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匡庐之得名与慧远《庐山记》辯一文后 也談庐山得名

2020-08-06 18:04:35 江西地名研究

读了姚公同志所写的《匡庐之得名与慧远《庐山记》辩》一文后,(载一九八一年《江西社会科学》第一期,以下简称姚文。)很受教益,颇多启发。姚公同志提出了晋慧远《庐山记》非慧远所撰,而是后人假托的伪作。论证颇详,令人信服。对有晋一代中国南方佛教大师的著述,敢于质疑,并著文辨析,使一向认为著作权属于慧远师,竟流传千余年无人疑惑的作品,从而发生了动摇,诚不失为卓识之见。

姚文篇末论述“匡庐”之得名,结语谓“庐山的种种异名,皆派生于敷浅原一名”,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这一点我以为犹可共商。本文拟就庐山何以名之为庐山?是否因匡俗之庐室而得名?谈谈个人浅见,就教于姚同志暨海内方家。

庐山一名。最早见于《史记河渠书》:“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司马迁写这话是在汉兴七十年后,武帝刘彻在位之时,可知已定名为庐山了。考司马迁的行踪,其登庐山,据《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过梁楚以归”。司马迁二十岁遨游大江南北,果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则在元朔三年前(公元前一二六年)称之为庐山了。又据《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冬(前一O六年)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在史记封禅记》里也有这一记载:“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司马迁扈从封禅随驾到九江,在《封禅书》赞论中可以找到证明:“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可知这次登庐山却在元封五年。较元朔三年要晚二十年的。则在此时才有庐山之名。在此以前,也即是说武帝即位以前的先秦与汉初典籍中,尚不见有称“庐山”之名。然自汉兴迄武帝建元六十年来,关于庐山的地望,史书有没有记载?庐山得名究竟何时而始呢?

要谈这些问题,还得重引《水经注》:

《豫章旧志》曰:“庐俗字君孝,本姓匡,父东野王共鄱阳令吴芮佐汉定天下而亡,汉封俗于鄡阳,曰越庐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术,遂寓精于宫庭之山,故世谓之庐山,汉武帝南巡,睹山以为神灵,封俗大明公”。

慧远《庐山记》曰:“殷周之际,匡俗先生受道仙人,共游此山,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矣。”

周景式《庐山记》:“庐山匡俗,字子孝、本东里子,出周武王时,生而神灵,屡逃徽聘,庐于此山,时人敬事之。俗后仙化,室庐尚存,弟子睹室悲哀,事如乌号。世称庐君,故山取号焉。”

郦道元引录三代,旨在说明他的“斯耳传之谈,非证实也”的论断,要后人不必信以为真。试看庐山得名是因匡俗曰“‘越庐君’,故世谓之庐山”;“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矣”;“室庐尚存,世称庐山,故山取号焉”。认为全是不足据的说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主见。

所谓庐山得名是“斯耳 传之谈”这一点是对的。 而三书中有不有可资微信的资料呢? 那就需要持重甄审,细致鉴别。 以三 书著作时代的先后而言,其间相距一二百年,其中说法可靠的程度也不尽一样,似不能一概笼统予以抹杀。

姚公同志对于三书作者及存失情况,该文作了精密的研究与详尽的论述,我以为确然可信。本文正是承其先修之功,从而能有启发。如慧远的《庐山记》,姚文认为“慧远决不可能去写象《庐山记》那样称引神仙,为道教作宣传的文章”,“是后人假托的,或者是经后人窜改过的”,“假托和窜改的时间,约当在宋、齐之间,距慧远死后不甚久”;假托和窜改的目的是:“要夺取庐山作为道教发祥的‘福地’之一的缘故”,“以示庐山本为道教的基业”。我以为这些剖析是一语中的,是戮穿了道教徒不惜故作狡狯以欺天下耳目的行经。因此,慧远《庐山记》所说的自然难于凭信了。

又“周景式的《庐山记》生平不详,据吴宗慈《庐山续志》引《豫章文献》得知周为浔阳人,距惹远当不甚远”。 “朱锦宣统二年《补刊庐山志序》也说‘而慧远初志,周景式续志,俱未有传’”(见姚文)据此,周景式称“续志”,自然是晚于慧远的《庐山记》的。 从《水经注》引文看,其说并没有超越过慧远的《庐山记》所述内容,只不过把匡俗所处时代具体到周武王之际,则其可资信赖的根据也就很薄弱了。

《豫章旧志》一书,姚文也详述了作者姓名问题: 谓《隋书经籍志》作晋熊默撰,《唐书艺文志》作三国时豫章人徐整撰。 我以为由于《水经注》引《豫章旧志》未书作者姓名,如果引的是三国时徐整的,那确比慧远早一两个世纪; 即便引的是晋熊默的,也比慧远死后,假托慧远所撰,“约当在宋、齐之间”所出的《庐山记》要早很多。 这样《豫章旧志》的著作时冋比起两《庐山记》来更是为早为古。

再说《豫章旧志》既名之曰“志”,那就与《庐山记》一类的撰述,其性质迥然有别。 如陈寿的《三国志》和晋常琥的《华阳国志》,前者列为正史,成为研究三国时代可靠的原始资料;后者为方志,也是研究巴、蜀地方史可资微信的材料。因而《豫章旧志》当与《华阳国志》是同样性质的著述。古人立说很谨言,作为记载地方的志史,所胪举的材料是不应当轻率漠视的。从《水经注》所引《旧志》的内容看,我以为很有推究的必要。《旧志》把匡俗所处时代说在汉初,所谓“越庐君”,这不是封号,乃是自号或人对其的尊称,很符合秦汉以来这样广泛的习俗的。如项梁自号武信君,吴芮号曰番君,黥布为当阳君,“齐使者高陵君显”(《史记项羽本纪》)这样的称谓,见于史书,比比皆是。 那末,匡俗曰“越庐君”也应是如此。 这样的称谓,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寻线索的途径: 先看“父东野王共鄱阳令吴芮佐汉定天下而亡,汉封俗于鄡阳”这句话,它是有史实作为根据的。所谓“东野王”三字,不应当粗粗略过,它不是人名,乃是僭越的称号。自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之后,没有称王者,项羽戏下封各国诸侯王,封王的人物俱见于史,并没有什么“东野王”的称号,然《史记,东越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阳君者也,从诸侯灭秦,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 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 汉五年复立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 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 世俗号为东瓯王。 ”这里指出无诸为闽越王在汉五年,而摇立为东海王在孝惠三年。特为值得注意的是提到楚与越族的利害冲突是由于“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可知越自诸侯畔秦以前及以后,一向是自称为王的。

从《史记勾践世家》也有越人自称为王的记载:“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成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据此,越虽遭楚成王伐败,“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僭号并未削除。传至七世摇的时候,还应当是僭称为“东摇王”的。迨佐诸侯平秦和灭项羽,仍当保持了这一僭号。“汉高帝复以摇为王”,不应是重新封王,只能是恢复和正式承认越摇原先的称号。特别是鉴于越不服楚的缘故,汉高帝自不能削其王号而蹈项羽的覆辙。在孝惠三年未正式册封为“东海王”以前,摇为越王当是称作“东越摇王”或“东摇王”。《旧志》所说的“东野王”,既不是人名,却也不是地名, 因为“野王”一词,于《史记》凡三见,都是作为地名出现。

一、《卫康叔世家》:“更从卫,野王县,而并濮阳为东郡”。

二、《始皇本纪》:“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从君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

三、《剌客荆轲列传》:“其后秦伐魏,置东郡,从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正义:“怀洲河内县”。(即今河南沁阳)

这里,“野王”一词是地名,据史而断是从卫君支属到野王县的。 而不是卫君支属从居后而得名的。 且从居时间据《始皇本纪》在秦王政六年。 (公元前二四一年),早已有“野王县"之名,即便是很早以前的“封邑”名,也与《旧志》所说的“东野王”人地无关,联系不上。

根据揺为越王,确曾佐汉定天下的史实而言,揺称“东摇王”或“东越摇王”,那么《旧志》的“东野王”很有可能就是越摇其人。 因为“摇”、“野”音近声讹,自汉初到魏晋以来,流传数百年,“东摇王”讹作“东野王”是不足为怪的。 或者是有些人因汉初尚未正式“册封”,故意称作“野”,也许其中还包含有华夷之见的鄙称在内都有可能的。 因此,《豫章旧志》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东越族与吴芮共佐汉定天下的历史真实,也透露了“东野王”应是原有的僭称。

也许会有这样的疑惑,当时与吴芮畔泰共定天下,未必都是越族人。 如黥布为汉人,就曾“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史记.黥布列传》)。 此因,《旧志》所说的"东野王”也许是汉人,这就与越摇的归番阳令吴芮了不相涉。对于这一点,刘昭《续汉志注》引《豫章旧志》比《水经注》还多有一句话,即 “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史记·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又《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由是可证匡俗是少数族越的后裔。而匡俗据《旧志》云: “父东野王”,他们为父子关系,因此,进而证明“东野王”无疑是越族的"东摇王”。 联系匡俗称作“越庐君”的“越”字就是它的着落,而不是无意义的“自号”,或别人对他任情的“尊称”。

再看“汉封俗于鄡阳”一语,俗父为“东野王”,佐汉定天下之后而死,俗之得封,必是因父勋的关系封于鄡阳。 从“遂寓精于宫庭之山”而言,指出了一个后人难于测知的问题,即指出了汉初的庐山是在鄡阳境内

鄡阳: 《汉书地理志》,“豫章郡: 鄡阳,莽曰豫章”。王先谦《汉书补注》:“鄱阳记:县,高祖六年置”。又《汉书地理志》:“豫章郡:馀汗,馀水在北,至鄡阳入湖汉。”王念孙谓“左”字衍,则应作“馀水北至鄡阳入湖汉”。鄡阳当在余干之北。 又按《史记黥布列传》: “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绐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 “兹乡”:索隐云: “番阳鄡县之乡”。 《汉书》颜师古注,“鄡阳之乡也”。 是黥布先到番阳,由番阳再到鄡县之兹乡,走越,因之被杀。 黥布之所以受诱走越而到鄡阳兹乡,除了说明鄡阳是往越地的必经之途外,自在鄱阳西北方向,那是无可置疑的; 更主要的还是因黥布曾在这一带活动过。 《布传》: “布皆与其从长豪杰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 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 所谓“江中”,即《汉书吴芮传》所指的“甚得江湖间民心”的番阳地带。 黥布闯荡江湖,应是在彭蠡湖为“盗”,足迹遍于彭蠡湖滨,所以他兵败走越先到番阳,再往鄡阳之兹乡,由是被杀了。 可以想见,处在秦朝法令森严,刑网密布的时代,黥布能逃亡到江湖间反秦为“盗”,其时鄡阳尚未立县,人烟荒芜,直到汉高祖六年始建县,则其所辖属地必然辽阔。 因此,《旧志》所云“寓精于宫庭之山”,指出了庐山在汉初的地望。 也即是说庐山在汉初乃鄡阳所辖之地。

既然鄡阳于汉高帝六年建县,“汉封俗于鄡阳”,必在汉六年以后.后于何时呢? 据《越世家》云: “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 据《东越世家》: “孝惠三年.乃立摇为东海王”,自应是摇立为王死后的事,才封俗于鄡阳的。 很可能延及文帝之际。 匡俗是越人,封于鄡阳后,退隐庐山,因山而谓之“越庐君”可见,当匡俗入山,则己名之为庐山了。 《旧志》错在以匡俗为“越庐君”,“故世谓之庐”,却不知正是由于先有庐山,因而谓之“越庐君”,我们这样说是不是揣测之辞呢?

郦道元《水经注》引《山海经,海内东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是曰庐江之名,山水相依,互举殊称”。他认为庐山是因庐江而得名,我以为这一说法很应重视,须仔细探求,证实此说之可信。

《汉书.地理志》: “庐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别为国,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 应劭曰: “故庐子国”。应劭这一诠释,不是没有缘故的,正是指出了庐江是因庐子国而得名。《谈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三: 庐山: “汉庐江郡之名本此”。 谓庐江是因庐山而得名的,可惜并未有任何根据。 王光谦《汉书补注》却将庐江源流补注清楚,谓“陵阳,丹阳县庐江水篇: 三天子都在今黟县,庐江水出。 ”“三天子都在今婺源县,相去密迩。 《一统志》: ‘庐源水出婺源县西。 '"对应劭所云庐江因“故庐子国”一注,未补任何质疑及异说。 显见认为庐江是因“庐子国而得名的,正因为有庐江之水名,汉才有庐江郡名之立。

庐江立郡,《史记高祖本纪》只说汉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高祖自往击之,立子长为淮南王”,并未指出淮南王国属地。 《史记淮南衡山王传》: “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设四郡。 ”四郡之名,尚未胪引,其时必有四郡之名了。 迨裴骃集解始引徐广云: “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地。 ”由是可知黥布故地为此四郡、这是首次见于史注的。 徐广所列四郡名的注释、虽晚于孝文十六年三分淮南地事,然从《淮南王传》所言“设四郡”而断,那实际上要比汉文十六年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之名早三十多年。 可惜无法知道当时四郡所辖属的县名。 按《史记·孝文本纪》六年书: “后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三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淮南王传》: “孝文十六年,上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叁分之。 ”庐江在这时才分立为王国,所以《汉书地理志》: “庐江郡,文帝分淮南置。 ”这是庐江立郡的始末。 但庐江郡名却应追溯到高祖十一年才合乎实际。

《汉书地理志》: “庐江郡,县十二”,寻阳其一也。 《唐元和郡县志》: “寻阳县,本汉旧县,属庐江郡,以在浔水之阳,故曰浔阳”。 正因为庐山在该县东三十里,浔阳分属庐江郡所辖时,则此山自此就开始名之为庐山了。 大体也可上溯到高祖分立四郡之时。 因此,郦道元的“山水相依,互举殊称”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应是庐山地属寻阳,归郡庐江郡,因以庐江而得名为庐山。 其早在高帝十一年为厉王长“设四郡”之时,其晚在汉文帝分淮南故地为庐江郡吋,就已开始定名为庐山了。 匡俗入隐庐山,当是在此之后,因而谓之“越庐君”。 联系《旧志》又说了“汉武帝南巡,睹山以为神灵,封俗大明公”而断,显见武帝南巡在元封五年,是时匡俗已死,只能“睹山”了,认为有灵异,才追封匡俗为“大明公”。 正因为一经皇帝的御封钦谥,匡俗声名从此显赫起来。 后人于是附会庐山是由“越庐君”而得名,或是因其庐室而得名。 殊不知司马迁南游大江,其早在元朔三年,其晚在元封五年,在《史记》中就已书写了“余南登庐山”,早已定名,因而见之于史了。

说匡俗之越族人,还可以有这样一个根据:东南在汉初当是因种族畛见的缘故,经常携弍和反覆,如黥布兵败走越; 孝景三年吴王濞兵败: “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 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 (《史记.吴王濞传》)又《淮南王传》: “庐江王边越,数使使者相交,故从为衡山王。 ”可知汉初对东越是容忍退让的政策。 直到武帝时,几次用兵,最后“诏军吏皆将其民从处江淮间,东起地遂虚。 ”《东越列传》。 才算解决了东越多年来造成对汉的忧患。 所以汉初封匡俗于鄡阳,正是汉政权对越族怀柔政策的具体体现。 因此,我们说匡俗是越族人从这些方面也可得出旁证。

庐山又名“匡庐”、“匡山”,当是因慧远的《庐山记》行世,才有这些别名的。正史唯见《梁书处士刘慧斐传》,谓“途径寻阳,游于匡山”。梁以前的晋、宋、齐诸《书》,皆称“庐山”。姚公同志以《禹贡》:“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一文,谓“敷”、“辅”、“靖”、“匡”都不过是由“敷”字辗转而得。”虽不失为新解,但《禹贡》先秦文献,因为古字少,古音衍变不同,用“通假”和“声转”研究汉以前的典籍是一个必具的条件和使用的方法。迄晋以后,文字增多和反切法的推行,使用同音义近的方法推究晋以后的文献,就不那么通常了。而“敷”、“辅”、“靖”、“匡”诸字,已有其出据来历,见之于晋以后,似不好再与古音义联系予以解决。我很同意姚文这个论断:“我们认为敷浅原包括的范围应该广一点,并非专指一座山,庐山自应包括在内,当无疑义。”按《汉书地理志》既说了:“豫章历陵县南有博阳山,古文以为敷浅原”,班固用“以为”二字,尚是游移之辞,并未确指。我们可以补充齐、梁间人对“敷浅原”一词的理解为证:

《梁书杜崱传》,杜崱平侯景乱后,为江州刺史,后“遘疾卒。 诏曰: ‘自驱传江诸,政号廉能; 推毂浅原,实闻清静,’”揆其语意,以“江诸”“浅原”相对为文,可知系泛指江州而言,并不限于一山一地,简称为“浅原”,虽为诏书四言一句所限,大体也可证明“敷”字并不那么重要,处于可有可无之间,这样,谓“都不过由‘敷’ 字辗转而得”的话,似嫌不足。

又按庐山除“匡庐”、“匡山”外,尚有称作“南鄣山”时。《豫章古今志》:“本名南鄣山”(转引《谈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三)。还有称作“南山”的。《晋书·隐逸翟法赐传》:“瞿汤字道深……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翟汤是翟法赐的四世祖,《宋书隐逸崔法赐传》:“翟法赐,寻阳柴桑人也,曾祖汤,汤子庄,庄子矫,并高尚不仕,逃避微辟,矫生法赐,少守家业,立屋于庐山顶……寻阳太守邓文子表曰:‘法赐隐迹庐山,于今四世’。”由是可证“庐山”即《翟汤传》所指的“南山”。“南鄣山”、“南山”之别名,它与敷浅原”之‘敷’字,似无关联,因此,姚文提到的“庐山种种异名,皆派山于敷浅原一名”的论断和以音近声转的方法解决庐山的异名,尚难令人首肯。

最后,我们根据《豫章旧志》所述的材料,综合史书论证:庐山的得名系因庐江郡立,而其山名之曰庐山,名称之得当在汉高帝十一年后或汉文帝十六年之间,匡俗曰“越庐君”,正是反映了他是越族人退隐庐山,而称此号。由此,我们还应当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问题: 即是在当时“华夏”、“蛮夷”种族偏见非常浓烈的时代,能把一个越族的后裔归隐庐山是因他谓“越庐君"而得名,尽管这是一个颠倒的讹传,但这样忠实记录下来的材料,与正史如此相符,我们就不应该一笔抹杀,任意排斥它的可靠性了。

来源:江西省历史学会、庐山地方史研究会

《庐山史论文集》

作者:王岳尘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郑雨晴

校对:黄馨烨

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林丽婕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相关推荐

热门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