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CEIC（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的 数据，1965年12月至2019年12月，中国市场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平均值为49.7%。低于美国（66.9%）、英国（61.6%）、日本（54.7%）等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如巴西（64.4%）、印度（59.5%）、马来西亚（63.1%）也保持着较高的消费率。
2018年，全球平均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率为 55.41%，其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比率约为65%，中高收入国家平均约为58%。显然，中国在消费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差距。
对于中国消费低迷的原因，学界一直有不少研究。“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收入差距和社会保障这样的因素，认为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完善引起居民消费不足。但现阶段我们国家整体的消费环境有所优化，居民医疗、养老等保障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电商、快递的快速发展也提高了居民消费便利度，但是现实是我国的消费规模和结构却没有显著提升。既然这些宏微观因素的优化并没有显著提升消费，是否有可能是背后的体制原因造成了中国现阶段社会消费低迷？”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在站博士后、讲师朱雅玲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
朱雅玲在2020年6月出版的学术期刊《消费经济》上发表了论文《地方竞争、公共品供给与消费》，尝试从 地方官员晋升的政治锦标赛体制角度解释中国居民消费低迷的现状。
澎湃新闻：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研究中的变量设计逻辑？
朱雅玲：我这次主要研究的是地方政府竞争、公共品供给和消费三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其实主要是研究地方政府竞争是通过什么路径或因素影响消费。
从2012年步入新常态开始，中国就一直强调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加强需求侧动力要素发展。2015年，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促进供需双侧共同发展、协同推进经济发展。选择公共品供给作为变量之一，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连接了供需两端的中间变量。
这次的研究中，地方政府竞争涉及制度、税收等，属于供给侧层面，消费则是需求侧，而公共品供给则是连接地方政府竞争和消费的中间变量。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公共品的供给，而公共品供给数量、类型的不同将影响消费。 
地方政府竞争对消费的影响路径。图片由受访者绘制
澎湃新闻：为什么选择外资占GDP比重作为标准来衡量地方政府竞争程度？
朱雅玲：这主要是因为早期我们国家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招商引资”，资本对地方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虽然现阶段中国强调要发展服务型政府，但“引资”还是地方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所以，用“外资/GDP”这一比值来衡量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澎湃新闻：您在研究中提到，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每提高1%，居民消费下滑0.271%，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负相关的情况？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对于居民消费是否有影响？
朱雅玲：事实上，文章中的结论并非绝对，地方政府竞争是否会导致居民消费降低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采取的竞争方式。
如果地方政府采取降低资本税来吸引资本，优化企业经营资本环境的方式，那么地方政府竞争会降低居民消费降低。原因有二：一是就业效应，由于资本税优惠，企业会更愿意运用资本去经营，较少使用劳动力，因为劳动力价格比资本更高，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会降低居民就业。另一个则是收入效应，由于资本税降低，企业的经营环境优化，那么在整体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的份额会相对更高，另外，资本税优惠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刺激一部分居民投资，从而导致居民消费降低。
如果地方政府采取民生性的竞争方式，比如降低所得税或者提高养老保障，居民就更愿意消费。所得税的降低可以直接带来收入的增加，同时，养老、医疗等保障的提高更有可能缓解“后顾之忧”，因此居民就会更加“能消费”“敢消费”。
地方政府竞争的激烈程度对居民消费是有影响的。通过竞争，任何单位都会实现自己的某个目的，对企业来说可能是市场份额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对政府也是一样，通过竞争，政府服务效率可能提高，辖区内的入驻企业数可能增加，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化都会影响消费。
澎湃新闻：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越高，政府公共品供给的水平就会越高吗？公共品供给主要指什么？
朱雅玲：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越高，公共品供给的水平也会越高。这与企业竞争的逻辑类似，一个企业要想脱颖而出，被消费者喜爱，需要提供更高质量或者性价比更高的产品。政府想要在竞争中获胜，或者说在晋升锦标赛中脱颖而出，就需要提供更多、更好、更符合发展要求的公共品来吸引资本和人才。
公共品供给包括许多公共品的供给，研究中主要指的是与企业发展、居民生活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品，大类可以分为资本性公共品和民生性公共品。
澎湃新闻：公共品供给对居民消费会造成什么影响？为什么？
朱雅玲：资本性公共品供给对居民消费可能产生负向影响，而民生性公共品供给对消费会形成积极的影响。后者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民生性公共品如医疗、教育、养老等可以缓解居民自身、孩子以及父母的生活压力。
其实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压力是中国居民不敢消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学区房”等现象是阻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国近年来在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地区间差异较大，许多地方政府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而资本性公共品是否能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则主要取决于资本性公共品的内容。有些资本性公共品有利于企业发展，也会吸引居民进行投资，从而降低消费。然而，道路建设一类的资本性公共品，不仅更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同时也优化了居民的消费环境，尤其是在当前电商发展迅速的大环境下，物流方面公共品的供给极大提高了居民购物便利度，对于消费也有正向影响。
澎湃新闻：研究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对外开放程度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为何会出现这种关联性？
朱雅玲：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后，很多企业由于税收优惠、经营利润高等原因更愿意进行出口业务，这有可能导致国内产品供给不足或国内产品质量较差，引起居民消费意愿不高或消费外流。
中国在前几年就面临过有效供给不足使得居民消费外流的情况，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 调查显示，2018年中国公民在国外花费2773亿美元，这其中即使只有三分之一发生在国内，中国的消费率都会有很大提升。
当然，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也优化了企业和居民进口产品购买便利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刺激消费的。正反两种影响比较下，目前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带来的有效供给不足效应超过了消费便利效应，从而使对外开放程度对居民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
澎湃新闻：从您的研究结果出发，地方政府竞争的哪种模式可以对居民消费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如何减弱地方政府竞争对于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
朱雅玲：地方政府采取民生性竞争方式，比如说所得税优惠、提高养老保障金、减免学费、发放消费券等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中国近几年确实在采取这些措施，比如义务教育学费减免，税收起征点提高等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从2012年开始，居民消费率就在不断提升，虽然增幅较缓，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问题中减弱地方政府竞争对居民消费的负向影响这样的说法是不合适的，因为本身地方政府竞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正有负，而每个地区都有其各自的发展目标。我们可以说，在国家发展方案指导和地区发展目标引领下，地方政府应尽可能采取偏向民生性的竞争方式，如提高医疗基本保障额度、加大教育扶持力度、均衡城乡教育资源供给等。
合理地利用资本、增加民生性公共品供给以及采取偏向民生性方式，既有利于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中脱颖而出，也有助于促进社会消费，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应进行一些有助于培养居民消费新习惯的公共品供给，比如对物流、电商、智能行业等进行投资，尽量避免重复性基础设施建设或者饱和性行业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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