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杜立特的16架轰炸机以及全体机组人员，在海军官兵们疑惑的注视下，登上了“大黄蜂号”航母。这是美国陆、海军摒弃前嫌、通力合作的一项任务，尽管任务没有明确，但人们从“怪异”的现象中，感觉到此次行动不一般。
这就是“空袭东京”。按照计划，杜立特的特遣队从旧金山出发到中途岛，与哈尔西率领的“企业号”航母编队汇合后，沿着4个月前日军偷袭珍珠港平行的线路，行程8400多公里轰炸日本。当然，这个计划在驶离美国海岸前，始终严格保密。
听说轰炸日本，全体人员士气大振。
自美国参战以来，日本人在东南亚肆虐妄为、所向无敌，美国人整天被失败的消息笼罩，看不到一丝的“光明”。杜立特的队员们和海军官兵们对此次远航纷纷猜测，有的说是支援菲律宾的麦克阿瑟，有的说是去澳大利亚建立前进基地等等。
当航母编队航行在漫无边际的太平洋上，胡乱猜疑成了无事可做的人们热议的话题。有时候，这种无端的猜疑也会扰乱军心，造成工作懈怠。从保密的角度看，如今舰队已远离大陆，不会出现泄密的情况，该是打消官兵们疑虑的时候了。
这一天，杜立特将全体队员集中在一起，宣布了轰炸日本的计划，随后，整个特混舰队官兵都知道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一时间，人们在甲板上手舞足蹈、兴高采烈，这是他们忙碌几个月来，听到的最好消息，“士气前所未有的高涨”。
现在队员们彻底明白了，为什么只有16架轰炸机，却有22架机组上舰？一是，万一有人中途退出，可以及时补充；二是，大家在一起辛苦训练几个月，将一些人留在后方，显然没有人情味；重要的是，全部带走更有利于避免走漏消息。
任务确定后，杜立特和盘托出了攻击计划。舰队到达预定海域后，在天黑前由他第一个驾机起飞，在东京投下燃烧弹，其他飞机在3小时后起飞，以燃起的大火作为引导进行投弹，而后在天亮前到达中国，在浙江衢州加油后再飞往重庆。
同时，为了确保舰队安全，杜立特要求机组人员将用完的燃料罐，不要直接扔出去，否则就会给日军留下线索，从而追踪到航母编队。应该将用完的燃料罐集中起来，在中国海附近扔掉，“海军对咱们不错，这是表达感激之情的最好方式”。
然而，大战在即，对机组人员的培训一刻没有停。
1942年4月，空袭东京的行动开始实施，杜立特的队员们尽管为之兴高采烈，但他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如何在东京上空确定轰炸目标，以及到了中国后如何快速归队等等，这都需要一位“亚洲通”来传授经验，谁能担当此任呢？
他就是海军情报官史蒂芬.朱里卡上尉。他从小在菲律宾长大，在日本、上海等地上过中学，精通菲律宾语、汉语、日语等；高中毕业后加入美国海军，成为一名鱼雷轰炸机飞行员。二战爆发前夕，被海军情报局吸收，担任驻日本武官助理。
也就是说，朱里卡凭借语言优势，利用大使馆的工作广泛收集日本海军的情报，其中大部分是公开信息的研判，也从事到造船厂、飞机制造厂进行偷拍的间谍活动。2年的工作，让他成为一个“日本通”，并对扩大轰炸效果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在他看来，16架B-25的轰炸效果不会太好，但对东京城98%的建筑使用都是木头和纸张等材料，用燃烧弹效果更好。而且，他建议轰炸目标首选炼油厂、储油罐、弹药库等，只要7把大火就能将东京烧完。他将这些目标在地图上都做了标注。
也许是大战前的烦躁，或者是长期训练的疲沓，陆军这些飞行员们似乎对朱里卡的培训并不感兴趣，他们对一遍又一遍地识别地图上的公路、主要地标，甚至是个人住宅越来越反感，以至于8：30分的培训课，居然到了9：30分人员还没有到齐。
更让朱里卡生气的是，这些飞行员在听了半个小时后，开始分散注意力，甚至有些闭目养神。不过，他很快找到对付的方法，他介绍到日本人很凶残，不认真听课，不掌握地形，一旦行动失败落入敌手，首先是游街示众，而后是公开斩首。
从此，这些“惜命”的飞行员们认真对待每一节培训课。他们学会了用中文说“我的美国人”这句话，如何在中国山区避免蚊虫蛇咬，并且如何通过看脚趾来区别中国人和日本人等知识。看来，什么事情不触及到自身安全，都不会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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