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指责中国与非洲国家共赢合作
由于西方媒体不断暗示COVID-19大流行正在揭示中非关系的动态，非洲联盟于7月29日高度赞扬中国对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能力的持续支持和协助。在非洲观察家和人民的眼中，与中国的合作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合作是否真的导致了“部门陷阱”？
GT：您发表了《自然资源探索是否驱动了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资格局？》在2019年。是什么驱使您撰写这篇论文的？
Nuetah：该论文的动机来自我2015年在华盛顿特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进行的一次演讲。在有关中非关系的演讲中，大多数讨论者以非常消极的方式看待中国与非洲大陆的交往。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参与是其渴望获得资源以为其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动力的动力。大多数研究集中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上。但是作为一个非洲人，不仅经历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我认为某些针对中国的争论是不公正的。因此，我着手回顾了一些有关中国在非洲，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投资的文献。
我意识到，我所审阅的大多数论文只针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商业投资。但是，考虑到我在利比里亚进行中国投资的亲身经历，我认为通过专注于商业投资，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全面投资将蒙受很多损失。尽管中国大部分的大型商业投资可能都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但这些论文忽略了通过赠款和软贷款在非洲大陆进行的大量非商业投资。
例如，在中国在非洲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它还为农业技术和示范中心（ATDC）以及卫生和教育设施提供了支持。此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出色领导，中国已投资建设大型发电厂，铁路，电信系统，并为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提供了奖学金，以在中国接受教育。
因此，通过对现有数据的个人审查和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包括商业和非商业性投资）都不基于对自然资源的追求。中国投资了几十年来被西方忽视的领域。其中一些投资使非洲焕然一新。
GT：在中国对非洲的所有投资中，您认为哪个行业在当地人中最受欢迎？
Nuetah：中国在非洲最引人注目的投资是在基础设施子领域。当中国修建道路，发电厂，铁路，体育馆，桥梁，医院，公共建筑等时，当地人会看到，触摸并感受到这些基础设施的影响。
在非洲大陆上大多数道路连接不畅阻碍农业活动的国家中，修建主要公路往往会为项目地区的居民带来经济机会。由于发电量有限，该大陆大多数国家的能源成本仍然很高。当中国的投资支持水力发电厂的建设时，当地人对此表示赞赏，因为该项目不仅直接对他们的生活成本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还有助于刺激工业活动，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使他们从中受益。通过中国的赠款建设大型卫生中心也往往给直接受益于此类设施的当地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尽管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吸引更多的当地人，但多年来中国开始实施的大规模人力资本发展计划是中国正在影响非洲发展的一个领域。通过该计划，许多非洲年轻人有机会前往中国并获得长期课程学位，而其他专业人员则可以通过短期培训课程提高技能。受益人返回各自的国家后，就能够为他们的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GT：一些西方媒体一直在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援助方式是“债务陷阱”。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根据您的研究，非洲是否因中国投资而陷入债务陷阱？您为什么认为西方一直在炒作这样的观点？
Nuetah：我看不到中国的参与直接导致西方媒体报道的“债务陷阱”论点。相反，问题是非洲人自己如何利用从中国获得的资源。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依靠国内资源成功发展自己-您需要外部资源来刺激您的发展。对于许多非洲国家而言，中国一直是此类资源的可靠来源。当一个国家更好地更有效地利用通过债务获得的资源时，就会刺激经济增长和发展，从而提高该国偿还此类债务的能力。但是由于腐败的政府官员，大多数非洲国家未能有效利用中国资源。因此，他们无法加强其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
西方一直将中国与非洲的接触视为“债务陷阱”，因为大多数非洲国家未能将中国的资源转化为国家和人民的发展。有些人则将其误用于个人利益。但这不是中国。这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失败或缺乏良好的领导才能。非洲领导人应以更负责任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并能够利用中国为非洲发展提供的巨大机遇。
GT：美国国务卿迈克·庞培（Mike Pompeo）最近通过指责中国向非洲提供援助来攻击中非关系。他说：“这总是在换取一些东西。” 但是，当美国这样做时，这是“正确的事情”。您如何看待庞培的声明？您认为中国的援助与美国的援助有何区别？
Nuetah：俗话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使丈夫对妻子表示爱意，他也希望得到回报。因此，一般而言，生活与交换有关。华盛顿向各国捐款时，希望这些国家遵守美国提倡的某些规范。如果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旨在促进与非洲大陆的贸易，那就这样吧。对我而言重要的是，非洲人如何与中国交往，以从中国倡导的“双赢”关系中受益。
通过疫情的防控工作，合作共建中非未来路线
COVID-19对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和经济构成挑战。但是目前，中非合作并未中断。与双方先前的共同努力相比，这次中非合作对抗大流行病有什么新意？在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下，继续合作将如何进行？执行秘书特别顾问，亚的斯亚贝巴非洲联盟联络办公室主任，布隆迪前外交大臣阿兰·艾姆·尼米特（Nyamitwe）在书面采访中就这些问题与环球时报（GT）分享了他的观点。
GT：您最近注意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BRI）可能在非洲发展制造业中发挥关键作用。您如何评估“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在非洲的当前发展？在大流行后时代，您期望中国和非洲的合作促进哪个制造业领域的发展？
Nyamitwe：您的问题有两个。一方面，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非洲国家确实有机会通过制造业推进非洲的一体化议程。这给非洲带来了巨大利益。例如，中国公司支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设三个主要经济区，包括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部工业区和中尼自由贸易区。这些都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并发展该行业的本地能力。
但是，此类投资必须重点关注：1.通过严格的审查和咨询过程确定的生产性基础设施；2.确保与主要的国家和大陆举措保持一致的战略重点；以及 3.建立机构和人员的可持续能力。
另一方面，最好是在大流行后的那个时代，双方通过AIDA（非洲加速工业发展）框架反思在大陆方面明确优先事项。此外，这还必须反映国家背景和可用资源，以确保它们最大程度地利用当地的能力和投入，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技术转让。AIDA框架确定了优先领域，包括：1.食品加工；2.纺织品和服装；3.皮革及皮革制品；4.矿物和金属制品的加工；5.木材及木制品；6.汽车设备及装配；7.药品；8.建筑材料。
为了发展这些优先部门，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以人力支持为基础：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在制造业中发展人力资本，加强创新的机构能力以及知识转让以加速在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制造业。在诸如食品，纺织品，衣物和鞋类的现有领域中需要支持和提高生产率。这些必须得到改善，以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在非洲大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使制造业多样化，并发展为高价值的制造业/工业流程。
GT：除了制造业，您认为中非合作的哪些领域最有待开发或促进？
Nyamitwe：还有其他几个领域，有可能进一步深化中非合作。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与非洲合作开展八项重大举措，以促进工业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便利化，绿色发展，医疗保健能力建设，人与人交流，以及和平与安全。正如在2020年6月17日举行的非中非团结合作特别峰会上所说的那样，中非合作的一个关键领域是加强非洲国家的卫生系统。
其他领域将包括提高非洲的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可能包括清洁能源，气候智能型和生态友好型农业。非洲的可再生清洁能源潜力巨大，许多国家面临着能源供应方面的巨大缺口。农业也是非洲的关键地区，拥有世界近60％的未耕地，有可能成为世界的面包篮之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重点应该放在价值链发展上，以确保在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非洲中小企业的参与度，并通过支持气候智能型农业来提高质量。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在目标明确或商定的任何部门中都需要进行能力建设。能力建设包括技术技能和发展生产能力。这对于最大限度地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利益至关重要，以使非洲企业在中国企业的国际价值链中处于战略地位，以实现双赢合作。
GT：在持续的大流行期间，中国和非洲保持了密切合作。与双方以前的联合项目相比，中非目前在抗击冠状病毒方面有什么新的合作？
Nyamitwe：非洲可以从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经验中受益匪浅。中国目前正在支持非洲应对我们大陆在公共卫生系统方面的挑战。显然，存在更大的合作余地，以通过审查非洲的卫生基础设施和体制结构，在关键领域的能力建设来解决建立复原力的卫生系统的紧迫性—加快病毒检测，增加医疗用品的可获得性以及培训非洲的健康工人。它还涉及建设生产能力，以生产个人防护设备，检疫中心以及应急计划和响应。
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公司在向非洲国家交付关键物资方面提供了重要帮助。通过支持为未来的流行病建立非洲的数字基础设施，非洲可以从中国对抗COVID-19的技术中进一步受益。
中非友谊长久共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与赞比亚总统埃德加·伦古的电话交谈中说，两国共同对抗COVID-19大流行预计将有助于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并使两国人民更好地受益。一带一路联合会主任桑德·恩加兰德（Ngalande）说，中国提出的非洲“ 一带一路”倡议（BRI）在大流行期间并未放松，这增强了非洲人民对当地医疗体系和经济发展的信心。赞比亚大学研究中心，最近。BRI'怎么样 现在在赞比亚的发展？为什么美国政客们经常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不屑一顾？Ngalande分享了他与环球时报（意见GT）进行书面采访。
GT：在赞比亚所有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哪个是当地人中最受欢迎的？在大流行后时代，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双边合作中，您最期待哪个项目？
恩加兰德：据说赞比亚已变成一个大型建筑工地。我走过了赞比亚的广度和广度。在旅途中，您会在城乡地区看到各种经济领域的大型建筑项目，其中包括公路网，公路，桥梁，学校，医院，电信设施，机场，水坝，政府办公大楼和住房项目。这些项目几乎都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作品的代名词。
在最近的过去，尤其是在这十年中，赞比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外生活了数年的人们几乎无法认出他们曾经居住的地区，因为城市变化的速度很快。中国人常说的话：“要致富，就先建路。” 赞比亚实现2030年成为富裕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愿景已接近实现，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道路建设）的直接收益。许多赞比亚人民对中国政府及其在赞比亚的人民正在实施的庞大道路网络项目的良好结果感到高兴，充满希望和热切等待。
这些项目为进一步投资教育和卫生部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希望“一带一路”倡议将更多地集中在教育和卫生上，作为加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部分。因此，令人欣慰的是，习近平主席已承诺支持并加强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同时继续执行“一带一路”倡议项目。GT：美国国务卿迈克·庞培（Mike Pompeo）最近通过指责中国向非洲提供援助来攻击中非关系。庞培说：“这总是在换取一些东西。” 但是，当美国这样做时，这是“正确的事情”。您如何看待庞培' 的陈述？您认为中国的援助与美国的援助有何区别？恩加兰德：非洲拥有干净记录的中国。中非之间的长期友谊可以追溯到600年前的中国航海家郑和的传奇探险，他的船队四次到达东非海岸。郑和，是明朝（1368-1644）最受尊敬的外交官之一，进行了重要的航行，但历史书籍并未对此进行过特别的庆祝，尤其是在中国以外。只要中国知道非洲，郑和就为中国思考与非洲交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西方意识到，中国从未利用过对非洲的经济优势。郑和在平等的基础上与非洲领导人打交道，从事贸易，最终使非洲国家和社会无动于衷。
在赞比亚，中非关系的纪念碑嵌入在1970年代修建的塔扎拉铁路中，作为中国人民的礼物。这是当时中国极度贫困，几乎无法在中国境外管理的项目，是中国有史以来进行的最大的项目之一。非洲人非常清楚，因此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在发展，而且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也没有什么异常。由于殖民主义的历史，非洲完全有理由质疑西方赠予的动机。与西方的援助不同，中国没有先决条件来到非洲。它是建立在全天候朋友之间双赢，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的。
GT：在持续的大流行期间，中国和非洲密切合作。是否有任何在双边合作中打败您的病毒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事件）？您认为美国在COVID-19大流行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恩加兰德：与中国相比，美国在对抗COVID-19的斗争中起着相当不清楚和令人鼓舞的作用。从赞扬中国到批评中国对这种大流行的处理以及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关系，华盛顿总是出现令人困惑的说法。最初，在中国通过世卫组织向世界及时，明确地警告COVID-19的暴行之后，美国认为中国采取了严厉的行动，采取了严厉的规则。直到中国在遏制COVID-19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之后，美国才开始努力管理这种仅在美国夺走数十万人生命的病毒。
非洲已将与COVID-19战斗视为对中非之间全天候联系的重申。一开始出现关于COVID-19袭击中国的丑陋画面，非洲就从普通民众和政府首脑（包括国家元首）向中国注入了无数声援声。在非洲开始宣告COVID-19的案例之后，中国驻非洲使团，中国公司和企业，华人杰克·马云（Jack Ma Yun）等华人和居住在非洲的普通中国人立即动员了各种资源来帮助非洲抗击大流行。
中国医院和医科大学与非洲同行举行了许多网络研讨会，分享中国在抗击病毒方面的积极经验。习近平主席与非洲领导人举行了几次虚拟会议，包括于2020年6月举行的中非团结会议，反对COVID-19峰会，这极大地推动了非洲与这一祸害的斗争。正是在这次首脑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意识到了这种致命疾病给非洲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他宣布中国将以无息政府贷款的形式免除非洲有关国家的债务，这些贷款原本应由非洲国家到期。到2020年底。在非洲，普通中国公民与非洲国民并肩作战，以各种方式与COVID-19战斗和预防。
GT：一些西方媒体倾向于在赞比亚炒作“反华情绪”。他们引用当地人的话说“中国人剥夺了我们的工作”，等等。这是个人现象还是赞比亚对中国的主流态度？大部分赞比亚人民如何看待中国在该国的投资和计划？
恩加兰德：首先，除了指责中国收购赞比亚之外，没有什么比事实更真相了。真是荒唐。赞比亚是中非开展富有成果，互利合作的最好例证之一。显然，西方并不想以这种方式看到任何好的故事。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对非洲特别是赞比亚的投资已从数千万美元增加到数十亿美元，尤其是自2011年赞比亚新政府上台以来。通过中国的投资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由中国国有企业和中国私营企业共同提供。
总体而言，赞比亚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帮助赞比亚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和随后的就业机会，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并减少了贫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赞比亚经商，为当地人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并向赞比亚政府纳税。自然，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由于法律，语言和文化不同而发生的孤立的冲突事件确实发生了。但是，这些问题始终以友好和友好的方式得到解决。
中国从未对赞比亚应计的债务施加任何条件。尽管西方国家说赞比亚从中国身上累积了太多债务，以致失去了对中国的主权，但面对COVID-19，中国却宣布取消其中一些债务，并承诺重组一些贷款。从来没有关于赞比亚因欠中国债务而被要求通过鼻子付款或被勒索赎金的报道。相反，赞比亚与中国的关系并未受到威胁，但正处于创建富裕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有希望的轨道上。
GT：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美国的去世引发了全世界的“黑人生活问题”抗议。非洲对此事件的主流立场是什么？您如何评价美国的种族主义现状？您认为弗洛伊德事件在美非关系中起什么作用？
恩加兰德有赞比亚的谚语说：“一旦您将一根手指指向另一个，则另外四个手指指向您自己。” 美国一直以一种错误的方式使世界感到美国已经解决了自己内部所有治理问题的方式，成为人权和民主治理的“角色模型”。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案是一颗定时炸弹，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
由于长期以来与奴隶制斗争和斗争，美国的非洲社区遭受了一些最恶劣的种族主义形式。美国没有在家中解决这些问题，而是选择让全球参与进来，以此作为“角色榜样”。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案提供了两个教训。首先，种族主义的丑陋面孔还活着，在美国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二，长期以来，种族主义一直被政治领导人所忽视。第三，美国远远没有处理自己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最后，全世界都在告诉美国：“在向他人宣讲道德价值观之前，解决种族，不平等和人权问题。” 如果两个种族不平等，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案质疑非美之间互利关系的性质和存在。
美国诋毁中非友谊
近年来，中国和非洲得益于其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实，在全球COVID-19战斗中，双方的友谊已经巩固。但是，西方一些人指责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债务陷阱”。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观点？中国模式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帮助非洲发展？《环球时报》记者李庆清就这些问题与坦桑尼亚领先的国营大学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经济学教授汉弗莱·PB·莫希（Moshi）进行了交谈。
GT：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的经验表明“贫穷不是命运，可以克服。” 您认为中国模式可以以什么方式帮助非洲发展？
莫西：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它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但是，在实现这样的发展成果时，我们需要有远见的，以发展为导向的领导者。这些是基本前提。正是这种类型的领导才能有效调动一个国家的人力和资本资源，以实现预期的结果和成果。需要记住的是，中国领导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从低生产率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同时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减少了贫困。鉴于非洲人口对农业的高度依赖，而农业的生产率基本上很低，
GT：6月，中非签署了关于反对COVID-19的特别中非首脑会议的联合声明。在COVID-19战斗中，您如何评价双方的合作？
莫西：“有需要的朋友确实是朋友”。事实证明，非洲国家正经历COVID-19危机，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我们目睹了中国向大多数非洲国家发送了预防性和治疗性医疗用品，显示了其团结与合作。这种友好行为不仅将巩固双方之间现有的关系，而且还将在未来将这种关系扩大到更高的水平和形式。
GT：一些西方媒体称中国在非洲的援助方式是“债务陷阱”，甚至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
莫西：鉴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可以使西方世界感到惊讶，因此预计会有这样的言论。实际上，冷战时代的政治已经以多种方式浮出水面，包括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对COVID-19的指控等。实际上，中国在社会和经济上都在世界舞台上加剧了竞争。对于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它们在寻找发展投入时可以选择更多的菜单；无论是政策，策略还是财务。
为寻求这种选择，大多数非洲国家出于多种原因而选择了中国。第一，中国从来没有成为殖民者，并且在要求政治独立和与帝国主义作斗争时确实与非洲携手合作（记得1956年的万隆会议）。第二，中国在非洲合作中提供给非洲的大部分东西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非洲的发展愿望。例如，“ 一带一路”倡议（BRI）。的确，在激烈的竞争中，大多数西方国家被推开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编造故事以证明自己是失败者。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中非关系的最佳评估者是非洲人自己，因为他们更容易了解这种关系的好处。请让我们独自决定。
GT：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7月9日表示，美国仍然是“整个非洲大陆最大的发展援助捐助国”，但“中国人这样做，总是在换取某些东西。” 美国是否如他所言为非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美国在中非关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莫西：庞培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长期以来，非洲从未成为美国感兴趣的大陆。但是，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时，那的确集中在范围非常狭窄的部门或国家上。例如，在《非洲增长与机会法》下，重点领域是服装。和能源在电力和石油方面。同样，在国家方面，投资基本上是根据军事规定制止恐怖袭击。美国参与的这几个领域和国家并不能证明“对非洲发展援助的最大贡献者”这一说法是合理的。
当然，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广泛的部门。从人类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部门发展到工业化。因此，为证明他的说法是正确的，美国应该告诉我们他们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在做什么，以量化或证实它。确实，促使美国对非洲表现出兴趣的是中国参与度的增长。
GT：您在新华社的最新采访中说，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是“巨大的失望”，意味着“世界将不再信任美国”。您如何形容美国在全球抗击大流行中的作用？
Moshi：是的，我说这很令人失望。我也可以说这很可惜。我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时机不对。我们目前正在这场冠状病毒的无烟战争中。这场战争远未获胜，但作为全球卫生之王的世卫组织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正在撤退。这根本没有意义。现在应该是表示团结和加强合作的时候。第二，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问题的全球领导者：贸易（WTO），多边主义（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环境等）和全球化。迄今为止，美国正在缓慢而肯定地放弃这一领导地位，转而支持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继续信任这种虚伪和双重标准的国家。
美国压力的推动，非洲会对中国产生冷战吗？
中国驻美大使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美国准备好或愿意与一个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和平共处的国家生活？”
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是，尽管有美国统治者的意图，但人民必须选择和平。
对于美国的黑人解放和反帝运动，我们很清楚-战争是阶级问题，我们说黑人工人阶级和穷人没有一滴血捍卫资本主义寡头。
这个立场很重要很重要，因为美国希望将正在进行的为人权，反殖民主义和美国真正的民主而进行的黑人斗争与全球范围内更广泛的反殖民和革命斗争和运动分开。
美国政府希望将我们的运动计划为只涉及黑人生命或赢得“公民权利”或所谓的种族正义的运动，这在客观上是白人至上主义殖民者殖民州不可能实现的。
这是美国在1940年代后期的战略，当时美国的非洲人站在激进主义的最前沿，这一激进的人权观念以民主，种族正义，民族和人民自决为中心。
政治常常是明确地反资本主义的，看到我们今天所称的种族资本主义，为白人至上主义力量提供了物质基础。
这是黑人激进的国际主义传统，也是使我对中国和新的冷战问题持立场的观点。
黑人国际主义者的观点被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首次出访美国时的反应所俘获，他在南非监狱中被释放后被问到，这应该是让您质疑其中一个关于支持的问题非国大和其他南非解放运动从古巴，利比亚和巴解组织获得。
他回答说：“有些人犯的错误是假设他们的敌人应该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的运动-非洲激进，反帝国主义，国际主义运动，认为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与美国国家及其统治阶级有很大不同。
我们将集体的自决人权和国家主权置于所有民族，国家和国家的核心地位，因此，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政府为孤立，颠覆和军事威胁中国国家所做的努力。
我们反对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所谓的向亚洲转移，以及将中国与俄罗斯一起指定为2018年NDAA的全球威胁。
我们反对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特别是在中国南海有争议的水域采取的不必要和故意的侵略行动。
我们谴责美利坚合众国从马六甲-新加坡海峡到中国南海和东中国海的水路和海上军事化，旨在威吓和威胁中国。
我们采取的立场是，亚太地区的所有争端由该地区的国家解决。
特别是，我们反对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地的提议。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历史时刻。美帝国主义的不可逆转衰落及其所产生的焦虑，加上美国决策者的鲁ck和平庸，导致了一种动荡的局面，有人认为，这种局面比在冷战时期与苏联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危险。
诸如“发射前拦截”概念这样的疯狂战略正在成为人们公认的可能性，这种理论认为，美国可以在仍处于发射器状态的情况下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先发打击以摧毁它们。
美国宣布对亚洲的立场后，美国决策者回答了欧洲盟国有关美国对北约的承诺的问题，他说：“欧洲北约大国应该欢迎美国愿意参与这一新的战略挑战。代表联盟。”
这是白人至上主义的疯狂心理病理学。他们正在为与中国的战争做一场胜利的战争做准备。中国人对此有何反应？
他们说，他们将坚决反对在亚太地区部署新武器系统。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唐纳德·特朗普，乔·拜登和企业媒体发表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美国舆论已经指向中国人，暗示即将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如今，该语言可能已被编码，但它旨在维护泛欧殖民/资本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计划的共同利益的意图是绝对明确的。
这就是为什么BAP表示我们必须将泛欧洲白人至上主义殖民/资本主义父权制命名为对全人类的生存威胁。
我们的任务必须是消除他们摧毁世界的力量。
这是历史性的当务之急，我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我们是死还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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