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本政府低调公布将资助首批87家在华日企撤离中国，引起关注。早前，日本政府于今年4月宣布计划拨款2435亿日元（约159亿元人民币）帮助该国企业进行供应链改革，资助在华日企迁回日本本土或转移至东南亚国家。
此次日本政府资助日企撤离中国，是否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日本政府出台相关补贴政策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对此，南都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星宇，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星宇（受访者供图）
王星宇分析道，撤离日企多为医疗用品行业企业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在与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不代表主流在华日企的判断认知，市场逻辑仍是在华日企基本判断依据。此外，当前日本政府在国内外形势中均面临压力，政策摇摆特征明显，资助日企撤离中国或是日本政府的某种“政绩工程”，期待能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
背景
首批87家在华日企接受资助将撤离，多为中小企业
7月17日，日本经济产业省低调公布两份名单，正式向外界表明将资助57家企业从中国撤回日本，以及资助30家企业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国家。
日本经济产业省网站截图。
这是今年日本一项新措施的后续。今年4月，日本政府宣布，计划拨款2435亿日元（约159亿元人民币）帮助该国企业进行供应链改革。
资助项目之一，是“为解决供应链对策的日本国内促进投资事业费补助金”。日本政府对此解释道：“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由于日本国供应链的脆弱性愈发明显，本次补助项目决定对生产集中度高的产品或材料、对确保国民健康至关重要的产品和材料，以谋求供应链强化为目的，向国内进行生产线转移。因此，为了确保产品和材料的顺利供给，支援工厂新设备的引进。”
另一项资助计划名为“关于海外供应链多元化的支援事业·设备引进补助型（一般类、特别类）”，日本政府对此说明：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日本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变得明显，希望通过亚洲地区生产的多元化等措施来强化供应链，强化东盟-日本的经济产业合作关系。
经过申请和审查，首批受到资助的企业敲定。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网站消息，有90家企业申请迁回日本本土，124家企业申请转移至东南亚国家。最终，分别有57家、30家企业的申请通过，共将获得约700亿日元的资助。同时，这也意味着，日本政府的预算中，还有1700余亿日元的补助未发放。
南都记者通过梳理这两份名单发现，通过申请的企业多为中小企业（依据《日本中小企业法》相关规定，资本金在3亿日元以下，经常性工作职工在300人以内的被称为中小企业）；超过六成的厂家生产的是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用品。
此外，转移至东南亚的企业名单显示，30家企业中有15家企业将越南作为目的国，为数量最多；其次依次为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
对话
日本问题专家王星宇：日本期待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
在华有现地法人的企业只占三分之一，“撤离”根本无从谈起
南都：从企业规模、属性等方面来看，此次接受资助撤离的87家日企有什么特点？
王星宇：从企业规模和产品种类来看，享受日本政府补贴的87家企业中主要是中小企业；产业种类则集中在从事低端商品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产品构成包括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医疗产品、用品为主。
需要注意的是，这87家企业中，在中国有现地法人的企业只占了三分之一左右，剩余的三分之二在中国没有现地工厂和法人代表，这根本无从谈起“撤离中国”。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相关统计，日本在华企业约23000家，与日本相关联的企业约35000家。87家企业无论相对于在华日企的数量还是在华与日本相关联企业的数量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何况还大多数是中小企业。
另一方面，作为在华日企主力的金融、汽车制造、商贸类的日本企业并没有出现在这次的受补贴名单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实际情况不像某些报道讲的“日企大规模撤离中国”那样，存在某些特殊利益群体通过“标题党”来博得关注的可能性。
南都：从企业角度来看，这87家日企愿意接受日本政府资助进行转移的原因是什么？
王星宇：从撤离中国返回日本或者转移到东南亚等国的企业进行新厂址的地域选择来看，多是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土地价格相对低的低成本区域或国家。这一方面符合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转移的市场规律，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政府的补贴，基于目前中国产业部内升级转型的现实判断，将会被客观经济规律所淘汰；此外，获得补助的日企中，产品项目的三分之二是防疫产品，与目前全球主要国家补贴本国防疫产品产业，发展防疫物资产业的趋向相同。
从企业个案来看，也呈现这样的特点。这87家企业中，夏普株式会社和爱丽丝株式会社比较受关注。夏普受关注是因为在中国具有较好的知名度和市场美誉度，但是自从富士康收购夏普之后，夏普的日本“属性”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夏普的“回归”也只是纤维制品制造业方面，其主力产品是口罩，而不是高科技产业或者产品。爱丽丝是一家专业的口罩生产企业，在中国苏州和大连都有工厂，此次作为战略物资回归，一方面通过日本政府补贴获得厂址土地使用权、引进了口罩自动生产线，另一方面可以在日本国内生产不愁销路的战略物资——口罩。这对于任何一家中小企业来说，恐怕都是“天上掉馅儿饼”，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
日本电器制造商夏普从3月24日开始首次生产口罩。 新华社/美联
由此可知，“87家日企撤离中国”从企业本身而言其实质是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基于自身生存发展、竞争生产成本的客观诉求和新冠疫情下防疫产品的“特需”条件下而出现的，不能代表所有在华日企的主流判断和认知。
南都：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前，就曾出现过“日企撤离中国”的相关报道。这次撤离与之前有何不同？
王星宇：部分日企撤离中国，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撤离中国的日企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从企业发展方向和投融资意向来看，相关日企投资领域与意愿发生了变动；二是从所在的中国经济发展地带来看，撤离的日企多集中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这一区域也是出现投资空间缩小现象较集中的区域；三是从产业部类来看，来料加工、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行业是撤离日企的主力，而金融保险、汽车制造等行业的日企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在华经营。
此次接受日本经济产业省补贴的87家日企，与上述三种情况有一定区别，主要集中在生产防疫物资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或是对企业自身生产发展有危机感的企业及战略导向型企业。比如，生产飞机发动机低压叶片的AeroEdge株式会社和电子零部件制造厂商HOYA，在与中国当地企业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企业发展面临危机；获得补贴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日本稀土企业，则是一定程度上与战略、军事相关的企业。
日本战略焦虑、政策摇摆特征明显
南都：日本政府补贴日企撤离中国，背后有何政策意图？
王星宇：在日企撤离中国问题上，客观存在着两种政策逻辑，即市场逻辑和政治逻辑。
基于市场逻辑，任何国家都应该依据本国海外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提供相应扶植或扶助政策以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华日企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和美誉度都相比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要高，所获得的利益和收益也相应更高，这是日企在中国市场取得的巨大成功。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产业升级、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提升，是客观必然；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行业的在华日企，生产经营出现困境、逐渐失去竞争力直至撤离中国，也是市场作用使然。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撤离或投入、企业转型或升级、国际供应链出现变动等，基本处于动态平衡的自我调节之中，这符合基本的市场规律，是正常现象。各国政府、企业、民间没有任何担心的必要，该扶植就扶植，该推动转型升级就转型升级。
基于政治逻辑，作为国际社会的主权实体，受到国际体系、大国关系等变化的影响，适时、适度调整对于本国企业的扶植政策是正常的。但是，在人类共同抗击新冠疫情、提升国际合作的状态下，过分强调扶植企业的政治逻辑，值得警惕。
首先，根据分散风险原则，日本政府一直希望实施“中国+1”计划，即降低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程度，将在中国的日本制造业生产基地转移到日本或东南亚地区，以稳定供应链。
目前，出现这种“回归”日本或“转移”东南亚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政策逻辑，即日本政府顺应企业界和商界意愿，拟定财政预算，协助日企撤离中国回到日本本土，或者迁往东南亚国家，重新构成属于日本自身的产业链，逐步实现供应链多样化。
同时，这也可以成为日本政府的某种“政绩工程”，让安倍内阁在支持率一路走低、疫情防控政策屡遭批评、各种政治丑闻频现的状况中，获得一丝喘息之机。
其次，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外部压力下，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区域最稳定的盟国，其政策走向必然会具有体现或追随美国政治意图的政策。日本基于美日同盟以及日美之间存在的经济、金融和高科技等领域上的合作，必须要表明立场。
但是，面对巨大的中国市场，以及已经相对稳定的“安全依靠美国，经济依靠中国”的思维惯性，日本的选择是寻求中美之间的“中间地带”，既不放弃中国市场和日企在华利益，又一定程度体现“盟主”美国的战略意图，期待“左右逢源”。这将取决于日本相关政策能否找到平衡点及适应度。
南都：此次87家日企撤离中国，是否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影响？
王星宇：日企撤离中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多次出现，发展到即便是新冠疫情打击全球经济的现在，依然有众多在华日本企业追加投融资与合作，看好自身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和市场，可见市场的基本逻辑和力量仍然是在华日企经济活动的基本判断依据。因此，目前撤离中国的日企不能代表在华日企的主流判断和发展趋向，当然相对于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也不会有多大。
自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在高层政治引导下逐步回暖并重回正轨，新冠疫情下中日两国民间守望相助共同抗疫，开启了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新篇章。但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美国在中国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频频搬弄是非，也使得中日关系暗流涌动，矛盾立体化趋向明显，面临新的考验。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蔓延，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战略焦虑、政策摇摆的特征明显。日本基于“中美在规则、秩序和高科技等领域竞争突出”的判断，基于“强化与以美国为首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携手致力于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判断，在政治安全方面“联美制华”，在经济领域扮演区域一体化引领者和经贸规则主导者的角色，对华增加制度制衡成为其对华政策的基本选择。2020年，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和外交日程因新冠疫情和东京奥运会改期的影响而变化，“后安倍时代”的提前到来以及权力竞争加剧等，也将作用并体现在中日关系之中。这将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新冠疫情冲击了中日经贸关系及在华日本企业的发展状况，主要体现在产业供应链出现断裂、中日贸易额下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去中国化”倾向提升等方面。但是新冠疫情爆发是各国应对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一次考验，各国之间通过加强经济合作和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需求也随之上升。
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构建区域公共卫生交流合作机制、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区域经贸发展等方面的合作空间宽广。作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主要的投资对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步伐、改善经济结构、完善国内营商环境，中日两国间的合作将会出现新契机。
值得一提的是，7月30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正式实施，商务部全面取消了商务领域外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的审批和备案，大幅压减负面清单，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投资自由度便利度进一步提高，外资企业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根据商务部近期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99.1%的外资企业表示将继续在华投资经营。
南都记者马嘉璐 实习生王凡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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