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我们印象里的文人雅士都是风度翩翩，作词作诗张口就来，但这不代表这所有的文人雅士都是这个样子的。近代我们知道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就是弃医从文，在古代也有这种文人从医的社会现象。文人从医顾名思义就是从文人的身份转变为医生身份，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现象，由于某种原因，文人不得已开始学医，一方面促进了古代医学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者的社会历史地位的变换。文人与医生本身就不是一个阶层的人，文人在宋代以后地位就直线上升，而医者则一直在社会的底层发展。
文人从医是一种不能够忽视的社会现象，在蒙古族统治的元朝，草原文明对于农耕文明的冲击是不容小觑的。文人的地位没有以前的高，或者说是汉人的地位没有以前那样的高。元代文人在从医的条件、状况、地位等都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拥有了特殊性。文人从医称之为儒医，儒医这一词出现的地方正是北宋年间，北宋称之为文人的天下，随着儒家思想对于医学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文人对于医学则是更加的重视，并且懂医的文人越来越多，此时的医学队伍越来越庞大，医学队伍的素质也越来越高。
古代儒医
儒医是弃文从医的人，也可以是拥有儒学素养的医生，成为古代儒医的因素有这么几个：因病失治、科举未中、当官不得志、乱世所迫、养生防病等多个要素。统治者对于医学的观念通常是“不为两良相，便为良医”“知医为孝”，这一系列的观念影响了文人选择从医这一途径。对于中国古代儒士从医或者说对医的认识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对于医学的认识程度也是不尽相同，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自身喜好等多个方面拥有着很大的关系。
元代从医的文人在医学中心转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元代是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时代，四等人的设置将大量的汉族文人在政治中趋于边缘化。许多的汉族文人的政治抱负根本就无法施展，所以相比少数民族来说，从医的大多都是些汉族的文人。元代文人从医的方式主要是有两种，一种是指编辑医书不参加医疗活动，这就是理论型医者；第二种则是参与到医疗活动之中而不参与医书的编辑。在元代通常是第二种培养方式，进入医生的职业领域称之为兼职或者是专职的医生。
元代儒医
一、宋金以前的儒医
儒家重人文轻科技所以在长一段的历史时期内，医学都称之为下流的技术，为文人所不齿。一直到了宋代，医学得到了发展、统治者提倡的多重原因下，医学的理论才受到了文人的重视，文人从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到了金代更是出现了很多医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在上古时期的时候，医学和巫学是不分家的，巫是古代最早的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公共事务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能通晓天文还能直接参与国家的政事。这里的天文代表的是能够沟通鬼神，所以巫医不仅能沟通鬼神还会医药。
商与西周时期的巫医大多是由“士”来担任，不只专注医疗也能够参与国家的政事，属于一种贵族的阶级，地位也是十分的高。但是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形成了以谈论、藏书、文学而议论的文人阶层，医生在国家的事务中就不会那么的重要。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巫和医开始分流，医生更注重的则是治病用药，形成了自身专门的职业。一直到了汉武帝的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其他的学问则就成为了低等的。医学因为技能型和行医获得钱财的职业特性被认为与儒家的“仁义”背道而驰，所以说官方对于医学的态度也是十分的轻视。医生方士等人依靠技艺谋生的人，极尽所能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
上古巫医
《史记》记载：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
医术不受到重视导致了医生历史地位的低下，能在历史上留名的更是凤毛麟角。值得注意的是，文人耻于学医是在重视理论轻视技能的这种社会风气下形成的一种普遍性的思维。但是实际上，儒士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在读书的过程中，即使不钻研医书也是会接触到医药的知识，因为古代的各种各样的书籍之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一些医药的内容。
二、宋金时期的儒医
传统医学到了宋金时期的时候，本身就已经相当的发达，而宋金朝廷对于医学也拥有了不同的认识，所以对医学十分的重视。在医学的制度上，宋代沿袭唐的制度，并且进行了改革。隋唐时期设置太医署主管医学教育和医政，宋代将太医署改为了太医局，主管医学教育，并创立了翰林医管院来对于医疗进行管理。宋代的统治者对于医学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两宋期间，共颁布了830次医学的诏令，北宋535条，南宋302条，是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
太医馆遗址
医学受到了官方的重视，就会促使文人对于医学态度的改变，而医学的发展更为文人从医提供了思想的准备。宋代理学家把“仁”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强调一种更为普遍的爱，这样一来文人从医不仅能维护儒家的伦理下的君臣关系，而且还能上升到更为广阔的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进入仕途再也不是唯一能够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路，在他们完善自身的同时，更关心一切的济世学问。
医学作为一种“活人”之术自然成为了儒士关注的焦点，所以有更多的儒士认识到医学的重要性。儒士对于医学的普遍认同，使其更愿意亲近医学，再加之仕途不顺或者是其它的因素，宋金时期更多的文人选择入医门来实现“济世”的报复。在宋金时期，不仅儒士从医的状况多见，弃文从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急备千金方》记载： “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 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黙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 悲喜舍之徳;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
《急备千金方》
宋代儒医的著作大多是泛泛而谈，秉承着格物致知的治学态度，将阅读医书纳入了自身的治学体系之中，把阅读医书作为自己学术修养之一。通过研究医书，掌握了很多的医学知识，编纂写医籍表达自己对医学的见解。由此而看，虽然宋代有很多的文人从医，但是对于医学的掌握程度来看还是很有限的，对于理论知识的推动是非常小的。
三、宋金儒医的特点
编辑医书是儒士参与医学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但是编纂和校勘医书所根据的不是医学知识，而是文本知识。这样的话虽然能对医学文献的整理拥有了贡献，但恰恰阻碍了医学的创新和发展。金代的时期正是医学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繁、瘟疫横行的社会状况给医生提供了很大的实践空间，整体较为轻松的学术环境，这也是利于医学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尝试。金代的医学者能够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践，补充、完善各种的中医理论，进而带来了医学上的繁荣。
神医华佗
金代医学家中就有很多的儒士从医的代表，比如张元素，此人二十七岁因为科举未中榜从而弃文从医，治病用药根本不拘泥于古代的方子，而是根据气候的变化、患者的体质等不同的情况下用药。并且还创下了脏腑热虚的辨证理论体系，奠定了易水学派理论基础。这是古代医学的理论创新，不仅从实践出发而且创立了中医学历史上的重要一个流派：易水流派。
《外台秘要方》记载： “臣承命，以其书方证之，重者删去，以从其简。经书之异者，注解以著其详；鲁鱼豕亥，焕然明白。”
中国古代文人从医的现象早已出现，但是从宋代开始，才拥有更多的文人在观念上认同“医”的价值，所以宋代以后儒士尤为普遍，并且还分为了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编纂医书、研究医书为主，这种文人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医生的职业领域之中，很少拥有行医或者是诊病的经历，更多的则是撰写医书来表达自己对于医学的理解。这种从医方式的意义主要在于对医学知识的传播与保存之上，由于缺乏实践，文人对于医学的认知程度上不深且不成体系，对于医学本身的发展没有太大的作用。
张元素
另一种则是儒士直接参与医疗活动之中，依靠自身的医学素养在医学实践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完善自己的医学思想。不仅医德高尚，也常常能提出创新性的见解或者理论，从而涌现出许多的名医大家，为医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宋代文人的私人著作是很多的，而且有一部分的著作专业性是非常强的，但是对于和理论性的书相比还是比较少的，这也是理论性的发展的不足之处。
结语
文人从医是古代社会中一种别样的社会现象，文人从医有利于促进医学的发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者社会地位的变化。医学作为一门技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是为文人所不齿的，一直到宋金时期统治者的重视、理学发展等多重的影响下，医学作为活人之术的社会价值逐渐为儒士认可，儒士之中开始弥漫着学医的风气，儒士从医的现象更为普遍。
儒士从医
元代作为金后的王朝，当时的文人也是多有尚医思想的，在长期的战乱之中，文人颠沛流离，蒙古统治者也没有认识到文人能够拥有什么作用，文人丧失了长期以来的优势地位，生存的环境很不理想。入仕本来是文人最为重要的出路，但是元代的时候科举停废，使得大量的文人难以进入仕途。元代的统治者对于医学的重视程度十分高，甚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医疗制度，以太医院总览天下医政，在各地区培养医学人才，大大提高了医学的地位。
此外，许多医学家在元代得到了重用甚至进入了仕途，此类种种都是促使元代儒士从医的因素，这些儒士或因母亲生病或是为了谋生，又或许因为兴趣抱负等多个原因进去了医学的领域。虽然儒医可以在医者群里占有主流地位，因为他们医术高超又有很高的声望，能在社会上拥有一定地位。但是总体上来看，医学是低等的地位现象并没有改变。虽然文人不鄙视医术，甚至在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之时还希冀自己能通过医术达成“济世”的理想，但这总给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感觉。其实在儒士的眼中，医是儒的附庸，地位始终在儒之下。
参考文献：
《外台秘要方》
《史记》
《急备千金方》
《外台秘要方》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