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地下工作者,很多人都会想起《潜伏》,都会对地下战线的人物非常敬仰。而现实中,地下工作者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被誉为"红色间谍"的郭汝槐,是我方安插到国军身边的地下工作者,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为我方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周恩来曾经说他一个人的作用相当于十个机械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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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个红色特工潘汉年,工作同样出色,在当年不仅潜伏到汪精卫的组织中,还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为延安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但是地下工作者由于工作特殊,不但不能光明正大成为英雄,在有时候还会被误会,打成叛徒。打入敌人内部屡建奇功的潘汉年,后来受了很多委屈,跟妻子一起在农场改造直到病死,直到去世后五年,国家才给他平反。

此文中要说的朱大同也非常坎坷,他也是地下党,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枪杀,却有人认为是叛徒,解放后被称为烈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朱大同,一个很多人都无比陌生的普通名字。1950年,上海解放后,朱大同被追认为烈士,并在1981年又再次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经过官方多次认证,可以确信朱大同对新中国有功,然而为何朱大同依然被许多人怀疑是叛徒汉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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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想要打入敌人内部,必须要取得敌人的信任,能在敌人内部担任重要工作,更要把自己装得非常反动,不然的话,敌人一定怀疑,怎么会对你委以重任?但这样一来,敌人信任了,局外人就会误会你,确实非常为难。

为了打入敌人内部,朱大同被捕后假装叛变,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努力工作,干了很多"坏事",被媒体大肆报道。

更有甚者,在抗战期间,朱大同还积极参与了打击抗日武装的工作。1941年1月蒋介石向在敌后英勇抗日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挥起屠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第四师奉命东撤,而朱大同亲率国民党两个营的兵力,对新四军进行过围追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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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朱大同还被日军逮捕过,但因为登报声明要拥日,没有多久就被释放,对此当地媒体都曾公开报道,痛斥朱大同的汉奸行为。

在全国解放前夕,朱大同认为时机将至,放下伪装,开始公开策反国军将领,鼓动他们弃暗投明、起义投诚,还积极策划地方武装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

但是这样一来,朱大同的身份被暴露了,军统向他伸出魔爪,把他投入大牢,并在1949年5月11日把他枪杀于上海闸北(宋)公园,当天被枪杀的不是他一个人,还有方志农、张达生、王文宗三位地下工作者。

非常可惜,朱大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处死,没有亲眼看到革命成功;更遗憾的是,在刑场上,朱大同是被国民党以叛国罪被处死的,死前还背着“汉奸”的黑锅,遭到了爱国群众的唾弃。

但是当时朱大同没有辩解,也没有忿忿不平,反而在刑场上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神情自若,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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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死刑犯在被处决之前,都会留恋人生,恐惧死亡,惶恐不安,唯独朱大同表现反常,虽然是"叛国者"但没有丝毫愧疚,在场有个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于是他就按下相机快门,留下了这个著名的瞬间。

朱大同的身份到底是"同志"、功臣,还是“汉奸”,坏人?河南人民出版社9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这本书里详细描述了朱大同传奇的一生,书是纪实性的,参与回忆记述的都是当年的地下工作者。

朱大同公开身份是国军第31集团军的高级将领,是国民党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王仲廉手下的特派员,但他却是我党安插在敌人内部,潜伏很深的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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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朱大同必须要忍辱负重,甚至冒着被同志和同胞误会的危险做一些违心的事,这对于每一个地下党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我们可以想想,国民党高官们怎么会信任一个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部下,怎么会对一个同情革命的部下委以重任?

而且当年朱大同被日本人抓捕后,是自己的上司王仲廉派人利用关系营救出来的,并不是自首之后被释放的。

由此看来,做一个卧底,一个地下工作者,不但要像电视剧《潜伏》里的余则成一样,时刻提防敌人盘查,担心身份暴露;而且还要面临同志和群众的误会,随时准备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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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敌人怀疑、被敌人杀害是没有遗憾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但是被同志、被人民误会的时候心里一定非常委屈,但朱大同在刑场上却表现得那么从容镇定,洒脱乐观,由此可见他的胸怀是多么宽广。

不过可以告慰朱大同的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政府就把他定为烈士,这位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心中有大义,何须顾小节,历史终将以正确的方式记住朱大同这个名字,和那一张临刑前灿烂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