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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孙艳华 编辑|邓龙

大山里的绯闻

七月初,9224厂子校高三年级学生即将毕业。国家对应届毕业生依然是一个面向——上山下乡。学校为了做好学生下乡工作,陈校长请我去给毕业生做上山下乡动员报告。

在学校一个能容纳200人的会议室里,坐着百十名毕业生和学校中学部的老师。我在稀稀拉拉的掌声和唧唧喳喳的说话声中开始作报告。

我以自己的亲身体验,给大家讲述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和怎样主动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我在讲了5分钟左右的时候,在没有任何人制止的情况下,会场突然静了下来,在我讲了不到20分钟的时候,我看到高二的一些学生也来听了。我两个小时的报告做完的时候,发现会场里不但200多个座位都坐满了人,而且我身后还站了很多人在听呢,其中还有一些学生家长。

我的动员报告讲完以后,同学们报以十分热烈的掌声。陈校长和其他校领导一一和我握手,向我表示感谢。陈校长说:“这是我们学校成立至今课堂纪律最好的一次,因为你讲的都是同学们爱听的。”

我原以为报告只是讲给在会场的学生听的,没想到,报告是通过广播向全厂直播的,会场里接连不断地进来的那些人,都是听到广播以后找到会场来的。我的动员报告,在职工中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后来应一些人的要求,厂广播站又分段连续播了三天中午。

毕业生下乡前夕,不少学生家长找到厂领导,要求让我去带集体户,他们说我去了一定能带好集体户,家长也放心。领导经过研究没有同意,原因是团委工作刚有起色,团委书记坚决不同意我离开团委,领导说:“知识青年工作是很重要,但那是政府和农村的工作,我们不能把它作为我们工厂的重点工作去做,也不能把骨干力量投放到知识青年工作中去。”就这样,厂里派了个一般干部到农村带集体户去了。

在回厂这段日子里,我和堂林基本上是保持每个月互通一封信,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情况,谈论一下在同一件事情上彼此的看法。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通信交谈,我感觉我们在看问题上基本上还比较一致。堂林还不时地给我的父母和小弟弟写信,给家里报个平安,父母对此也很满意。

在军工厂里的独身职工,生活是很单调的,有时晚上看到年轻的恋人成对儿地在厂区里散步,我也难免会产生对堂林的思念,脑海里会出现他的身影,心里在想:“他现在在干什么呢?”

有结婚的同志从机关女宿舍搬走了,总务科的同志告诉我可以往机关宿舍搬了。就这样我们住了一段办公室以后,总务科把我们给调到了一个宿舍里。我们宿舍共四个人,还有一个就是与邵达案有关的卫生所的护士。

因为我是做青年工作的,比较关心被舆论的邵达案中的女同志。和我同寝的小护士在群众舆论中很痛苦,为了帮助她,我和她进行了交谈,她告诉我,自从她被强奸以后,她遇到了很多麻烦,多次有人骚扰她。为了保护受害人,我安排她身边的女同志保护她,有时轮到她值夜班,我们同宿舍的人一起去陪她。

针对被迫害女青年的事,我向厂人事部门领导提出建议,我认为,这个女青年不是生活作风不好的人,她是好人遇见了坏人而出的事,组织上应该保护她,不能让她继续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如果再这样下去,她会承受不了压力而沉沦下去的。这是组织上拉她一把,还是推她一下的问题。因为我是从团组织角度向人事部门谈的意见,人事干部很重视,向党委反映了我的意见。后来,厂里破例把这个未婚的女青年放走了,她调回了自己家所在的长春工作了。离开工厂以后,她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工作也很好。几年以后,她还专程来通化看过我。从她身上我认识到男人和女人出轨后的不同后果,男人出轨被人知道后,周围的女人会躲着他。而女人出轨后,身边会呼来一帮男人,为什么?很简单的道理,你能跟他就可以跟我。由此我也理解了那些出了名的“破鞋”。

有一天下午,我到装配车间去了解一个事儿,晚饭在车间同志那吃的。从车间同志那里离开的时候,天还没有黑,伏天日落以后天也凉快了,我一个人走在林间马路上。虽然我没有害怕的感觉,但是心里却自然地想起了堂林,我在想如果他也在这里,他是不会让我一个人晚上穿林海的。我在想他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他是否也在想我在干什么呢?如果科学发展能让人想人的时候就能见到那该多好啊!回到宿舍以后,我把自己在路上想到的都写信告诉了堂林。几天以后,我接到了他的来信,他告诉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也经常想起我,有时开车在路上看见和我相像的女同志时,他也曾经想过此时我在干什么呢?看过堂林的信,我心里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我们

未来的生活能是什么样呢?

7月30日,厂团委接到通化团地委关于8月1日在通化宾馆召开县团级单位团委书记会议的通知。书记决定派我去参加会议。

由于是汛期,连日的大雨下得涨了水,县城通往工厂的客车已经停运了。31日早晨,我搭乘厂里的货车到火车站。一路上,到处可见洪水成灾,成片的庄稼泡在水里。到朝阳镇以后,我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告诉我通化也涨水了。

下午五点多钟,我乘坐的列车到达了终点站通化。下车以后,我看到父亲在检票口接我。走出车站百米左右,父亲指着路边一栋新建的楼房说:“这是我们单位新建的家属楼,明年咱们家就可以搬到这里住了。”我问父亲:“房子多大?”父亲告诉我:“40多平方米,两室一厨。”我听了很高兴,心里想,如果我回来,我自己可以有一个房间了。

第二天早晨,我报完到,去会务组领了会议材料,然后找了个地方坐下了。我拿出会议材料一看,会议内容是团委工作经验交流会,会期两天。大会开始了,第一天是大会经验介绍,十多个典型单位发言,唯独没有军工厂的。第二天上午大会分组讨论,我们十个军工企业为一个讨论组。

5523厂是地区内军工厂里最大的厂,他们厂的团委副书记小王是这个讨论组的组长。小王是个刚生完孩子不久的孩子妈妈,人很胖,她爱人是他们厂的副厂长,因为年轻能干,在军工企业里知名度很高。所以大家对副厂长的夫人也有所耳闻。在一上午的讨论时间里,我们组的人在一起谈的都是军工厂内部的新闻。

在讨论会上,有一个厂的团委书记讲了他们厂“赖媳妇”的故事。说是有一个男青年和本厂另一个车间的女同志谈上了恋爱,谈了一段时间以后,女同志觉得那个男的不太理想,就提出不处了。可是那个男的非要和那个女的结婚不可,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男的想出了个办法。他从一个住两室房子的师傅那里借了一间屋,自己收拾好以后,把行李搬去了,然后每天下班都到他女朋友车间门口去接女朋友,凡是看见熟人他都对人说:“我接我爱人回家。”看见那个女的从车间出来,他就对那个女的说:“今天别回宿舍了,到咱们新房去吧。”一开始,那个女的还不理他,可是他天天来接,闹得车间的人都以为他们结婚了,女的和别人说他们已经不处对象了,可是谁都不相信,闹得没有办法了,那个女的只好嫁给他了。从此,那个男的得到了一个外号叫“赖媳妇”。

还有一个厂的团委书记讲了他们厂“弄假成真”的故事。说是他们厂一个男青年小李相中了本厂的一个叫王红的女同志,可是王红没看中小李。小李为了把王红娶到手,他对王红展开了全面调查。听同志说王红平时很爱面子,有爱吃零食的习惯。为了得到王红,小李想了一个办法。有一天,小李探听到王红宿舍里晚上只有她一个人住,其他同志都上夜班。于是,小李在夜里11点多钟,大家都已经睡下以后,他偷偷地从窗户进了王红住的宿舍。进屋以后,他轻轻地把自己的鞋放到了地中间,然后悄悄地上了王红的床。因为王红睡觉睡得很死,所以当他上了床以后,王红依然在酣睡。11点半的时候,同宿舍的同志下夜班了,有一个女同志走得快,先进了屋,她点着灯以后,一下子就发现地上放的那双男人的大鞋。因为宿舍里只有一个人,所以她很自然地往王红的床上看了一眼,隔着床上的纱布帘,她看见床上躺着两个人,吓得她闭了灯就跑出了宿舍。她把走在路上的同宿舍的工友挡在了外面,将看见的一切都告诉了她们宿舍的同志,大家一听,都很惊讶,也不敢回宿舍了。同志们在一起一核计,决定去找领导。在宿舍里睡觉的王红被下夜班同志的响动声吵醒,她在床上翻身时感觉出了床上挤得慌,睁开眼睛一看是小李躺在她的床上,吓得她刚要喊,就被小李捂住了嘴,小李告诉她:“我刚出差回来,因为我给你带了很多吃的东西,怕带回我们宿舍被大家给抢了,就先到你这里来了。天太晚了,我没敢敲你们宿舍的门,我扒窗户一看屋里只有你一个人就从开着的窗户进来了,我进屋以后,借着月光看见你睡觉的姿势很美,就想欣赏一会儿。没想到我刚坐到你床上,就听见你们宿舍的人下夜班回来了,我怕她们把我当贼,就赶忙上了你的床。进来的人已经出去了,我也该走了,我还得从窗户出去。你别说,谁也不知道,再说我也没咋地你。”说完,小李撂下一提包食品就从窗户出去了。

王红她们宿舍的同志找来领导以后,到宿舍什么也没看见,问王红,她自然要说谁也没来了。可是人嘴不严实,这件事很快就在厂内传开了,弄得王红没办法,在舆论的压力下,只好嫁给了小李。

军工厂都是建在深山里的,远离都市,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男女比例失调。因为每个厂的女工只占职工总数的30%左右,加之这些工厂都是新建的,工人大多数是刚招进厂的年轻人,正处在婚恋时期,由于工厂内部男女比例失调,在社会上军工企业又比较封闭,所以军工厂里青年工人在婚恋中出现的新闻要比社会上的多,各厂出了什么事,很快就在各个厂之间传开了。团干部到一起就像调查组核查问题似的,把听到的传闻请事发厂的书记给介绍一下。为的是除去误传部分,了解事情真相,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做好自己厂里的青年工作。

70年代,由于厂里女青年少,不少男青年在山里找不到对象,有的男青年在家乡找到对象了,但是对方不愿意来厂。还有的男青年找的对象报到厂里,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厂里又不批准结婚等等原因,工厂里的大龄青年和社会上的大龄青年比较,数量要相对多一些。厂里有很多从农村进厂的男青年,个人条件很好,只是为了找一个有工作的对象,就得降低择偶条件。应该说在军工厂里,因为女同志少,所以女同志在找对象上占有很大优势。

说起工厂的桃色新闻,我们厂的故事是各厂团干部关注的。那时有句顺口溜是通用到永安,“破鞋”有一千,不够齿轮往里填。我们厂对外叫永安厂。为什么把我们厂扯进去了呢?因为我们厂是辉南军工厂中建厂比较早的,刚建厂先招工了一批初中毕业生,接下来进厂了一批复员兵,复员兵年龄都比学生年龄大不少,而复员兵的家基本都是农村的,于是,这批复员兵为在工厂安家,他们向女学生们发起了进攻。当然,在进攻中就产生了故事。

当年在我们厂最引起关注的是钱英“失踪案”。这是军工企业中引起轰动的事儿。那是1972年中秋节晚上发生的事儿,第二天早晨厂内传出了一个爆炸性新闻:32岁的大姑娘钱英昨天晚上失踪了。

钱英中专毕业以后参加了工作。军工厂建厂时,她是作为技术人员调来的。来厂时她已经是二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因为她人长得漂亮,家庭地位高,个人条件又好,所以她找对象的条件也很高,凡是给她介绍的男同志她都看不中,她看好的人又都是成了家的男人,为此她已经30多岁了,个人问题还始终没有着落。

一个多月以前,有人发现钱英怀孕了。为这事,领导找她谈了话,她也承认了。问她男的是谁,她始终没有说。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厂里安排她们宿舍的同志监护她。

中秋节那天晚上,俱乐部演电影。她们宿舍的同志看她买了好多水果,晚上又在食堂买了好多包子,以为没有外出的汽车她走不出去,就没太在意。同寝同志问她去不去看电影,她说不爱活动,我看家你们去吧。看完电影以后,她们宿舍的同志在桌子上发现了她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妹妹们,我走了,这些水果和包子你们吃了吧。”大家看见纸条傻了眼,马上向厂保卫科报告,保卫科立刻通知车队禁止一切车辆外出,然后组织人查遍了她可能去的地方,也没有找到她。

第二天,工厂派人检查了所有出厂的汽车,也没有找到她。后来厂里和她家里联系找遍了她的亲属和朋友,还是没有找到她,从此她就失踪了。

一年多以后有一天,全厂又传出了一个新闻,钱英抱着孩子被厂保卫科带回来了。听知情人说,厂里一个同志出差去外地,在商店里意外地发现了钱英在那买东西,那个同志没敢惊动她,就在后边跟踪她,跟到她住的地方以后,记下了住址,然后给厂里打了长途电话。两天以后厂保卫科的人和出差的同志一起到钱英住的地方找到了她,他们一进门,看见钱英正在给小孩喂奶呢,他们说明了来带她回厂的意思以后,她没说什么,把孩子一包就和保卫科的人回厂了。

钱英回厂以后,工厂在俱乐部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对她的问题进行了公开处理。因为男方李某是技术干部,有妇之夫,所以工厂对男方给予了开除留用两年的处分;给予钱英严重警告处分。这次大会是工厂对轰动全厂的钱英私生孩子事件的一个交代。

钱英的事儿处理完以后,工厂后勤部门给钱英安排了一个母子宿舍,她们娘俩就住在了母子间里。钱英的孩子长的和父亲一模一样。听说钱英离开工厂以后一直住在她孩子的叔叔家里,因为他们家没有小孩,想要这个孩子,钱英不给,坚持要自己养着儿子,原来她有后顾之忧,怕时间长了人家不让她把孩子带走,在她看来能把孩子带回厂是最放心的。所以工厂的人一去找她,她立刻就抱着孩子回来了。

我搬到机关女宿舍以后,和未婚妈妈钱英住的很近。那时,她一个人带个孩子非常不容易,由于她生活在人们的“白眼”中,所以基本上没有人理她。有时看她忙不过来,我就顺便帮助她打点儿饭,有时孩子哭了,她倒不开手,我也会帮助她抱抱孩子。在倍受人们歧视的情况下,我能帮助她,使她特别感激我。从交往中,我知道她身体很不好。她因为生孩子时没有人细心照顾她,在月子里,她得了风湿病。我看见她的手指的确都红肿弯曲了,有时看她洗衣服很费劲,我就帮她洗一洗。

我认为,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该给予关心帮助,让她感受生活在温暖的环境里,感觉自己犯错误不对,认识到自己改正错误的必要性,只有这样,她才能转变成好同志。在我的影响和说服下,我们宿舍的同志也都肯帮助钱英了。

由于我对钱英的帮助,钱英把很多心里话都告诉了我。她说:她屋里没有客人时,她都要插上门,因为经常有不怀好意的男人到她这里来,而且还赶不走,有时晚上也有人来敲她的门,嘴里说些下流话。

听了她的话,我认识到失身女人生活真的很艰难。在社会上,一般男人是不敢在行为端正的女人面前放肆的。但是,人怕出名,女人一旦有了婚外性关系传闻,那就像开放的花朵一样,什么蜜蜂、飞虫都朝你这里飞。对于失身于情的女人,那就更难了,她要受到双重的精神折磨,既有感情上的痛苦,也有舆论上的压力。钱英就是一个献身于情的人,她日子过得很苦。

钱英的孩子在厂的托儿所里,有一天,孩子父亲的妻子从沈阳来到工厂托儿所,她问阿姨哪个孩子是钱英的?阿姨们出于职责谁也没告诉她,可她竟然认出了孩子,她对孩子说:“你妈太坑人了,我不会便宜她的。”谁都知道一岁的孩子啥也不懂,她明摆着是让阿姨给钱英捎话。

其实,李某是作为技术干部调入工厂的,但是因为他的妻子政审不符合进厂条件,所以夫妻一直分居两地。钱英因工作关系跟李某接触比较多,日久生情,双方不能自拔,导致未婚生育。李某的妻子面对破裂的婚姻,明知道无可挽回,但是,为了自己的心理平衡,始终不同意离婚,他们一直僵持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婚姻法修改后才离了婚,钱英和李某终于走到了一起。而他们俩生育的儿子在七岁时被叔叔领养了。原因是钱英从军工厂调回家时,身为高干的老人向组织上提出,坚决不允许把孩子带回娘家,无奈之下,钱英又遭到了一次骨肉分离之苦。

在军工厂,做青年工作中,安心山区建设是内容之一,所以团干部们到一起都彼此研究青年的思想动态。每次开会,大家都离不开这个讨论题。我们半天的讨论会,大家都用在了讲故事上了。下午先是传达上级文件,然后是领导讲话。四点多钟大会结束了。

(本文由作者孙艳华授权发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