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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网络上，常常能看到认为汉人缺乏扩张意识的观点，认为元清这两个少数民族王朝因为不受这种缺乏扩张意识的思想的束缚，因此在开拓中国领土上居功至伟，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当然必须承认少数民族王朝对于扩张上有贡献，但如果因此认为汉民族就缺乏扩张开拓意识，那就是根本的非此即彼了。事实上，汉民族的领土开拓，在积极性强烈的基础上，也拥有极度务实的特点。而少数民族政权扩张的土地能够保留，也是由于汉民族的务实特质的结果，君不见，蒙古民族亦曾在中西亚、北亚扩张，而金帐汗国、伊利汗国，今又何在？
论汉民族早期的扩张，功最大者无过于汉武帝，平闽越、灭南越、服夜郎、收滇云、吞朝鲜、定河套、取河西、开西域，基本框定了后世中国的轮廓，堪称是：有一位老人，在大汉的四境上划了一个圈……但从上图也能看出，汉朝对于南方领地的控制是极为薄弱的，有大量大大小小的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未曾消化。如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后世，那么独立建国的绝不只是区区一个交趾了（事实上云南也曾独立为南诏、大理数百年时间，才被收复）。
由于汉人注重农耕，其领土国家而非霸权国家的意识随着耕地的延伸，是越来越清晰的，因此也逐步形成强烈的国族意识。同时，缺乏骑兵使得汉民族极度注重以地理维持的天然边界。譬如狄仁杰就曾对武则天上书说：“东距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这种强调地理边界的观点，常常被攻讦为汉民族保守缺乏扩张意识的表现。然而注重地理边界，可以极大降低边防的军事维持成本，显然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
与此同时，地理边界就是一成不变的吗？非也，非也，事实上汉民族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产力的进步，会一步步扩大开垦范围，将地理边界之外名义上服膺的异族逐步同化，再依托于新的天险，形成新的地理边界。这里就必须提到除了国族意识之外，华夷之辨的另外一项重要内涵，即“以夏变夷”。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点，汉民族拥有向周边名义上附庸于华夏帝国的地区开拓的权利。
在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退者必斩，一战灭三十万麓川军，大明沐英平西南靠的不仅是三段击》当中，我们讲述了明初的定边之战。元王朝虽然平定了云南，但后来麓川王国崛起并从元朝独立出来，不断北上扩张占领了半个云南，这时候向东南流入越南北部的红河（元江），及其两岸的哀牢山和无量山就成为华夏帝国和外夷之间的地理分界线。
然而麓川毕竟独立后名义上维持了对元朝的朝贡关系并被明朝继承，这就成为明朝粉碎其霸权的突破口，在定边之战以少胜多打垮麓川之后，明朝不断强化对其控制，对麓川地逐步析分，并通过迁入汉族移民来强化对滇南的控制。到明朝末年，云南的汉人比例超过50%，正式成为汉地十八省之一。
而华夏帝国与外夷之间的新边界，则是通过明缅战争而清晰起来的滇西南八关体系，将云贵高原和缅北高原分隔开来（后来由于贡榜王朝的侵蚀和英国的侵略，对东南亚经营不上心的清朝丢了八关中的四个，关于清朝连主动希望回归中国的木邦都拒绝接纳，详见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木邦归诚,缅甸北部高原唾手可得,乾隆的反应却让人心寒齿冷》）。显然，新的天险成为了新的边界，这种开拓意识更近代化，而游牧民族或者渔猎民族的马蹄所践皆为疆土的观念，与当代领土观并不相契合。
将汉民族的农耕领地在与少数民族的拉锯中向外扩展，这是领土开拓的外延。而对内部独立半独立政治实体的侵略，则是领土控制的内涵性强化。譬如元朝的贵州，朝廷能有效控制的不过贵阳孤城为枢纽的苗疆走廊，在明朝初期的状态都是“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汀，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全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本非都会之地，从古不入版图。我朝但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一线之外，悉皆夷峒。”
然而到明朝末期就完全不一样了，盘踞于贵州的安田宋杨四大土司中，播州杨、思州田、水东宋被明王朝彻底消灭，水西安也被重创元气大伤，损失泰半领地只能龟缩在极险峻的高山当中，贵州基本被朝廷所控制，为清王朝留下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贵州省。
▲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画像
事实上，唐王朝不仅对外边功赫赫，在消灭独立半独立政治实体上也非常热衷。唐朝之前，华夏王朝对于福建的控制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平原，内部山地多为山越所据。初唐的陈政、陈元光祖孙数代开拓并世守漳州，戍闽开漳，使昔日蛮荒之地，渐成文明之邦，为福建大地的华夏化做出极大贡献，至今为福建人所怀念。
而武力孱弱的宋朝，在经营西南上也颇有成效，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清平乐》狄青下线，最大战绩是平小小广西叛乱？侬智高大南国了解下》就提到，狄青平南之前，华夏王朝对于广西的控制也是比较孱弱的，经过平南之战，更多汉族移民涌入，中央王朝对广西控制力增强，广西才逐步纳入汉地十八省的行列。
▲狄青平南
毋庸置疑，如果只有军事扩张而没有一代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经略，很多领土根本不可能守住，汉朝以来云南的多次脱离（最后的一次是麓川王国从元朝独立出来），就是其同化程度和实控程度不足的结果。而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也正是由于清末大量汉人的涌入，才能被中国稳固控制的。在《一仗都没打,为何清朝拱手就把外东北送给沙俄?真正原因是防汉人》一文当中，有读者质疑，认为如果是汉人王朝继承大明，如李自成的大顺，其进取意识不会太高，不会去消化黑龙江、吉林乃至外东北。笔者在此指出，明朝对于西南消化程度的高度强化，已经为后世王朝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基本盘，如果我们考虑到连宋朝都会去平定半独立政治实体来扩大中央政权的实控领域，认为大顺假设能继承大明，而丝毫不对外作开拓，根本是不可能的。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无疑首当其冲的就是在高产作物普及之后适合大规模开垦的东北平原和内蒙古，而燧发枪的推广，将使得这个进程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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