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郑永年
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无论美国的对华政策如何，中国的继续崛起不可阻挡。但如果人们跟随美国国内的一些观点，也以为美国衰败了，或者以为美国会解体，而可以在国际上“取代”美国，就会犯极大的战略错误。
其他国家可以错误地理解美国，中国则不可以。因为美国已经把中国界定为其头号“敌人”，中国对美国的估计必须实事求是，具有足够的现实主义。
理性分析美国内部矛盾
对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必须作理性的分析。
第一，种族矛盾，主要表现为BLM（黑命贵）运动。其他种族的运动也存在，但被黑人运动所淹没。
第二，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巨大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差异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下，美国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也是美国引以为傲的中产阶层急剧缩小，中产阶级社会演变成为“富豪社会”。
第三，意识形态极端化，主要表现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演变成激进保守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两者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妥协性。
第四，政治利益矛盾，表现为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两党之间的矛盾，光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很难说清楚，政治人物自私自利走向极端，他（她）们之间的对立和仇视已经公开化，不可调和。
所有这些矛盾导致了美国治理制度问题，或者如一些人所说的治理失败。而治理失败的关键在于政党制度的失效。西方自近代以来，政党是组织国家政治生活的最主要手段。
尤其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政党政治而转化成为国家政策来最终得到解决。但在民主与共和两党互相对立和否决的情况下，有效的治理无从谈起。
所有这些内部问题也以不同途径反映到国际层面，就出现了很多国际和外交层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调整盟友关系。同盟关系是美国外交的主轴。美国一战期间进入世界体系，二战以后成为世界体系的领导者。尽管美国提供了大部分所谓的“国际公共品”，但美国主要还是通过和其他国家的结盟来主导世界。
很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主导世界事务。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急速地减少对盟友的承诺，要么要求盟友承担维持同盟关系的更多费用，要么减少对盟友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第二，从国际组织“退群”。因为国内所面临的困难，美国很难支撑一个已经过度扩张的“帝国”。减少对不必要的国际事务卷入的问题，在特朗普之前已经提出。
奥巴马总统开始计划美国如何有序地从一些对美国影响减小的国际事务（尤其是中东事务）中撤出来，而转向对美国来说更为重要的一些领域（例如亚太区域）。
但这一战略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演变成为全面“退群”。美国不仅从联合国的一些组织体系“退群”（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而且也从自己主导的区域协议中“退群”（例如TPP）。对多边协议也进行了重新安排，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等。
第三，与内部民粹主义崛起相对应，对外民族主义高涨。民族主义是弱国的武器，强国不需要民族主义。二战之后，在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后，美国是最具有国际主义的国家，民族主义倾向降低到最低程度。
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民族主义似乎是其他国家的事情，与己无关。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表现为自信、开放、包容。
美国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内部民粹主义的外部表现便是民族主义；在政策层面则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反移民等。
可以预计，如果美国解决不了国内的治理问题，继续弱化，美国民族主义会趋于高涨。
第四，软力量的衰退。这是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崛起的必然结局。民族主义外交所凸显的是一个国家的自私自利性质，唯利是图，而全然不考虑他国的利益，甚至是盟友的利益。
人们见到，特朗普上台之后，即使美国的很多盟友也对美国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在应对美国，既不想得罪特朗普，也不想盲目地跟随美国。
第五，对华政策演变成为敌对政策。美国对华敌对政策表现为内外两个方面。在外部，美国已经正式地把中国界定为其头号对手，而俄罗斯次之。美国现在所进行的外交都是聚焦中国，试图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对付中国。
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华政策也成为了美国内政的一个重要部分，两党竞争着谁对中国更狠。这里认同政治扮演着关键作用，即妖魔化中国。
认同政治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很长远的影响，因为它深刻影响着美国社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
这种认知一旦社会化，转化成为文化，就很难改变。美国当时对苏联的认同政治，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影响。即使美国当局想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但这种努力没有社会基础，很难实现。
对美形势误判的后果
第一，美国现在面临的是由政治危机所引发的治理危机，但并非是总体政治制度危机。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宪法，宪法体现为一种精神。
美国被视为第一个“新国家”，它建国之初，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可以把当时为止的人类最优质的制度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美国国家尽管很年轻，但确实是一个文明类型国家，即美国代表着西方文明。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开放的，面向未来，宪法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修正。历史上，美国既有伟大的领袖，但也不乏庸人，犯错和纠错并存。
今天的BLM运动在清算美国的历史，包括制宪人物在内的政治家的雕像被推倒。不过，制宪人的雕像可以倒，但宪法不会倒；宪法可以修正，但不会废弃。很难想象，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政治制度会出现另一种替代品。
第二，美国的制度空间足够大，或者“制度笼子”足够大，来容纳社会运动。社会抗议和反叛本来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内在部分，制度设计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今天勃兴的黑人运动，使得一些人怀疑美国的制度是否会倒塌，“制度笼子”会不会被打破。但从历史经验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今天的黑人运动，远远比不上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当时除了民权运动，还有庞大的反越战运动。美国的处理方法就是让“笼子”更大一些，给各社会群体更多的法律层面的权利。
正因为如此，各类社会运动会影响美国，但改变不了美国制度的性质。今天的美国认同政治盛行，社会运动碎片化，很难聚集起来对总体政治制度构成有效冲击。
第三，保守主义的反弹。今天的社会运动是美国激进自由主义的产物，是符合自由主义发展的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会沿着激进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相反，激进自由主义也在导致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弹。
历史地看，二战以后，自由主义主导美国政治和经济，但到1980年代，里根主义（即新保守主义）崛起。
今天，随着BLM运动的激进化，保守主义也在崛起。自由和保守力量的较量不可避免，直到双方移动到一种新的均衡。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会不会发生内战？
正如前面所说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可以容纳各种社会抗议和反叛，很少有人会认为今天这样的抗争会演变成为内战。
第四，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经济的自治性是西方近代以来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制度创新。
随着资本的崛起，资本追求独立自主，以免受政治权力和社会的冲击。近代以来西方的制度是资本为核心的，各种制度安排都是为了资本的安全。马克思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迄今并没有大的变化。
因此，在西方，所有其他问题不会对经济产生致命性的影响。政治可以干预、规制和修正经济，但主导不了经济规律。这也为此次新冠疫情危机所证实。新冠疫情对美国社会各个方面和日常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对美国的基本经济体系并无构成巨大的压力。
第五，经验地看，每次危机都会影响到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但每次危机之后，美国的硬力量不仅很少受到影响，而且会变得更加强大。这背后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上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
今天，并没有显著的迹象表明美国的硬实力在衰落。再者，硬力量的存在和上升，反过来会助力美国在危机之后恢复软力量。
结论
如果能够考虑到这些基本事实，也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相比较而言的衰落。如果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较，美国仍然在发展，只是较慢的发展。
第二，大国的衰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晚清的衰落经历了很长时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军事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最强大的之一。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美国仍然有复兴的机会。
第三，美国没有全面衰落，而是部分衰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仍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和美国比拟。
第四，美国内部的“衰落论”主要是美国人的深刻危机感所致。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比较，美国人很少有忍耐性。
因为民主、开放、自由，美国人一有苦就叫出来，加上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的媒体的大肆渲染，美国社会往往具有深刻的危机感，而政治人物（因为选票的缘故）不得不回应。不难理解，“西方衰落”和“美国衰落”的声音，在西方和美国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就中美关系来说，结论也是清晰的。
第一，两国紧张关系是结构决定的，即中国已经崛起到被美国视为真实威胁的程度。
第二，美国可以围堵中国，围堵也可以对中国产生影响，但遏制不了中国的继续崛起。
第三，中美两国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美国遏制不了中国，中国也取代不了美国。
第四，中美两国的问题是共存问题。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学会和美国的共存，应当是人们思维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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