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历史上，广州起义是一次有争议的起义。在起义前就有该不该举行起义的争论，起义之后，党内又围绕如何总结、评价这次起义举行了讨论，发生过一些意见分歧。通过对那段历史的考察，可以说广州起义是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一次重大实践，并且又一次英勇地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八七会议”召开旧址。
组织武装起义是当时的中心工作
“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临时政治局迅速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一号、第二号，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全党，并派了一些同志，特别是亲自参加了“八七会议”的同志到各地去进行传达、指导。如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
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和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的决定，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河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的武装暴动。
李维汉作为当时中央临时政治局三名常委之一，后来回忆说，组织武装起义“是我们党在这段时间最重大的任务和最主要的工作”，“八七会议”的精神就是这些武装起义的理论依据和直接的方针政策指导，广州起义概莫能外。
广东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关注和部署起义的重点地区之一。广东是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的起点，早在“八七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在决定发动秋收起义时，就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的秋收暴动，并作为中心区域，要求各方面予以配合。
“八七会议”以后，紧接着在8月9日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广东的工作，是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8月11日，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去信，传达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定，“派恩来、太雷、彭湃、陈权、代英、黄平、国焘为中央之南方局，以国焘为书记，并在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临时南方局之职权在于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9月底10月初，在得知南下部队在潮汕等地失败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立即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写信，指示迅速组织东江以至广东南北各地农民暴动，并“以围攻广州为主要目标”。
按照会议精神组织广州暴动
中共广东省委一直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准备，筹划起义，1927年8月20日，张太雷在参加“八七会议”返回香港后，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会议精神。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在全省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发出《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决议案)》，并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以配合南昌起义入粤部队一举夺取广州政权。
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了由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张发奎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随后又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起义原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前夕，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准备解散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和两个敢死队共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约2万人同时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民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歼灭市区守军大部，攻占市公安局、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当日上午，成立广州市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广州起义取得胜利。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和锻炼了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周恩来后来给予充分肯定:“党的‘六大’指出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兵时的一战，这是正确的。”
【内容来源】
周发全、邹东山:《八七会议与广州起义》，《广东党史》2008年第1期。
【栏目指导】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内容整理】王聪 章丽娟
【党史精读栏目主持人】王聪 张丽红
【作者】 王聪
党史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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