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者多劳”恐怕早就是人们的共识了,纵观历史,无论哪个国家、团体或其他各种各样的组织,有能力的人身居高位,越实干的人才承担越多的责任,如此一来,国家才能处于正常的秩序之下,才能谋求富强。然而,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一些人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就如二战中的日军。早有这样的说法:日军中真正精干的军官都在中下层,决策层几乎个个都是庸才。实际上,当时他们也有难言之隐。
背后的症结源自于一种被称为“吊床号制度”的人才选用制度,为方便理解,我们可以把这种制度视为如今一些体育联赛的选秀制度:根据身体素质、技术和实战表现等,人们给参选球员排个号,排名越往前就代表球员越有潜力,越值得投入资源重点培养。吊床号制度类似,顾名思义:当年轻军官在军校读书时,校方就对他们进行评估,然后给每个人的铺位上都贴上标号,排名越靠前表示成绩越优秀。
为鼓励年轻军官自发上进,西方列强多多少少做过类似尝试;而标准的吊床号制度则由日本明治时期重臣、“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所创。原来,在此之前,日本海军被山头垄断,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有“四强藩”(即萨摩藩、土佐藩、长州藩和肥前藩)。门阀和利益集团实现了垄断,人才的进阶和任命等都由他们说了算。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打破这一小撮人搞出的小圈子对日本海军建设的阻碍,山本权兵卫创立吊床号制度,鼓励年轻人自发奋进,争取更靠前的名次。
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决策的初衷是没有问题的,但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好的制度需要好的土壤,显然,那会儿的日本根本无法消化它。
众所周知,日本人社会秩序森严而压抑,一般情况下,下级要无条件服从上级;上级军官甚至可以随意辱骂属下,后者还得把这视为一种历练。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在军校里,只有按部就班、老老实实的学生才更容易获得长官青睐,于是在判定成绩时,一些“刺头”就更容易吃亏。这类人中有个著名的典型——石原莞尔。
用比较俗的话来说,石原莞尔就是个“天才”。在陆军大学时,他的同学每天都废寝忘食地学习,只睡四五个小时;石原莞尔倒好,每天就用一小部分时间正儿八经学习,剩下时间要么去看“课外书”,要么干脆跑去找人浪。即便如此,石原每次考试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你说气不气?根据资料记载,他甚至还坐庄开赌场,而身为同僚的第二师团长官马奈木敬信干脆直接吐槽:石原身边都是黑社会和无赖地痞,正常人哪能跟他玩得来!再加上石原莞尔本身就是个“后浪”,家里有钱有势,根本懒得搭理那些唯唯诺诺的伪君子。因此,当他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刚好”获得了第6名的成绩——要知道,前五人才能拿到天皇御赐的怀表。
1918年,石原莞尔又“恰巧”以第二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按照吊床号制度,只要在同届里他不是第一,那么总有人能压他一头。实际上,石原莞尔也确实因为自己的离经叛道而很快遭到冷落。值得一提的是,在著名的“石原构想”中,他并不提倡盲目扩大战争,而是步步为营;石原莞尔认为战争将会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那时,战争将会变成集权国家(德国、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主要指美国)的决战,而这也是人类两种主流文明的较量,这将直接决定人类的命运。要知道,个中牵扯到许多与咱中国有关的利益,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果他的主张受到日本高层重视,那么历史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吊床号制度对二战日本陆军影响巨大,在海军中则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
偷袭珍珠港的行动中,山本五十六一早就做了这样的预测:做贼都胆小;南云忠一就是个贼,因此,当他一击得手,肯定首先会没命地逃跑。果不其然,正是南云忠一的短视,使得日军未能将战果最大化。那么,既然山本五十六一早就把事情看得透亮,日本海军之中又不缺干才,例如时任第二航空战队司令的山口多闻就是一位航空兵作战专家,南云忠一还是硬被安排到了如此要害的位置上,将错就错呢?原因也简单——当时,只有南云忠一够资格。
原来,当时第一舰队司令高须四郎中将、第二舰队司令近藤信竹中将均为海军兵学校第36期毕业,虽说这两位资历够高,但实在不是偷袭行动总指挥的合适人选。山口多闻倒是能力有余,但他为第40期毕业,纵使他毕业时年仅20岁,成绩优异,是名满日军的未来之星,但你资历不够,只能给别人打下手。挑来捡去,高层只能临时把第36期第7名毕业的南云忠一拉来应急,算是个无奈的折中之举。而在二战时日本海军中呼声极高、于战争尾端才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的小泽治三郎仅比南云忠一晚了一期,玩了大半辈子舰艇和航空兵的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看着外行指挥内行。
有意思的是,被吊床号制度坑得最惨的,小泽治三郎绝对算一位。
作为二战中日本海军中数得着的人物,他的军衔只有海军中将(连南云忠一都在死后被追授海军大将)。按照规格,小泽于1945年5月19日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后,最少也该晋升为海军上将意思意思。然而考虑到南东方面舰队长官草鹿任一中将是第37期21号,南西方面舰队长官大川内传七中将是同期第41号,小泽治三郎(同期第45号)如果晋升,那么这两位要么也晋升,要么只能调走,“高升”到别的职位上。诸多不便下,小泽只能识趣地“主动”拒绝晋升。也正因如此,即便到了这份儿上,很多“属下”还不听他指挥。
这其中令人瞠目结舌的小故事还有很多,例如在1930年,日本海军决定裁军,同样是大佐军衔,吊床号靠前的先晋升为少将再裁(美名曰“荣誉晋升”),靠后的则直接裁。别看只差一级,待遇和地位都差了一大截。
在这套刻板到令人发指的制度的戕害下,二战中的日军如同一潭死水,甚至比四强藩把持的时代都好不到哪儿去。为了符合制度要求,让“够资格”的人坐上高位,强行令外行指挥内行,这种事情在当时日军中可谓是屡见不鲜。如此一来,战时日本把开局一手好牌玩坏,甚至祭出各种迷惑行为,这似乎也不怎么难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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