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中载："质，以物相赘。"又载："赘，以物质钱，从敖贝。敖者，尤放贝当复取之也。"
"质"最早的时候指的是交换过程中的抵押行为，有时候也泛指为抵押物。最早的时候以物抵押，后来出现了以人抵押的现象，即为"质子"。"质子"的人选既有王公大臣，也有出身高贵的皇子，通常以后者居多，这些皇子们被自己的国家或部落作为一种特殊的人质，通过人身抵押的形式获取对方的信任。
历史上也曾有帝王当过质子，比如最著名的始皇帝嬴政的父亲异人，就曾在赵为质。与劳民伤财的战争相比，"质子"制度相当于付出了一种极小的代价换得了极大的利益，所牺牲的不过"质子"本人，若纳质国撕毁盟约，那质子必首当其冲。
有一种外交手段叫"质子制度"
质子现象最早的时候处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诸侯之间取信结盟的工具。 后来因为边疆的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交往日益密切，在两汉时，质子正式作为一种制度被确立下来，并因其特殊性而备受统治者青睐。《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籍中都存在有大量有关质子的记叙，可以看出这一制度在古代已相当普遍。
质子制度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的另一外交手段：和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质子与和亲有异曲同工之处，和亲是通过联姻，通过缔结亲属关系来建立盟约以改善两方的关系，而质子是以子为质，通过将重要人物引为人质以求达成某种契约关系。
虽然两种制度都是为了换取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但人们对和亲的关注度明显要高于质子制度，这种心理可能是出于中国人"报喜不报忧"的观念。和亲是姻缘，勉强算是喜事，但质子制度则透着赤裸裸的政治交换，为质的皇子比和亲的公主透着更多的无可奈何的伤感。
《楚乔传中》，燕洵便是质子
质子制度虽然是起源于春秋战国诸侯间的"纳质为押"的质子现象，但是在两汉时才基本被确立为一种制度，最重要原因就是：汉朝作为秦朝之后又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时中央王朝急需要加强与边境各少数民族的交往和联系，民族关系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问题，历代统治者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以期能巩固自己的统治。
中央王朝一贯强调"华夷之别"，高度强调汉文化的意义，所以汉朝才会有和亲政策希望能实现民族同化。质子制度便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也因其有效性而被历代统治者所使用。
从两汉开始，"质子"开始普遍出现在民族交往之中，少数民族出于民族或部落的利益，为了换取利益或庇护或为了与中原王朝达成一定时间内的和平，少数民族首领便派遣子嗣或部族贵族入汉为质，除了遣质外，少数民族还同时需要称臣、纳贡、朝见、助军、助粮，汉朝则给予相应的册封和赏赐，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样的制度可以算得上是双方互利，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开战。
"遣质入朝"背后的两国利益
质子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的身份、地位、使命以及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都把质子推到当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的风口浪尖。特殊的身份地位和使命都决定了他们是当时的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不可脱离的组成部分。
两汉时因为汉王朝的国力强盛，不仅西域各国、南越、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部落纷纷纳子入侍，就连匈奴也是如此。而汉朝通过接受这些质子，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国家的政治进行一定的控制和影响，大量的质子入汉，使得西汉政府不得不成立管理质子的机构并明确其职责，工作包括对质子身份的查验、沿途护送、教养等等，都渐渐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做法。
西汉时期遣送质子数量最多的是匈奴。秦汉时，匈奴雄霸北疆，成为中原政权在北方的强劲对手，汉初时的统治者对匈奴的连年进犯毫无对策，被迫采取了和亲这种带有屈辱性的条件换取暂时的和平，直到汉武帝时的几次大战才扭转局面，匈奴势力由强变弱，立即"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与之对立的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汉两受之。自此汉匈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纳质现象主要发生在汉朝国力强盛时，尤其是经过汉武帝的经营，汉朝大败匈奴，极大地树立了汉王朝的威信，所以各小国才纷纷遣质入汉，以求依附。
少数民族向汉朝遣质的主要原因是想要寻求汉朝的保护，以求获得中原王朝的保护和扶持，确保国家安全发展。还有的国家通过向中原王朝遣质来获得汉朝的册封，确保王位继承的合法化。比如楼兰依附汉朝后曾经两次更立新王，汉朝责令新王遣质，第二次并诏新王入朝，然而新王既不遣质也不入朝，汉朝便出兵"斩王"、令立新王、变更国名，楼兰便被湮灭在历史洪流之中。
亦或者周边小国迫于汉的军事震慑，因畏惧遣质入汉，建元六年，汉兵助南越败闽越，闽越杀王以降，南越被汉朝的军事实力所震慑，随后便遣太子为质入汉。再有汉凭借自身强大国力，强索质子，彰显本朝威仪。
汉末王莽建立新国后，就是为了彰显自身威仪，便对四方少数民族强行索质，甚至出兵胁迫。还有的小国借遣质之名以与汉朝行贸易之实。中原地区经济富庶稳定，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会有国家选择遣质来换取汉朝皇帝的赏赐或进行与汉朝的贸易。
出身富贵，处境难料，出路莫测
遣质现象往往是双方利益博弈后的结局，不管起因如何，遣质都是一个解决遣质方当下难题的最佳方式。纳质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接受者对权力授予者提供的一种保证，也是权力授予方对权力接受者的一种制衡底线。因此，质子的人选极其重要，必须是能够"以累其心"之人，质子的人选必须是能让接受者有所顾忌、不敢轻易撕毁盟约的人，否则，纳质便失去了它的意义。
质子的人选大多数都得能左右该国家或部落的政权。边疆民族政权向汉王朝遣质时的对象可能为首领的儿子或兄弟（最好是王位继承人）、王室成员或者权贵阶级，甚至是首领本人，或者当中央有制定的人选时，便得遣该子为质。所有的质子之所以会成为质子便是因为其"生物价值"和"社会价值"与众不同，不仅如此，汉王朝还着眼于质子以后的增值希望。
在早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质子主要是作为政治与军事斗争的抵押品，毫无人身自由，几乎等同于囚徒，生死难料，几乎全凭受质方处置。但在两汉时期，这样的局面则很少出现。由于质子身份的特殊性，有相当一部分的质子实际上就是遣质民族或国家的未来首领，其余也多是权贵子弟或本就是贵族，他们虽作为质子被送往他国，但这本质上是一种为国牺牲，他们在本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和地位，回国之后一般也会掌握权要。
从外交关系来讲，汉朝为了尽力维持边疆的问题，对周边各国都采取较为和睦的策略，对各国质子普遍都相当优待，给予他们较高的政治待遇和良好的生活物质供应，朝廷待质子"德泽甚厚"，质子们通常能接受到朝廷大量赏赐，朝廷还会为质子们举办一些活动，彰显出汉朝对各国质子的礼遇。
但虽然朝廷能够给予这些质子们相对优渥的生存环境，可是质子所面临的政治生存环境还是严苛的，因为质子制度其实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色彩，而身为质子的他们虽然为国牺牲远赴他国为质，但难以保证自己回国之后的政治局面，而且身在他国，他们即处在敌国控制之下，他们作为调节民族关系的工具，命运往往阴晴不定，全看两国关系如何。
质子外交实在是极具时代特色的外交手段，两汉人质外交之中积累的经验其实在如今的时代，也具有很多值得后世借鉴的地方。汉朝的举措无疑是明智的，他们靠着这样的手段巧妙的处理了边境问题，尤其是跟老邻居匈奴那扯不清的关系。
汉朝通过"以夷治夷"的质子外交在抵御边境之地的问题上取得了全面胜利。而纳质国也从质子外交中获利不少，对本国的经济、文化都大有裨益，甚至质子本身有甚者可以迎娶公主为妻子。而质子制度作为一种外交手段，能最有效的制止战争，使两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一个相对和平的状态，对于双方的国家发展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至于质子外交的利弊，放在当时那个大环境来说是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它有助于百姓生活安定，国家稳定发展。至于那些不幸为国牺牲的质子，也只能是历史巨轮倾轧下的黄沙。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研究》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