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初期，对西方是一种敬佩、倾慕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心态相似。但到了一战以后，大和民族的地缘政治野心开始膨胀，民族心理开始变得狂妄、自负、“爱国主义”、民粹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渐渐成为风尚。例如：头山满的玄洋社、内田良平的黑龙会、近卫笃麿的东亚同文书院等”爱国“组织，对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感到十分厌烦和不满，希望日本要出头，要当头，要联合“同文同种”的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共同建立“东亚新秩序”。如果中国不配合或没有能力做出响应，就必须考虑以亲日政权更换中国政权。这些想法正是后来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并在战争后期与汪伪、伪满及东南亚各国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民族心态根源。
日本人的这种心态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来源。
首先就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会”所刺激的结果。在会议上，日本作为战胜国，其意愿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强烈抗议与反对，这就加深了日本对白种人的厌恶感。
凡尔赛和会
对日本人更强烈的进一步刺激，来自“华盛顿会议”以及会议签署的3个重要条约，即所谓的《四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九国公约》。日本迫于英美联合阵线以及世界舆论的道义压力，不情愿地接受了不合乎自身意愿的结果。日本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大国，妄图打破现存的世界秩序。因此，也就走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也为在太平洋战场上撩拨美国埋下了伏笔。
华盛顿会议
第三点是日本人还为自己的这种心态找到了理论支撑，那就是内藤湖南所提出的“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说”。内藤湖南被誉为日本中国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这个理论要旨是说中华是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个地理概念，中华文化中心从唐宋之际就有不断东移的趋势。他认为不只是中国才有中华，日本也有中华，宋朝灭亡时，大批的文人投河自尽，以身殉国，元朝后中国的中华文明就不再正宗，而学了中华文明的日本，成了正宗代表，文化中心向东边（日本）移动了。这个理论，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政策提供了文化注解和思想理论资源。
以上便是笔者总结的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政治野心的主要源起。总的来讲，日本这个国家无论是在二战时，还是现在，都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野心，但是受地理位置以及国土面积的限制，资源匮乏，在关键资源上必须依靠进口，并且国土上严重缺乏战略纵深的影响，导致日本这个国家政治野心的实现主要靠赌，赌中国在二战时会投降，赌偷袭珍珠港时直接把美国打趴下，可惜的是日本低估了中国人的韧性，和当时美国的工业制造能力，直到现在日本也是政治上的瘸子，美国忠实的狗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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