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人们的服饰装扮早已不再循规蹈矩，每个人的穿衣风格大相径庭，他们只需遵从自己的审美标准即可，这也构成了现代个性化十足的服装流行氛围。可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体系下，人与人不仅在工作、生活中都有严格的等级分明，就连穿衣也要遵照统治者的规定。
如果在古代胆敢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穿着，则被视为“服妖”，其意思就是奇装异服。别以为服妖只是社会上被人耻笑，在古代，身着奇装异服可是要受到官府处罚的。今天我们就来理解古人的“服妖”文化，看看古人是如何界定“服妖”的？
古代服妖文化的起源——统治者加强皇权的手段
以古人的观念来看，人们将山川河流来比喻人的长相，古人们认为和出自草木之类的就是妖，形容出自草木之类的服装有损礼仪之邦之名。而身着奇装异服的之辈，则称之为“服妖”。
服妖理论的产生，更多的是从统治者对时局、对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处罚。将服饰作为诱发自然灾害和时局变换的风向标。更有甚者认为，正是由于民间出现了奇装异服，是引发王朝走向的具体征兆。
所谓奇装异服，更多的是在儒学理论的基础上，统治者根据服装的来区分阶层的工具。古语有言“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在唐朝以前，古人是很少穿裤子的，大多以又长又宽的长袍穿着为主。随着北方民族的融入后，胡服中所穿的裤子，成为人们眼中的奇装异服。
“胡服”在一个辉煌时期，就是在唐朝。李唐王朝是个外向型的王朝，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不仅李唐皇帝爱穿“胡服”，甚至唐朝的女人也爱穿。
服妖产生的本质，其实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疆域的统治。统治阶层认为，服妖的进入，是外来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入侵。因此大部分朝代对于服妖采取打压的政策。
服妖文化的现象——“服装红配绿，有人就要蹲大牢”
有一句歌词这样唱道：“就算红配绿，生活还是要继续”。可在古代，如果真有人身着红配绿，不仅生活也过不了，还要蹲大牢呢。统治阶级对于民间服饰颜色的搭配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古代服装的颜色象征着特定阶层，也就是说，有些颜色的服装百姓是不能穿的，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穿着。皇帝所身着的黄色，就是古代的朝廷的专属配色。甚至在一些朝代，官员都不能身着黄色的衣服。
《旧唐书》中记载到“因隋旧制天子燕服，亦名常服，唯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赤黄为衣服杂饰。”
如果在民间，有人敢穿着黄色招摇过市，不仅被路人所耻笑，还会被官府人员抓去坐牢。象征着纯净、空灵的白色，在古代的服装配色中也是禁忌。因为古人认为白色衣服是参加丧礼的衣服，平日如果身着白色，就被界定为“服妖”。
除了颜色的规定之外，衣服的款式也有相关的明文规定。西周时期，官府就规定了百姓的衣服的具体尺寸，其中包括各类款式和长短的要求。现代社会，常常看到人们穿着长袖短裤出行，体现了浓浓的运动风。可在古代，不仅没人夸你穿衣品味出众，还要被抓去惩罚呢。
《晋书》中就有相关的记载，一位大臣有急事会见当时的魏明帝，由于匆忙，魏明帝身着短袖，外面套着绣帽就出来见面了。这位大臣丝毫不顾皇帝的面子，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服妖”。贵为一国之君的魏明帝也没有反驳，也默认了这种说法。就连皇帝穿服妖，都会被大臣指出，更何况是底层的百姓。
在宋代，因为与契丹、党项等外族战争不断，宋代皇帝认为“胡风”不利于统治，因此也把穿胡人的衣服作为“服妖”的一种。在宋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不但侵扰中原，也随着将北方的生活习惯带入中原。胡服就是被中原文化所不齿的服妖。
不仅对胡服全面禁止，就连引入民间的胡人舞蹈和音乐，偶读不能出现。宋徽宗时期，还专门颁发诏令，对一切来自契丹的服装和周边产品，全面禁止。
《宋史》中对此做了详尽的记载：“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塾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钓塾，今亦谓之袜裤，妇人之服也。”
除此之外，女性常有的配饰也有专门的规定。统治者根据配饰上的纹路来判定是否为“服妖”。《后汉书》中记载到在宋朝时期，都城洛阳内有一种木屐，上脚之后很是舒适。当时许多士大夫上街都以穿着木屐为荣，甚至不少民间的女性也纷纷效仿。一时之间，全城掀起了木屐的热潮。
当朝统治者对此不能容忍，认为这是外来民族对统治阶级的入侵方式，于是将所有穿过木屐的士大夫统统处罚，株连九族。而那些喜欢追潮流的民间女性，也没有幸免于难，全都受到处罚。
古代的统治阶级对中央集权的管控无孔不入，甚至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都会无缘无故降至百姓头上。五代十国时期，民间妇女们习惯将头发盘起，并有一种叫做“朝天髻”扎起来。可统治者认为朝天髻和“登堂入室”有形态上的雷同，意在串谋反动。于是将这种配饰判定为“服妖”，并全部禁止佩戴。
服妖文化的出现的本质
究其原因，在科技水平和认知水平有限的古代社会，自上而下对“天道”极为推崇。人们往往认为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灾害的出现，是天道对人道的惩罚。很多时候，对于自然法则的认知，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其中“服妖”文化的出现，正是社会统治者和百姓们一致相信的是作为灾害、局势走向、甚至社会的生产活动这一切的外露表现。因此古人对于服妖的看法才会如此恐慌。
如同绿色在古代的地位极低，这是因为绿色作为间色，是由其他主色调和而成，被称为“天地苍茫之色”，是不吉利的象征。因此古代很少出现绿色的服装，大部分身着绿色的人，都是身份地位卑贱的底层工作者。
“服妖”的出现和当时社会中出现了各种以生产、生活需求为便利的服饰密切相关。另外，人们根据生产生活而发明出的服装，虽然实用性较强，可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属于新兴物件。既不被认知也不被接受，常常作为服妖看待。如古人在天气炎热时发明的凉衫就被视作服妖的典型。
辽国时期，民间经历了一次规模和范围都空前的饥荒，大批游牧民族的灾民不堪重负，选择逃亡至中原宋国。由辽国开了头之后，不少北方民族纷纷南下，不仅形成了历史上规模宏大的人口迁移，还为各国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基础。
也正是此时，北方民族的常用服饰“胡服”开始进入中原。胡服作为骑马打仗的服饰，具有极高的便利性。由此也将胡服逐渐传入中原。但宋朝统治者对此可不太高兴，认为这种带裤子的服装就是“服妖”。对胡服的排斥其实从本质上是对北方民族的排斥，宋朝称之为“蛮夷”指的就是北方的游牧地区。
正是基于民间间的矛盾，对胡服是服妖的认定不绝于耳，宋朝甚至一度禁止人们穿着胡服出行。也正是在此时，宋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时期，连年的饥荒和北方民族的侵扰，让宋朝的政局摇摇欲坠。而这时出现胡服，也被视作服妖的具体表现，统治者认为这是导致国家动荡的征兆和“罪魁祸首”。
总结
其实“服妖”这种说法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当时科技水平不发达情况下，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忧虑的嫁接。对于无法用常理控制的事情，古人们往往会归咎于各类奇异的征兆，而服妖正是基于此理念下成为当时统治阶层和民间的误解。
当社会的发展进入到新的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需的服装出现后，基于人们的认知水平有所提高，“服妖”这种说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一种服饰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时，就不会再被当做异类，而是一种人们生产、生活的常规服饰。
和古代相比，现代社会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多元化的文化融合，赋予了人们服装上个性化的灵魂。人们不再拘泥于能不能穿，而是以“喜不喜欢”为基准。这是新时代下安定繁荣的社会下人们享有的权利。随着科技的发达，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穿衣打扮不再是为了生产需求，更是的是呈现现代社会每个个体独特的处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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