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璟璟
近日，上海闵行卫健委开具了该市控烟违法场所的首张“顶额罚单”，位于虹桥镇的一家花鸟市因控烟不力被罚3万元。去年该市场就因未履行禁烟义务等问题被罚2500元，此次属于“再犯”和“顶风作案”，依据规定处以顶额罚款。（澎湃新闻）
近年来各地与“控烟”有关的立法层出不穷，并且每每都被冠以“最严”的前缀。而今，随着一系列典型执法样本的披露，立法控烟的威慑力及其对社会行为的正向引导功能，正逐渐凸显出来。
早在2017年3月1日，《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就已生效实施。时至今日，三年多过去了，史上首张控烟违法场所“顶额罚单”可谓姗姗来迟。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的严惩重罚，还是显得太少了。须知，抓负面典型易，保持日常的强势监管难。实际情况是，控烟执法平时几乎没什么存在感。公共场所“控烟”，主要还是靠个体自觉和内部管理，但前者极不靠谱、后者形同虚设，吸烟者旁若无人吞云吐雾“殃及无辜”者不在少数。
相对而言，上海关于“控烟执法”的制度配套，还算是较为完善了。比如说，明确了卫生健康委监督所环境卫生监督科负责“监督检查”，并梳理了规范化的工作流程。然而，对于许多城市来说，专项控烟执法经费或执法人员的不足却是常态！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公共控烟”更多仍是倡导性的、柔性和虚置的。只能时不时逮几个样本用以“警示教育”，却无法建构长效的、广泛覆盖的刚性控烟体系……大多数人质疑“二手烟并未减少”，就是根源于此。
显而易见，上海开出首张控烟违法场所“顶额罚单”，为各地的控烟工作，树立了范本、传递了信心。而与此同时，这一消息也强化了公众关于更严控烟的期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闵行区共检查公共场所16093户次，处罚场所33家，金额95900元，处罚个人13人，金额800元——相较于公共场所烟草之害泛滥之甚，如此“迷你”的执法体量、执法成效，俨然就是毛毛雨。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了。
三万块的“顶额罚单”，没办法掩盖公共控烟的某些根本性、长期性缺陷。如何动员和接纳公众就“控烟违法”线索的举报？如何开展更快速、更有力的控烟现场执法？常识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控烟，只能建立在强势监管、较真执法的基础上。之于此，我们何时能真正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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