丹妮·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2007年就提出了全球经济的“不可能定理”。根据该定理,民主、国家主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三者在本质上并不相容。“我们可以将这三个中的任何两个结合起来,但决不能同时完全地将所有三个结合在一起。”

要了解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这三个相互纠缠的政策如何印证“不可能定理”中的三难,请看香港的经验。自英国殖民统治以来,“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政策使这座城市的经济得以发展。殖民地官员非常清楚,本地相对较小的市场、制造业和贸易量意味着对开放的承诺,而不是有针对性的发展战略,是实现香港繁荣的最可靠途径。

确实,今天香港拥有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就是因为长期以来这里一直允许资本、信息和人才的自由流动。接近零的关税和超低的收入税使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并且是全球最大的股票及其它融资市场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从一开始就包括了与香港的更深入的经济接触,这对增强香港的活力至关重要。

然而,与发达经济体一样,全球化推动的经济繁荣掩盖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制造业向中国大陆转移,香港失去的不仅是生产线,而且也包括物流和后台服务的岗位,导致中产阶级空洞化。如今,香港的基尼系数为0.539,比美国更不平等,基尼系数为零代表最平等,1则代表最不平等,美国为0.411,在大的发达国家中最高。

曾经有一段时间,香港的不干预主义经济方针与类似的放手不管社会政策并存。但1967年的骚乱,一场由劳资纠纷演变成反对英国统治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迫使殖民地政府不得不建造大批廉价的公共住房,以减轻工人的不满。然而,这种被动敷衍的社会政策是有缺陷的。如今,香港近45%的居民仍然居住在政府补贴的住房中。相比之下,中国有90%的家庭拥有至少一间自己的房屋。

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并非易事,尤其在国家安全风险上升的时候。而国家安全成本几乎为零只是中美之间在过去40年和平交往互动的一个副产品,但它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随着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这种情况开始改变,突显了低成本恐怖袭击与高成本反恐防御之间的不对称性,特别是实施反恐防御成为必须的长期选项与成本。类似的不对称性也提醒我们数字技术的最新发展将带来的风险。网络攻击的成本非常低廉,但却可以推翻整个金融、信息及国防系统。

正如罗德里克(Rodrik)的三难困境所暗示的那样,此类不对称风险迫使政府做出权衡。国家安全问题不可能不影响经济政策。但结果可能并不能有效动员更多资源来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当经济政策未能提供诸如居者有其屋及优质岗位等恰当的社会公平时,内部的社会稳定风险就会上升。的确,与美国和其它民主社会一样,香港的许多工人和年轻人表现出对现有体制不满,转而拥抱地方和民粹主义,少部分甚至抗议国家驻港机构。而这种趋势通常会导致混乱和暴力,并触发政府采取严厉行动来恢复秩序。

对香港而言,挑战更为复杂,因为香港是中国与日益敌对的美国之间的重要金融门户。正如罗德里克(Rodrik)所指出的那样,中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安全问题的影响,以至于经济有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的“人质”,甚至更糟糕地加剧和扩大两者的战略竞争。

美国将其金融主导地位武器化的趋势就是这种国家安全风险上升的例证。自从所谓的反恐战争开始以来,美国一直在利用私营部门和银行将其认定的特定行为者与国际金融体系隔离。近年来,美国过度依赖二次制裁,以至于法国和德国也开始考虑如何回避其金融主导地位武器化的威胁,包括建立绕过美元的全球支付系统以及欧洲基金,以允许与受美国制裁国家继续做贸易。

随着美国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金融制裁,中国开始担心香港可能会成为特洛伊木马,美国可能会利用它来破坏中国的政治稳定,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的计划。毕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地规定,不仅旨在保护美国人及其生活方式,而且还旨在促进“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中国正在经历这种恐惧过程。美国最近通过了《香港自治法》,该法允许“对出于对香港及其它目的,参与推卸中国应有义务的外国人”实施金融制裁。换句话说,美国正在利用其金融系统做武器,来惩罚参与制定与实施新的港版国家安全法的中国官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政府还考虑过破坏港元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幸运的是,美国领导人最终想清楚了,香港作为世界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它的崩溃可能会威胁到整个美元支付系统。

考虑到美中对抗的轨迹,美国的这些决策思维过程让人感到不安。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将进一步破坏全球贸易和投资,导致用于实施社会公平政策、解决不平等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减少。这正是一场全球公地悲剧,而我们不能保证意识到这个悲剧就可以改变未来的悲剧结果。

沈联涛是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UNEP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

肖耿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实践教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本文来自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