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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一篇“控诉中学老师十年间猥亵20多名男生”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并触发舆论广泛关注。据悉，这是我国首例男性教师大面积猥亵14周岁以上男性学生而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案件。目前，随着涉事教师被移送到当地检方审查起诉，“部分受害者”选择通过媒体发声，讲出被性侵之后的心路历程。

坦白讲，全球范围内对性侵害的潜意识认知，基本上都是“男性对女性的侵犯”。因为，在基本的性行为互动层面里，女性历来被弱势化，客体化。并且，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从来就没有进入主流的生活秩序，这就导致“同性间的性侵害”成为“性侵死角”。

尤其，对于“男男之间的性侵害”，更是很难走进现实。就如“四川遭男老师性侵男学生发声”中所提到的“性侵羞耻”，其实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包括女性受害者，也会有这样的心理认知。这就导致，在破解性侵案时，会错失最佳的窗口期。

但是，随着社会主流认知对“男性侵害女性”的直面，导致女性受害者的心理负担越来越小，所以，在发生性侵害时，主动报案的情况也就越来越多。因为，她们很清楚，对于被性侵这件事儿，真正的过错方是“性侵者”，而非自己。

虽然，有不少边缘视角认为，女性的言行，穿着，出行时间，也会成为触发性侵的“诱因”。但是，总体上而言，是以受害者视角介入的防范性反思，并没有将其奉为原罪。但是，将“性侵害的模型”放在同性别的范畴内，总还是较为艰涩的。

从某种层面上讲，基本的“性别共识”中，同性之间是不存在避讳的。但是，这依旧建立在“异性关系”的基础之上。可事实上，“性同意”的核心是“同意”，而不是“性”，也就是作为“性主体”来讲，只要不是情愿的，就意味着强迫方存在侵害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男老师性侵男学生”的事情，似乎就会更容易一些。

“男性对女性的性侵害”属于大共识，其中除却法理的支撑，更多的支撑在于公序良俗的加持。而对于同性之间的性侵害，或是女性对男性的性侵害，就只能借助“法理”本身的尺度。只是，回到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上，往往公序良俗压死人，这就导致“难以启齿”会成为控诉的底色。

所以，受侵害学生说：当时事情发生之后，自己出于对性侵害的羞耻和对于法律的无知，当时没有其它选择，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其实这算是“男性侵犯男性”的普遍现实，因为，对于大多数性侵害案例，都是年龄大的侵犯年龄小的。

这其中反映出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在身体力量上有优势，所以更容易得逞；其二，心理认知，心理控制相对更为强势，便于在侵害后对受害者进行“封口”。所以，一般来讲，这种“男性侵害男性”的案例，多发生在“上下级关系”中，或存在“狩猎关系”的体系中。

于此，从整体的“性侵害数量”来讲，同性间的案例和女性对男性的案例，应该属于小概率事件。不过，这也应该从两个层面去看待：其一，整体的数量肯定少于“男性对女性的侵害案例”的数量；其二，受害者能够站出来维权的数量，又是整体数量（同性间的案例和女性对男性的案例）中的极少数。

目前，虽然没有明确的“社会调查”，去实证这个本就存在的“结论”。但是，以目前主流的“性与性别”的秩序来看，应该八九不离十。当然，谈到男性受害者的“性侵羞耻”，其实跟女性受害者的“性侵羞耻”还不是一回事儿。

因为，女性受害者的“性侵羞耻”，更强调贞洁问题。而男性受害者“性侵羞耻”，更多基于“第一性”的存在性问题。毕竟，在主流的性认知中，男性是力量的标志，是主动的载体。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男性站出来说：“我被强奸了”，就意味着男性的标签瞬间坍塌。

所以，无论是女性受害者，还是男性受害者，比起直接的性侵害，可能公序良俗所带来的偏见压力，更能成为摧毁他（她）们的力量。“这一点”，在“男学生们”发声的过程中，已经表露出来。因为，对于“性侵害”来讲，身体上的伤害只是瞬时的，而心理的伤害却是长久的。

就如，“男老师性侵男学生”案件中的受害者们，其实都是事情过去很久，才决定站出来维权的，而之所以要将涉事老师推向“法理的案板”，还不只是私心的存在，更多是想以自己的遭遇，把“男性被性侵害”的认知，推广开来。

毕竟，只有让“性同意”这种认知深入人心，才能更为彻底的祛除“受害者原罪”这种观念。要知道，从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才将猥亵罪的客体由“女性”改为“他（她）人”。不得不说，“反性侵”之路任重道远。所以，回到“男老师性侵男学生”的案件上，结果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知道，性侵害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而非只是“男性对女性”这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