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过是元末农民起义军借以鼓动百姓参与，吸引更多的人支持自己的一句宣传口号而已，也是他们希望借助神力和天意，来为自己的起义寻找更加顺理成章的理由。这也是古代人们常用的一种手段，在朝代更迭的时候，新的政权一般都会将自己包装成是接受天意。为此，他们都会导演一幕幕“祥瑞”景象，使得自己的行为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取一些“迷信”的手段，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说的是在元末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由于黄河决口，导致沿河州郡遭遇了水灾，紧接着又发生了旱灾、瘟疫。我们看历史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预示着要加快朝代的更迭了。由于各种灾荒，百姓饿死、病死者过半。再加上元政府官员腐败，乱发钱币，致使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矛盾非常严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于赵州栾城的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教友安徽颍州人刘福通觉得是个机会，想借机推翻腐败、残暴的元政权。他们通过宣传白莲教，来联络聚集人马。为了快速的赢得大家的信任，他们通过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来为准备的起义造势，还在百姓和教众中间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在贾鲁河开河后，韩山童等人暗中凿了一个独眼的石人，埋在修河工即将挖到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中。不出所料，等干活的百姓挖出石人后，引起了轰动，结合他们早就散布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消息越传越远。本来就对元政权不满的老百姓认为这是天意要灭元。
在取得很好的宣传效应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在颍州颍上（今安徽颍上），聚集了3000人的队伍，并杀黑牛白马，敬告天地，准备进行起义。韩山童还宣称自己是宋徽宗的八世孙，要恢复大宋江山；刘福通也为自己找了个身份，说自己是南宋名将刘光世的后代。
韩山童还发布文告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夸塞北”，并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打起了恢复大宋江山的旗号。也许他们认为这样能够聚集更多的人对蒙元政权的仇恨。可惜的是，起义还没有正式行动，就被元朝的地方政府发现，在元军的围攻中，韩山童被捕，遭到杀害，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呀！
当年五月， 侥幸逃出的刘福通仓促聚集人员发动了起义，并一举攻破了颍州。随后，起义军势如破竹，攻克了安徽、河南等多地，声势大振，很快发展到十万之众。起义军的标志是裹着的红头巾，所以又称为红巾军；又因为起义军多位白莲教徒，经常烧香拜佛，又被人称香军。
起义的形势发展得非常快，令元政权大为惊慌，元顺帝派也先帖木儿和卫王宽彻哥率十万大军前往镇压。但由于全国各地又陆续发生了其他起义，比如张士诚、方国珍等。元朝政府已是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
在至正十五年（1355年）， 发展壮大的红巾军，也想效仿其他起义军建立政权。刘福通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迎到安徽亳州，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建立了“宋”国。这个时候，我们熟悉的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是红巾军中的一员。韩林儿虽然是皇帝，但大权依然掌握在刘福通的手里，他不过是个傀儡皇帝罢了。
至正十六年（1356年），刘福通为了扩大战果，决定分兵三路进行北伐。但由于兵力分散，三路大军相继被元军打败，许多将领也都被元军杀死。与此同时，刘福通自己率军攻占了汴梁，并将这里定为都城。随着北伐的三路大军相继失败，元军开始集中力量围攻汴梁。至正十九年（1359年）八月，汴梁被元军攻破，刘福通保护着韩林儿突围出来，逃到了安丰。
至正二十三年（1366年），另一路起义军张士诚派兵进攻安丰，刘福通已是独木难支了。韩林儿派人向早已发展壮大的朱元璋求援。其实后期的红巾军早已经是四分五裂，各显神通了。朱元璋派兵将韩林儿和刘福通救出，将他们安置在徐州，这时的朱元璋还是将韩林儿作为名义上的“皇帝”的。
但毕竟，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投奔红巾军的小和尚了，为了搬掉小明王这个绊脚石，朱元璋派部将廖永忠前往徐州，迎接韩林儿和刘福通到应天，在途经瓜州时，廖永忠将韩林儿和刘福通沉入水中溺死，至此，刘福通等人建立的“宋”政权彻底结束。
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刘福通是在安丰与张士诚部作战时战死的；韩林儿是由于船遇风翻掉后，淹死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人都不是朱元璋指使人害死的。这种说法将朱元璋择的干干净净，有很明显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以朱元璋建国后大杀功臣的行为，他策划害死韩林儿和刘福通还是极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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