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董永的传说在至今还在翻拍电视剧，大多是根据极少的文献而延伸而来的，这个东汉末年的故事是如何一步一步流传至今的呢。这个传说分为了三个阶段、两种传播方式和三个传播中心。这些阶段把董永这个传说一步一步的丰富其中的内涵，而且这种口头传播的非物质文化遗传更能体现这个故事的传奇色彩。
董永的历史原型是在两汉之间的故事，而且在后来的朝代之中董永的故事都是在后人的不断补充中才逐渐完善的。从两汉的高昌侯开始，宋代董永多籍贯的衍生，这都是地方传说的产物。七仙女代表着民间的织女，两者分离出来成为了董永遇仙的传说的过程。这个传说流传至今每个时代都注入了丰富的民俗内涵，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代表着每个民俗理想的民间结果。在黄梅戏的改写后，董永的故事获得了新的生命，同时也埋下了新的传说。这种传说形成了很多的文化景观，这种口头文化遗产在如今确实面对着消亡。
董永和七仙女
中国古代六大传说，董永遇仙是民间最具有特色的传说，因为董永的原型正是平民，所以代表了广大百姓的美好愿望。与其他的传说相比，孟姜女哭长城拥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但是它的境情节机构却十分的单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起源于六朝，但是中间的剧情确实没有完整的补充，一直到了明清时候后人才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补充完整。白蛇传更是在唐代的志怪小说，没有成型，再者昭君出塞拥有着很多的政治内涵。孟姜女的故事不在于老百姓平淡的耕织生活，梁祝故事文化太高百姓读不通，牛郎织女不在人间，昭君更是宫中与百姓相隔遥远。而董永的传说最能够代表百姓的生活状态和理想，孤儿到兵部尚书。
董永本来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后来成为了奴隶这是社会最底层的地位，这与他的历史原型完全的不同，因其传说于民间，所以附着了民间的生活理想。在七仙女离去之后董永的结局确实没有了，但在宋开始，董永的结局开始不断地丰富，董永不仅变成了饱读诗书的江南人而且在与仙女分别之后娶了富家小姐和被朝廷封官。也就是说在宋代董永的身份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仙女从捍卫时代高贵脱俗的女神形象开始了变化，到了宋代就已经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寡妇，两个人不同身份的变化说明了民间理想的变化。
董永卖身葬父
一、董永遇仙传说的起源
最早记录董永遇仙的故事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7年-147年，故事发生在东汉时期，这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故事。这个故事包含的内容有两个文化：孝文化和仙文化，孝感文化和遇仙文化是两个故事发生的前提，这也是董永故事诱发的文化原因。孝感文化是古代社会对于孝行的重视，拥有着一套自身的政治和伦理。孝行是天人感应理论成熟之后孝文化的发展，在于西汉时期，这也是为什么董永故事是天人感应理论对应的孝文化改造催生的产物。
孝文化的起源是在西周的时候，孝的含义在西周十分简单，尊祖敬宗，生儿育女。这就是简单的孝文化，而随着孔子把孝文化和礼仪结合在一起维持社会、家庭的稳定和平衡。孝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高的准则，这种观念在汉代才开始逐渐走向神秘化和政治化。孝在先秦的时候，孔子关于孝的论断主要是倾向于家庭伦理层次，而到了汉代的时候孝文化就成为了明确的政治诉求。孝的政治化前提是对孝的神秘化的认定，将阴阳五行与孝观念捆绑，从而将孝德观念进一步神秘化。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记载：“子曰:《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节选
董仲舒的把这种神秘化之上的孝观念在两汉的施政方针具有重要的地位，董仲舒把孝德政治化向民间开始延伸，上下互动的遵行在汉代使观念终于形成了系统的孝道理论。孝德意义从追孝到善事父母的演变，其实是从贵族化到了平面化。孝敬父母在孔孟的理论中孝文化成为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就是董永故事的原型，因孝行而遇仙的美丽传说无疑只是东汉时期民间观念的再创造。
神仙的文化来自于圣人和帝王的来历，凡人女子不管有没有丈夫，怀孕的过程都是十分隐秘的，神通过某些介质使女子怀孕，这些生下的孩子就是天子、天女。这是都是神人交配，到了民间董永的故事是一种仙人配，也就是民间的神人配。神仙的观念来源于阴阳家与道家思想杂糅的产物，这是起源于远古时代对生命的依恋之情。老庄的思想对神仙形成了重要的理论的指导意义，这些仙人的身份不仅倾向于民间，而且特别看重那些社会边缘人物比如说是世外高人、道人、和尚，这就是神仙起源的时代。
董永也是十分典型的遇仙人形象，但是没有性爱成分，也没有成仙的宗教目的，董永遇仙的故事所包含的更多的是孝感主题，在后来的仙人文化融合后才最终拼凑完成，这个过程是十分漫长的。
董永七仙女文化园
二、董永遇仙传说的演变
董永遇仙的故事在汉代完成了孝和仙两个核心要素搭建之后，故事的剧情基本上是定型了，但是从东汉中年开始，董永的传说在民间的口头传播更是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各种口头形态不可能完全的被所有人知道，所以以口头传播的结局只有两个：文献的记载一部分，或者在传播过程中演变越来越复杂。唐宋时期的动用传说分为了雅俗两个方面，雅自然是文人层次，脱离了民间传说的土壤开始向文学笔录中记载。
董永遇仙拥有了唐代话本，这些话本在勾栏瓦舍中传唱，《董永遇仙》的故事语言缺乏文采大多面向与百姓，所以说这话本大多是根据民间艺人自身文化程度的改变，内容语言朗朗上口容易记忆。这是一种传唱者和受众者两个群体互动的结果，这种传唱会根据面对对象的口味与要求不断地发生变化，这样才能满足利益驱动的原则。这种互动式口头传播的方式与民间传播有所不同，董永故事的传说宣传的目的是孝道，随着故事的开展，孝道的宗旨逐渐被忽略结果产生了对立的一面。
勾栏瓦舍的传唱
在唐宋时候佛教也是十分兴盛的，所以董永遇仙的故事不断地更新还需要借助了民间宗教的不断渗入。董永传说本来是起源在中土的民间故事，经过佛教语境的传唱就成为了百姓无法思考的更高境界。佛说善人终有善报，但从整篇的故事上来看，佛教的因素掺入的只是很零散、表层的，这与故事的脉络现得十分不合理。可见故事的内核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上，但是在道家因素的比重上来看，道教的因素更是符合了民间观念和理想的反应，自宋元开始佛教的因素几乎都被清洗出这个传说的视野之中。
宋后的系统化民间道教因素彻底清除了五代的佛教因素，道家的各个神仙完全占领了这个古老的传说，在它发生的时代，董永的世俗生活依旧是故事的主体，仙女下凡不过是一段小插曲，董永卖身葬父情节依旧很大，在明清时代的戏曲文本中，才把重心向仙女倾斜，结果董永行孝只是一个前提和背景。
七仙女
三、董永遇仙传说的完成
元明时期董永的故事成为了传说时期，戏曲在元明时期成为了中国民族娱乐的共享资源，古老的董永遇仙主题在戏曲创作和表演的大潮中获得了生根发芽的土壤。这个传说的戏曲模式在民间广泛的传播甚至达到高潮成为主流的传播作品。各种各样的杂剧剧种纷纷上演，而黄梅戏的《天仙配》成为了一枝独秀，成为了最新的经典，至此开始董永遇仙的传说情节模式已经定型，在后来的两千多年的今天，完成了传说的情节演变，导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没有广泛认同的新模式可以取代。
之所以在黄梅戏称之为最后的完本是由很多的原因的，首先黄梅戏中的情节和模式都没有脱离和超越以前的结构，不管是多少种地方的曲艺、戏曲扮演过这个剧情，也不管取了多少名字，所有的主要情节都在唐宋模式中找到根源，新时代所窜入的各种新因素都是修建或者略微的改变。戏曲董永情节的主题都受制于戏曲传播的手段和戏曲从业人员的观念。严格地说戏曲董永不能叫做民间传说，这时的戏曲从业者与唐宋讲唱者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在改编、演唱剧本的同时与观众互动关系却没有改变。
黄梅戏《天仙配》
《曲海总目提要》记载：一名《天仙记》，按本剧又名《织绢记》及《卖身记》。据刊本,系梨园顾觉宇撰。按,顾觉宇,明末人,字里待考,另改仃有《跃鲤记》、《娣袍记》演汉童永行孝离身路遇织女事,以仙女织锦偿佣直,故以为名。性名关目,多系增饰.至以董仲舒为永子,系仙女所生,且云仲舒名祀。
董永遇仙的传说在元代就已经戏曲有了缘分，最终能够名扬于世，形成经典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宋话本之后都没有发现董永遇仙已经进入了小说的视野。明末的戏曲选本在清初就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在民间拥有着演出市场，在清末民国各种剧种都移植了董永的故事，只有相应的情节调整和内容侧重，同时各种剧种又形成了称呼该剧的专有名词。比如说《天仙配》、《七姐下凡》等多个名字在全国数十种剧名，不过这些戏曲大多是在社会底层活动，没有全国统一的模板，所以导致我们对于董永遇仙的故事十分的模糊，因为需要长时间的去理解董永的故事发展历史才会明白。
结语
生活在凡间的七仙女和董永
孝感文化是一种历史的文化概念，主要是农耕社会调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在当代家族与大家庭解体的情况下，孝文化不是唯一的方法。无论是董永还是仙女都还是有历史原型的，仙女是虚幻的理想，存活在人们的精神家园中，而董永的具体化和历史化就能体现出当时的文化思想，以孝治天下。在我们今天来看为什么故事多杂，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文献留下的十分稀少，而且大多是口语相传，这就缺乏了明确的故事情节，再者这种故事的文本很容易受到当时思想的变化，比如说佛教和道教的渗入将故事的内涵相应的改变，但本质的孝文化却不会变。随着地区跨越的不同，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系统和文化遗迹。
黄梅戏是董永故事的新的生机，严凤英将七仙女的形象再度复活，也把这个即将消失的传说再次复活，黄梅戏也将董永传说获得了最佳表现形式，也把这个古老传说再度流传下去，在今天我们依旧能感受到董永孝子的形象。从东汉时期到明清时期董永孝子的形象不断地丰富，而织女的形象却也有不小的改善，从天上的仙女到民间寡妇再到仙女的蜕变都展示了每一个时代的百姓大众思想。
参考文献：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曲海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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