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商鞅的评价，大多数的人都拘泥于已经形成的论断。尤其是以《商君书》的一些曲解，作为评判商鞅这个历史人物的基础，这是极其片面的。商鞅变法固然走的是一种极端变法的道路。但商鞅变法，包括商鞅自己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法家的精髓是万事万物因时而变，因时立法。这种立法的精神才是法家的精髓，对于我们所说的轻罪重刑，其实是只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
在那个春秋战国纷繁复杂的战乱年代，乱世用重典是任何一个有着政治头脑的人物都会做出的一种政治策略。因为身处乱世，没有足够的时间，会让一个国家和政权拥有足够完整的条件去慢慢改革自己的不足。尤其是强敌环伺，一种激进迅速而激烈的变法是每一个想要救亡图存的政权和国家，必然要考虑，并且实施的方式，这也是最有效的。商君书写的更多的是这一种政治策略。抛开秦国便是山东六国，变法也是激烈与血腥的。从没有徐徐图之之幻想与现实。
比如《商君书》中也体现了，商鞅立信立言的思想表达，但是这种思想表达更多的是在政治方面的，也就是政府对于百姓立信立言，违法必究。但更多的人完全是从道德上思考《商君书》的立法，商君夺河西，俘虏魏公子昂说商鞅表里不一，虚伪至极。这种很僵化的谩骂和想法，实际上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兵者诡道，在战场上对敌国诚信就是对自己国家的不诚信。
任何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都希望在战场上以最小的伤亡获得最大的战果。尤其商鞅在当时要的是战胜，进而为变法消除阻力，并不单单是为了收复河西，商鞅是政治家，商鞅领兵打仗除了讲求战场决胜之外，朝野走向，变法根基都是必须考虑的，收复河西如果把新军打光了，即便河西收复，变法也是失败的，所以诱骗是最好的方法，只要获胜变法就可以在秦国真正扎下根基，何必在乎所谓的虚名。
况且战国时代在商鞅变法时期已经进行了70余年。春秋中期以前的种种战场方式逻辑早已被贵族的埋入黄土。自己做不到在战场上的诚信又有何资格让自己的政敌，让自己从来都瞧不起的人恢复战场上的传统逻辑。礼乐制度的破坏者贵族面对自己的不法破坏，从来得过且过，却要求别人永远遵守王道德政。其虚伪的政治理念正是由商鞅等一众变法者合力打破的。
坑蒙拐骗之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获得最大的战果，什么不可以做。当然，对于一个将道德放在首位的一些思想家和学者看来这并不足取。但是当你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你也会这么做。另外，商鞅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其实也很大。墨家尚同贵一的思想，
在商鞅变法时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思想上，经济上，社会上，军事上完全把墨家的尚同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历史上秦国与墨家的关系也很亲密，只是后来发生政见分歧，但这个过程还需要深入探讨。
商鞅的很多思想诸如重农抑商都是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而制定的。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百余年的时间内，咸阳成为了中华大地数一数二的商业中心区。这也就说明，商鞅最开始并不是单纯的抑制商业，而是重在理顺国内的商业市场环境，明确农业为国家的根本国策。但国内市场稳定发展，财货富余才是商鞅的最终目的（一个执掌国家公器20年的变法者不会不知道商业对于资源获取的便捷和价值）。不要忘记战国时期还有一大经济学派计然学派，唯一重视这一学派的只有秦国。并在秦昭王时期学派大家蔡泽，被秦王封为冈成君领丞相事。
还有商鞅变法限制其他学说，套路依然如此。变法初期，人心浮动，必然要限制言论，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看，秦国的历任丞相都是诸子百家当中实用学派的代表者。因此，商鞅并非一味排斥诸子百家。一切以变法为重，当这一学说是变法的阻力时，便对其限制，变法稳固后一些学说对国家有利，便敞开心胸采取接纳的态度。这也是为何纵横家，农家，兵家，杂家，计然派（古代经济学）中的诸多能人牛人到秦国任职，为秦国效力的原因所在。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的是，秦国虽然进行了最深处的商鞅变法，但并不意味着秦国的贵族们没有反制手段，在整个变法的20年时间里，秦国的贵族从未停止对变法的否定和攻击。他们最拿的出手的政治正义和道德正义诗书礼乐，这个连他们自己从来都不遵守的东西，却成为他们反对变法的绝佳理念。他们不违法，很难通过暴力手段控制所有贵族。但却可以在贵族虚假言论之上发布禁令，以维护国内变法舆论。
变法大成，国家自然会招揽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相比于山东六国，几乎所有的丞相都有贵族公子担任，如此看来，商鞅变法是个有史以来最激烈，成效最深远的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血缘等级的纠缠，以军功农战能力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这种突破是西方国家中世纪末期也未完全打破的枷锁。
当然，之后王公贵胄又重新掌握了统一王朝的政权。这不应该归罪于商鞅，更多的应该是后世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阶层将变法成果化为私利的结果。
商鞅变法的对象其实是一切变法阻碍者，其中包括贵族也包括普通人。因为彻底的变法所面对的阻力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不单单是贵族。中心思想其实是以国家富强为主，虽然变法号称20余年，实际只有6年时间，期间西部戎狄，北部匈奴林胡义渠，东北赵国东部魏国，西南楚国，强敌环伺。更何况变法期间魏国开始称霸大战，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变法新政都被迫因战争搁置，秦国依然坚持变法，就知道变法有多速成与激烈。
因为时间确实太短，一些弊病自然无法避免。但同时新法不是一成不变，历代秦王都对新法不断完善，法制体系初步建立。现在要想窥探其中的奥妙并不困难，原先对卫鞅正确评价者总是被嘲讽，如今清华简的问世大大有利于我们正确理智的探索真正的商鞅。
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前338年。秦献公之子，继位时年仅21岁。由于之前秦国几代乱政，秦献公时期虽然得以平息，但献公立志收复失地，将安定下来的秦国拉入战国争霸战场，连年大战，秦国在秦穆公时期就是大国，虽然不是超级强国，但也令晋国生畏，称霸西戎，但政治的混乱使秦国没有争霸的资本，要不是秦人坚韧，国家很难渡过难关，而连年战争直接导致秦国没有时间进行战国变法。
因此第一次战国变法浪潮，秦国虽有献公新政但效果并不明显。嬴渠梁继位，秦国的国力衰落，原本富庶的河西之地就被夺走，秦川虽然也可开发，但因为种种原因都被搁置，而且当时河西有现成的优良土地，氏族封地多在河西，不论是国家发展还是贵族私利，收复河西一直都是战国初期秦国的主要任务，但孝公显然看到了国家衰败的关键。
那就是国力不济，当时秦孝公与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文公，韩昭侯，赵成候处于同一时期，了解历史的人都会发现这些人其实都不好对付，而且都是各自国家较为有贡献的国君，即便是燕文公，也在之后任用苏秦首倡合纵，而且当时第二次变法大潮已经开始，各国都有动作。在当时六国对于秦国这个地处蛮荒，落后不堪的国家非常瞧不起，认为自秦穆公以后秦国就已经衰落，也不会再一次成为大国，甚至会重新沦为蛮夷，多国会盟也从来不算秦国。
孝公立志重振秦国，但开始并不知道如何着手，只知道广招贤才。此外秦孝公并非没有其他动作，刚刚继位的孝公除了内修政理，还在军事上有所动作，一方面进攻西戎，平定戎狄叛乱，另一方面反击赵国韩国的军事入侵。
可以说秦国在孝公还没有商鞅的年代，打出了自己的威望，但国家的真正设计还是没有任何起色，直到卫鞅入秦。秦孝公血气方刚，又在即位两年打了多次胜仗，对于变法依然迫切，王道仁政无法说服孝公，除了本就不合时宜的政治理论以外，孝公对于当前形势的评判也导致孝公必然会选择法家，因为六国争雄年年大战，没有人在尊崇王道德政，想要奉行这种理论在当时只有被吞并的结果。
秦孝公的治国能力十分优秀，对于变法事宜并未因为卫鞅的论说而当即决定，而是让朝议决定，如果卫鞅有才，秦国就进行变法，如果没有无非一次朝堂论辩，这就是商君书前一章的内容。变法时孝公也不是一直沉得住气，在围魏救赵时曾大举出兵，兵败求和，但总体而言没有过大损失，而且人事任免方面也为变法扫清阻力，保证变法期间内部不乱，外部不会因为战争而导致变法搁浅，这在当时很不容易。
朝堂廷议后，秦孝公并未直接变法而是对于人事架构方面做了最先的调整。将一批支持变法的人员安排在主要部门，对于老氏族明升暗降给予优待。并且变法从不会过多触及老氏族利益的地方先下手，分为两次将变法合理推进。如此方法已达到减轻变法阻力的目的，同期的申不害韩国变法与稍早的吴起楚国变法的失败都与此相关。
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之初，申不害就对老氏族开刀，刑治了诸多贵族，在短时间内可以达到减小变法阻力的目的，同时也使韩昭侯大为欢喜。但旧贵族内心反变法的种子始终在孕育，再加上变法关键之处还是要动贵族利益的，开始就得罪贵族，之后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与暗处的贵族斗智斗勇，大大增加变法的成本，此外减轻变法阻力的关键人物是国君，韩国变法时韩昭侯并没有能力向秦孝公那样，这一工作在韩国是由申不害完成的，无形中也加剧了变法派与守旧势力的矛盾。
再说楚国，吴起变法的时间本来就短，即便吴起很有才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有极大作为，与秦国变法不同，楚国变法的难度应该是很大的。首先封君过甚，俨然一个小周。楚悼王的谥号可以看出，其最终死于谋杀。商君书讲到，国君权利不可旁落，为民所掌就是此种道理。虽然两国的变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短时间内对于国力还是有很大的提升，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在变法过程中两国都有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列国所忌惮。
还有一点最大的不同，韩国楚国的变法自开始便不全面，这与变法大臣才能有关，更与君主有关，根本与天下局势相关。韩国变法时，正值中原动荡，魏国在中原牟图加强自身霸权。战国争雄之势开始正式形成，变法未免太过急躁。楚国变法前，楚军为三晋打败，求胜心急切，变法也以快为主。秦国不然，孝公继位之时与魏签订合约，以崤山函谷关割给魏国，承认魏国对于河西、秦东等地的占有为代价换取了短时间内的和平，进而为变法赢得相对稳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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