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选H1B那年，我经历了“疑病症”的大爆发 | 三明治|三明治|医生|治疗|消炎药|症状

文｜SherryLi

编辑｜万千

肋骨传来一阵剧痛，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跪在地上。上半身折叠进浴缸，肚子磕到了浴缸边缘。依稀记得胃部突然像撕裂一样，跑进卫生间，下一秒就失去了意识。瓷砖好凉，浑身肌肉开始乱跳，又要控制不住的发抖了。我尽量放慢呼吸，在双腿还有力气的时候挪动到了床上滑下。同居人J听到巨响，从厨房跑出来，忧心忡忡地看着，但也没有靠近。

“能不能帮我打急救电话叫医生过来？”我的声音在打颤。我知道语调听起来很奇怪，但我顾不得先平静下来。

“你还是回国让你爸妈照顾吧，我管不了你了。”看着J的表情从震惊转为愤怒，我在双耳轰鸣中只模糊听到了这句话，然后是关门落锁的声音。

“我的症状都是真的”

一切开始于2017年一月那个冬天的早晨。外面下着冷雨，光线很暗，一觉醒来已经有些晚了。我慌慌忙忙收拾好包，临走时猛地弯腰去拾矮桌上的黄色地铁通票。这时“啪”的一声从腰部传来。着急出门没太注意，直到跟着人流挤到了纽约大中央车站湿漉漉的台阶口，我发现双腿异常沉重，就像重感冒时一样酸痛无力。拨开人群坐上地铁，又觉得橙黄色的塑料凳子好硬，大腿里面的筋又疼又麻，这才发现问题貌似有点严重。

到了公司打开电脑，一晚上又积压了大量邮件。我们每天技术支持上千项产品，面对各个时区的客户和交易员，平日里这会儿正要抓紧回复他们的询问。但我实在无心工作，先迅速的查了自己的症状。一个并不陌生的词汇出现：坐骨神经痛。我是见过这个词的，在街道的路灯杆被撕过泡过的小广告上，在深夜电视推销神药的“老专家”口中，它被描述成一种疑难杂症。来美三年，自我感觉从未得过病，前一阵有些小的不舒服也仗着身体底子靠休息“自愈“，并未放在心上。我慌了神，迅速约上了家庭医生当天的看诊。医生做了简单的查体，认定是因为我工作时久坐不动姿势不好，腰部肌肉脆弱，弯腰时长期受压的椎间盘碰到神经。算是上班族常见病，开了消炎药便打发我走了。

一副药下去，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好转。我又在中文网站上搜索，得到了五花八门的一堆建议。为了乖乖遵循那些建议，我时时刻刻僵直着自己的后背，注意着从早上起床的姿势，刷牙的动作，到每次小心翼翼地站起坐下。上班因为工作原因必须要对着电脑，我拿诊断跟公司申请了升降工作台，桌子轰隆隆升起来的时候，经常有同事过来表示羡慕，因为他们也或多或少有下背痛问题。下班回家就躺在硬板垫子上，或者卧床看电视听小说。收起了所有高跟鞋，买了高价的人体工学凳子放在家里，连吃饭也要坐上。

J默默的陪着我在家，承担了所有家务，总说：“你也别太累，开开心心的就好。”我15年刚毕业时认识了J。当时有份工作，工资不高。由于租房出了些问题，我要先一个人负担全部房租，每月都有大笔现金流出。看着存款越来越少，我又开始投简历面试。J从朋友处听说了我的故事。出于帮助校友的好心，他帮我约师姐改简历，又把我推荐到了现在的工作，让我暂时摆脱了金钱上的困境。又过了一段时间，双方都觉得可以交往，就顺势在一起了。生病之前我们刚搬到联合国旁边这个闹中取静的社区，也是刚开始同居。我因为周末无法出门有些惭愧。他也不在意，还会每天问我腿还痛不痛麻不麻。

可惜症状还在。而且由于不敢弯腰，很多动作要别别扭扭用力，膝盖和肩膀也开始疼痛。我只好第二次约了家庭医生。医生对情况毫无进步也充满同情，帮我迅速联系了核磁共振和她挂靠的医院脊柱专科。第一次要做核磁共振检查还是挺新奇的，但新奇只到了进舱门前一刻：在密闭空间里，巨大的机器轰鸣声中，要保持身体一动不动半个小时。这轰鸣声还会变调，好不容易停下来，我以为要结束了，结果下一段又开始了，从剁饺馅转场到了枪战片。我一直克制着按下手中小皮球呼唤医生的冲动，告诉自己要为了治病坚持一下。然而结果却和我想象的并不一样，专科医生看着我的碟片说：

”这片子看着毫无椎间盘问题，应该是肌肉的毛病，我给你开点药，再开个物理治疗吧。我是做脊椎手术的，你的情况没有手术可做，我帮不上你了。”

“这不可能，我的症状都是真的，只有神经根被压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我努力的辩解。医生也只是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

我无法抵抗内心的怀疑，又做了颈部核磁共振，得到的结论是颈椎有小问题但暂时不严重，腰完全没问题。既然这样，惟一的选择就是物理治疗了。每周两次早起去做，会有人指导运动和按摩，然后每天回家再自己练习。不再下班直接躺下后，感觉J也松了口气，每天我们俩都会去公寓里健身房运动少许，我也渐渐接受了慢慢锻炼等待恢复的选项。另一方面，组里另外几个华人突然离职了。之前一直受他们照顾，我大部分的工作也是他们带着做的。这一走，给我带来了很多工作上的压力，我也被迫走出之前基本只和华人同事相处的“舒适圈”，一时间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分心考虑寻医求治的事。

大爆发

到了2017年四月，又是工作签证抽签的时候。工签每年一抽，这是我三次抽签机会中的最后一次，如果抽不上就会失去能工作的身份。抱着很大希望申请，随着周围收到抽中结果的人越来越多，我越发焦躁，每当看到新邮件提醒心情就会像坐了过山车。忍不住催了律师，最终在四月结束的时候，我得到了又一次落选的结果。离开纽约，这个我从未认真考虑过的可能落在了我面前。从2013年到现在，我在这里生活了四年，有一起上学工作建立起友谊的朋友，交往了一年多的J，还有自己穿街走巷探索城市的美好回忆。我要抛下一切，在年末之前一个人去往陌生的国度。

我跟老板确认了帮忙调职的计划，开始走英国签证的第一步，和父母讲了公司会有安排让他们放心。看起来我的生活只是平缓的拐了个弯，别人问起来，我也只表露出了适度的遗憾和伤心。然而当我看着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内，很多或者结婚，或者积极买房看房，向安稳生活走去的时候，心中还是忍不住嫉妒和怨恨，恨自己运气不好，又不够优秀，只能任凭命运的双手操控。

跟J聊这个话题，他也只是说：“去英国看看也挺好的嘛，很多人还没这个机会呢，谁知道川普以后会把美国搞成什么样。”他最近因为升职不顺，简单开导了我两句便回去看书准备面试。其实在去年，我也动了再找工作的念头。那时我在的公司调整裁员，我们组从研究部门转入后台支持部门，业务可能最终被外包出去。J也有些后悔，和我的前同事们吃饭时，说过不止一次如果当时没有推荐我来这家公司也许会更好。他们的待遇比开始都改善了很多，也能做一些原创的甚至有专利的项目。但无论之前和猎头聊的多愉快，每当他们听说我只有一次抽签机会就没了下文。

一天夜晚，我被一阵尖锐的声音吵醒。迷迷糊糊坐起来，在黑暗中寻找声源，最后发现其实来自于我自己的耳朵。里面像接通了电源，在寂静的夜里更加明显，仿佛有外星人在跟我用高频电波通话。想到白天耳朵一直有点闷闷的，突然开始的耳鸣让我更加害怕，一下没有了睡意。J还在无知无觉的睡着，我的惊慌显得十分滑稽，但大脑还是飞速运转着各种最坏的可能性。

之后，我身上的症状经历了大爆发。时断时续的耳鸣让我无法入睡，眼前也开始出现闪光点，每个症状放到网上查，得到的结论都是速去就医：突然耳鸣可能是耳聋，眼前闪光可能视网膜脱落，如果不及时去，可能有无法挽回的后果。意识到J可能没时间听也不想听这些，我瞒着他做了一番新的检查。结论还是问题不大。

我开始感受到游走在全身的肌肉跳动，就像轻微的抽筋，甚至可以肉眼看到。手指脚趾阵阵发麻，不光是在白天，睡着了也经常被麻醒。在凳子上坐一会儿，就感觉有羽毛在拂过我的大腿小腿脚心，伴随着过电一般的刺痛。关节也变得僵硬，站着或者趴一会儿，受力的关节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催促你调整位置。同事们一起喝茶，我也要不停地晃来晃去，否则感觉能听到摩擦声。手指，手腕，手肘，肩膀，后背，膝盖，脚踝，脚趾，每个部位轮流用疼痛宣示存在感。因为一次小的皮肤科手术，阔别多年的过敏症也重新找上了我。雨天时阴冷关节不适，晴天时暴晒皮肤红疹，仿佛没有尽头。

“我不相信一个简单的闪腰能有这么多症状，我是不是得了全身性的毛病。”时隔数月，我再次走进了家庭医生逼仄的诊室，“我之前查了下，会不会是某种免疫疾病？”

面对我的”自我诊断“，一向和蔼的医生也有些犹豫。可惜扛不住我的哀求：“我马上要一个人去英国了，那边看病好难，我想在离开之前至少知道自己怎么了。”这个理由终于说动了她，她帮我约上了一位风湿科的医生。

在新一轮等待期间，J为了帮我排解心中的郁结，计划了一次去新奥尔良的旅行。在狂风暴雨中的橡树庄园里，看着闪电不止一次落在我们近旁，我一直在想，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旅游了呢？雨过天晴的法国区，穿着花裙子的女生飞快驾着轮椅路过身边，我也会代入，如果自己有天行动不便会是怎样。跟J讲了我的想法，他还是很乐观诚恳的表示，要真有问题就好好去治，两个人一起面对，对自己发展有信心，不会少我一口饭吃。

“即使是要一辈子吃药的病也行么？”我心里想着，却没有问出口。

回到纽约看诊，和前两位专家一样，这位医生也是一名四十岁左右的白人男性，宽敞的办公室里放着和学位证和家人合影，坐在皮转椅上跟我聊了两句，就带我去拍了双手的X光。

“你看这个。”他指着X光片上黑色的手指骨缝隙说，“完全没有有病的迹象。你过一个月再来吧。”

“我还要接着去看。”回家之后，我告诉了J我的决定。他很吃惊：“别人看病知道没事都是高兴，你怎么还非要给自己看出来个病为止？之前说腰疼，医生说没事，现在看别的，还是没事，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

“但我是真的觉得自己有很严重的病啊，要不这些症状怎么回事？”

“我可从来没见过有人因为扭了腰就要死了的，你的症状说不定就是查完病再往自己身上套，跟看个电视里的绝症身上就这疼那痒一样。”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要是真得了免疫疾病呢？这可是要遗传的，我还能生孩子么？就算不遗传，如果耽误了看病越来越严重，以后走不好路，干不了家务，一直这样拖累着你跟我爸妈怎么办？”说着说着我委屈的哭了起来，大吼道，“我每次做检查都很害怕，但我不想当个废人，那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行吧，你要想证明自己有病，我也不拦着你。但生病的人没有都成为你口中的废人，都在好好过日子，你倒是快因为害怕废掉了。”接着又说到：“我真的已经受够了看到你要死要活的样子，太压抑了，每天下班回来放松一下都做不到。”

之后的几天，家里一直是低气压状态。我们陷入了冷战不再说话，直到我晕倒在浴缸。傍晚时候J回来了，跟我讲了外面的见闻。我松了一口气。我们还像之前一样，一起去健身房，一起看电视，一起去全时超市采买食物。在大街上J也会主动蹲下帮我系鞋带，让我不用弯腰。但我们默契的不聊任何关于看病和症状的话题。其实他之前的话让我很难过。我比任何人更想快点结束现在的状态，好好把可能是最后在一起的半年过完。而这一切让我更疯狂的想找到一个答案。

拿出了找工作时都没有的厚脸皮，我绕过了家庭医生，直接给数个医院科室打电话，询问想看的医生能不能约上。很多医生不接受新病人，剩下的医生要等很久，甚至有的在半年以上。因为在衣帽间打电话太频繁，老板看不下去，问我为什么最近工作态度变的这么敷衍。我已几个月心思不在工作，华人同事们走时，留给我了一整个资产类别的产品。现在也因为我太多次赶不及完成日期，一个个到了另一个同事那里，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做无关紧要的事。如果是以前的我，被老板点破工作态度不好，很可能会羞愧到恨不得钻去地下。但现在，迅速得到诊断的渴望给我套了一层壳，老板的劝告，就像其他日常生活中和疾病不相关的细节一样都被挡在了壳的外面，我听不见，也看不见。

好久没聚的朋友们突然来约饭，我跟她们讲了最近的担忧。伴随着韩国烤肉的滋滋声，她们也分享了自己或认识的人之前有点小症状就怀疑得了重病的经历。偶尔如厕出血会害怕是肠癌，肩膀痛会担心心脏出问题到处做心电图。之前我们从未聊过这些。“也许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会这样吧，一边熬夜一边怕死，然后就开始瞎查。”一个朋友总结道，“而且毕竟不是二十岁那会儿了，谁去体检都有些小毛病。”

我们在地铁口分别，分别前我们拥抱了一下。

“谢谢你们。”我说。

“其实是那谁跟我们说的啦。”她们提到了J的名字，“他说你还是担心身体，想让我们帮忙安慰安慰你。你早点回去吧。”

不算结束的结局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一位医疗秘书的电话，告诉我运气很好，因为有病人临时取消，有了很近的看诊机会。接诊我的是一位快退休的女医生。她耐心的听完了我这大半年的看病经历，帮我推了推手脚，开抽血单验各项指标，然后让我一星期后再来。周中的时候，血检结果出来了。除了缺乏维生素D这个常见的有色人种问题，其他指标都还好。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还是按约定去了医院。坐在候诊室里，我第一次认真观察其他的病人。有的感觉是白领，敲击着电脑键盘，应该还在工作。有的穿着打扮相对朴素。有看着像学生的，也有老年人，有女儿陪着，两人靠在一起聊天。和地铁里，公园里，以及其他地方能看到的场景没什么差别，除了是清一色的女性——风湿科大概率事件。我想到了在病友论坛上看到的故事，之前只会关注他们的症状以及生活轨迹被改变，觉得疾病就像吞噬人生的深渊巨口。而当我看到他们就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了羞愧。带着慢性病生存，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那一篇篇自述背后，是作为幸存者充满生的意志，而我只咀嚼了他们的痛苦。

终于轮到我了。医生像上次一样温柔，认真讲解了各项指标的含义，恭喜我没有大问题。我更加沮丧，问道：

“所以我的症状都是不存在的？”

“我一直都相信你的症状。”她又问到，“你之前吃消炎药是不是没什么用？”

“是的，断断续续吃了半年，还吃过激素，也没有用。”

她让我换好衣服，再次查体，这次着重按了一些地方，从脖子到腰部到四肢——大部分被按到的部位都非常痛。

“应该是纤维肌痛症。”她跟我讲解了一下，这是一个发病率到5%的病，可能和之前精神紧张焦虑有关。“暂时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先不要吃消炎药了，去做点舒缓的运动，我们观察一下。你的关节肌肉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就算之后去英国也可以在当地接着观察症状，不用着急。”我终于觉得卸下了一些负重，可以继续往前跑了。

转眼到了九月，天气也凉了下来。J久违提起了看病的话题：

“最近还在看医生么？看的怎么样？”

我告诉他算是确诊了，暂时不用再跑医院。问题也没有想象的严重，去英国能继续观察。

“那就好，你这么谨慎，肯定一去伦敦就会去医生那里挂号。”他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下去：“要不我们先登记结婚吧。虽然伴侣签证不能工作，至少多个选择留在美国。即使你调职去了英国，我们来回探亲也比较方便。”我表达了感谢，这对于现在的我也许是最好的。J又一次帮我解决了暂时的困境。希望这次我们之后都不会太懊悔。

2017年十一月，我们在纽约的市政厅举办了结婚仪式，穿着50刀买来的白色短纱裙，胸前还贴着创口贴：那是两天前的活检留下的，为了排除这一年来“唯一真实发现”的乳腺BIRADS 4A恶变可能。在朋友们的注视下，司仪问我：“无论好还是坏，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你都会爱和珍视他么？”我没反应过来，一时竟然卡壳了。尴尬的沉默和J的诧异，让我突然意识到这已经是结婚誓词部分，只得迅速的回答了一句：

“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