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尤越
豫泉官银钱局成立于光绪年间，是近代河南省最早的官办金融机构，创立后业务及规模不断扩大，并发行了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钞票。至民国时期，由于发行过剩、经营亏损等问题陷入困局，经数次改组收效甚微，最终宣告停业。
起：推陈出新
清末河南开封的一座城门
清末，中央财政极度匮乏，频发的自然灾害和农民起义让中央财政雪上加霜，据《清文宗实录》记载：“道光三十年十二月，户部存银子412万两，而咸丰二年十二月，已糜饷2963万两。”为了维护统治，减轻压力，朝廷逐渐放权给地方督府，如允许地方征收厘金、将捐纳下放地方、地方督府自行举借内外债等，令其解决本省问题的同时，向中央额外输送财税。甲午战后，巨额的赔款及战争消耗使清政府的收支愈发失衡，无法维持财政体系的中央集权。各地纷纷奏请清政府开设官钱局，以下放财权，缓解这种局面。1885年，新疆地区率先开设地方官钱局，1896年，张之洞在湖北设立湖北官钱局。随后，各省陆续效仿成立地方官钱局。
当时的河南省灾荒频发，居全国之首，军需、政费连年亏空。银钱兑换为钱庄所把持，各县征收赋税的制钱需在钱庄兑换成银两，再上缴布政司藩库。钱庄垄断市场，比价忽高忽低，商民深受其害。为了缓解财政困难，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河南督抚奏设河南豫泉官钱局。“开办之始，用意只在便于兑换”，豫泉局的宗旨起初仅为兑换银两，平衡物价。布政司明令规定，各县必缴田赋杂税需兑换银两者，一律交由豫泉官钱局兑换，不得再由钱庄经手。成立后即发行钱票，初期信誉良好，在商民各界颇受信赖。
光绪三十年河南豫泉官银钱号伍元票
豫泉官钱局的设立得到河南省财政的大力支持，在“原领司库成本银九万两及历年余利改作护本银一万两”共计十万两的基础上，又拨付二万两充作成本银。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清政府诏令各省筹饷以编练新军。时值慈禧大寿在即，国库空虚。五月二十日河南巡抚陈夔龙奏报，已于开封设筹款所，推行“新政”。八月一日，藩司续拨银二万两，作为追加资本，在豫泉官钱局内设立“豫泉官银号”，与官钱局名义共存并合署办公，开办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发行有银两票和银元票。光绪三十年河南巡抚告谕云：“今官钱局除现行银票外，据官钱局司道禀请，兼用洋银两票，仍就豫泉字号以归划一而便取携，应准照办。惟券票应与现银现洋相同，无论何时，见票即付，不得稍延，以昭信实而资通用。”
宣统三年（1911）九月，豫泉官钱局与豫泉官银号合并，更名为“豫泉官银钱局”。当年发行银两票一百七十万两，银元票十一万零六百元，制钱票三十余万。
承：方兴未艾
清末民初河南乡景
在治理结构方面，豫泉官银钱局仿照当时的外资银行，实行总管理处制。管理处的总负责人称为督办，候补道员黄履中任首任督办，景仲生、杜卧山、尚伟仁、杨慕时等相继担任过督办一职。督办下设会办，协助处理局内外大小事务，主管文书、稽核事项。管理处下设经理处，又名豫局，局内设文书、会计、营业、出纳四课，负责日常运营的各项业务。后来豫泉官银钱局代理省金库，又加设金库课。官府派监理官对该局进行监督。从这方面来看，豫泉官银钱局已具备了近代银行的架构模式，内部组织架构层级分明，各司其职，运转有序，外部有基本的监督机制，为日后的多元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分支机构方面，豫泉官银钱局的总局初设在开封北书店街。因经营良好，规模扩张，后迁至山货店街。光绪三十年以前，豫泉局只设开封一局，随着业务扩张，先后于商贸重镇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涡阳及省内周口、漯河、道口、清化、修武、卫辉、永城、郑州等地开办分局，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网络布局。
在业务办理方面，豫泉官银钱局的业务种类与近代商业银行相似，早期以兑换银钱、发行钱票为主，同时经营少量存放款业务。据《周口市志》载，周口分局便经营有兑换票币、汇兑银钱、汇兑税款、推行票币等业务。
存放款业务。 1913年存款744282元， 1914年存款便增长到942367元，1923年（停业当年）各项存款为5652834元，从存款额上可以看出豫泉局的业务量不断增长。而从放款额来看，1914年放款1583171元，1923年放款6812905元，放款量增长甚于存款量，由于多为官署欠款，大部分难以收回，入不敷出。
设立铜元部，经营验收、保管及兑换铜元业务。
代发行公债。代发行有七年公债、十年公债、十三年临时公债。发行公债一般是政府因预算不足或应付突发事件而向官商民众筹款的一种举措，如七年公债便是1918年四月，北洋政府以归还中国、交通两银行积欠款项为名而发行的一种公债。
发行钞票。豫泉局拥有钞票发行权，成立之日开始发行制钱票，分为一百文、一千文两种；光绪三十年（1904）增设官银号后，发行银两票和银元票。银两票分一两、五两、十两三种，票面图案为二龙戏珠，盖有布政司印，银元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种，票面图案为岳飞像，盖有财政厅印；1916年起发行铜元票。其钞票发行种类多、数量大、信誉佳，发行初期在河南境内竞争力极强。因发行新票后便陆续回收旧票，豫泉局发行的早期票存世罕见。目前见到的河南豫泉官银号银两票以及特字票，多为北洋官报局印制的样票。
光绪三十一年河南豫泉官银号
二六汴公砝平足银壹两银票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周祥编著的《清代纸币珍赏》中录有一枚光绪三十一年河南豫泉官银号二六汴公砝平足银壹两银票。豫泉官银号银两票以河南本地的二六汴公砝平为计量单位，又称“二六汴平”，一两等于36.42克。该票为北洋官报局印制，三道文式样，灰蓝两色印刷，长20.3厘米，宽11.1厘米。银票正面四周印古隶书花框，右侧书“斤直钱万二千延光四年铜二百”，左侧书“太岁在甲戌初平五年吴师作宜子孙”。该内容取自后汉延光壶与东汉双鱼洗铭文，钞票上引用汉代青铜器铭文一是表示时人对国学的推崇，二是显示河南省当时的地位和所握权力。上端印双龙戏珠海水纹样图，珠下印“河南”“豫泉官银号”七字。中部直印“凭票发二六汴公砝平足银百两整”，右旁印“为字第一百三十二号”，左旁印“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上钤“豫泉银号-中州官银号”压款章、“河南豫泉官银号”落地章、“如此至宝存岂多”“胆大心细智圆行方”防伪章，另有骑缝章半枚。
票背印有河南巡抚告谕，“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等处地方节制各镇兼管河工事务陈，为谕饬 事，照得票券之设，固为便民，亦为取信，查河南虽已银洋并用，而所用的款项，即有多寡之殊，所用之地方，又有远近之别，洋圆已分中外银色，亦判高低，今官钱局除现行钱票外，据管官钱局司道禀请兼用银洋两票，仍就豫泉字号，以归划一而便取携，应准照办，惟券票应与现银现洋相同，无论何时，见票即付，不得稍延，以昭信实而资通用，合行谕饬，饬到该银号即便遵照，切切此谕。光绪三十年 月 日谕”。加盖红色藩印，示意货币之官方法定授权。背面下方底栏印“ONE TAEL”英文面额。
银元票、铜元票、金库流通券上多印有岳飞像。如民国十年河南豫泉官银钱局改金库流通券，金库流通券只见壹圆面额。此券直式，长12.8厘米，宽7.4厘米。正面为绿色，四周印花框，四角为面额“壹”，框内上端印“河南”“豫泉官银钱局”，加盖“金库流通券”五字。中央印岳飞像，下有“岳武穆王”四字，右边直书“完粮纳税一律通用”，左边直书“中华民国十年印”，票上盖有“河南财政厅印”。背面为红色，中部花框里印有“$1”“ONEYUAN”“1921”字样。如是流通票则中部方框内钤印“河南财政厅印”，下部椭圆框内印“金库担保”。
民国十年河南豫泉官银钱局金库流通券壹元
转：每况愈下
辛亥革命后，河南省财政吃紧，以发行钞票作为筹款办法，试图填补财政资金缺口。光绪三十一年（1905），豫泉官银钱局发行银两票964000两，银元票1451000元，制钱票447381串。辛亥革命当年，发行银两票1700000两，银元票110600元，制钱票三万余串。相比于12万两的本金来说，豫泉局每年的发行额都远超其准备金数量，难以满足市面上的兑换需求，也使该局没有足够的资金应对各种情况。由于发行过量，票价难以维持，只得收回整顿。
经整顿发现，豫泉局不仅存在发行问题，还面临亏损问题。民国元年（1912）5月，“经藩司王祖同派员清理，始悉局中共负债额80.4万两有奇，而局中现存银两、银元、制钱三项并计不过7.2万余两，即连地址股票在内价值并记在内，亦不过8.97万两”。由于滥放贷款、分红过多、长支短借等原因，豫泉局亏空严重，入不敷出。为了减少亏空，除保留郑州、周口两分局外，其余各分局陆续撤销。
河南省政府并没有因豫泉局面临亏空日增的困难局面而放弃这个“钱袋子”，反而陆续以财政困难、军饷紧缺等名义向豫泉局借发纸币70余万两，并以强制政令来维护钞票的流通。1916年底，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发出政府告示，说：“豫泉样票、钱票通省行使，完纳丁、地、漕、粮捐税，与现洋钱一样，各商店也要一律收用……”1917年3月，河南省省长田文烈为支付军费开支，又将45万元豫泉新钞加盖军用戳记配现洋纸币发作军饷，豫泉钞充斥市面，不能兑现。该局每次发行新钞，都由省财政厅按县分摊，强迫民众接受。但民众使用纸币用来缴纳粮税、购买车票时，该局又拒而不收。
吴佩孚
由于军阀混战，轮番控制豫泉官银钱局，所发钞票种类愈发繁多，金库票、军用票、军用作现票等都有发行。所发钱票的流通力在吴佩孚雄踞洛阳期间达到巅峰，“吴氏势力所届，该行钞票无不通行”。
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因为袁世凯垫付大量警饷而钞票发行过多，陷入挤兑危机，越来越多的钞票持有者要求兑现。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交通银行一度停兑，进一步激化了兑换矛盾。豫泉局发行钞票本就票值不稳，受到波及卷入挤兑风潮，价格一再下跌。开封各钱庄因存有大量豫泉钞票而损失巨大。1921年4月，时任河南财政厅厅长的王光第强令豫泉官银钱局再发新钞10万元，激起开封商界强烈不满。开封商界于5月1日起全体罢市两天。1922年，河南省财政厅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将印有岳飞像的银元票兑现了一部分，其余钞票全部成为废纸，百姓蒙受重大损失。
合：终成定局
民国十二年河南省银行银元券壹元
1922年，河南省政府发布《整理河南财政计划书》，其中提及“豫泉官银钱局”，虽承认豫泉官银钱局“为本省唯一之官办金融机构”的地位，但已决心重组豫泉局，整理河南金融。重组要求为“拟待规定票洋之基金存逾三十万元之后，即改为河南银行”。并令豫泉局设立培训班，为改组后的省银行培养所需人才，做好改组准备。
1923年，吴佩孚驻扎洛阳，一时洛阳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吴佩孚意欲在此大有作为，而此时的豫泉局正面临着经营不善、信誉下降的困局，无法满足吴佩孚筹措军费的需求。吴佩孚便派其表侄陶积福和第三师军需朱友良前来接管豫泉官银钱局。后又制定《河南省银行章程》，筹备成立河南省银行。7月，豫泉官银钱局正式被河南省银行取代，退出历史舞台。
河南省银行在短暂的4年营业生涯中，没有吸取豫泉官银钱局滥发钞票的教训，仍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大肆发钞。不仅在豫泉局的基础上发行数量增加一倍，且印制大面额的地名券，随印随发，导致货币迅速贬值。发行不久币值就按6折行使，1926年跌至1折、2折。
1927年六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到达河南，吴佩孚兵败，冯玉祥再次主豫。冯玉祥委任军需处处长魏宗晋为财政厅长，试图力挽狂澜，拯救河南省银行颓势。但此时的河南省银行已信誉全失，积弊难除，魏宗晋便主张筹建新行，河南省银行至此宣告停业。
河南省银行与豫泉局停业的原因有很多相似之处，豫泉局难以为继的种种迹象早已显露无疑：河南与沿海沿江的口岸城市相比，先天不足，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为主流，受西方经济、金融冲击较小，不像上海、天津等地，伴随商贸、经济迅猛发展的浪潮，迅速形成了可与外资银行相抗衡的华资商业银行阵营。河南的金融业发展相当缓慢，豫泉官银钱局的成立不止出于经济自然发展的原因，更是源于政治原因，带有浓厚的地方官僚封建色彩，也造成后天。后期随着军阀混战，豫泉成为各路军阀的钱袋子，导致亏空严重，放款近70万两，40万两充作军费难以收回，普通欠款中也有因借款人破产、经办人审核不慎等原因导致不能收回。豫泉官银钱局具备发钞权，且得到官府的大力扶植，初期经营良好，钞票信用很高。但到了民国时期，货币发行量剧增，票价贬 损，且刺激物价上涨，造成通货膨胀的局面。 又由于发行准备不足，现银准备金只占发行额的 14%，受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开封分行挤兑风潮的影响，所发钞票最终失去信用。 辛亥革命后，查出该局亏空严重，总办侵吞公款，监守自盗，管理混乱，也促成了豫泉官银钱局的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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