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懋柏 新三界
作者简历
杨懋柏
杨懋柏，1946年出生于湖北。1970年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后去部队农场锻炼近两年。再分配后一直从事中学教育、教学、教研工作。在《中学物理教学参考》《物理教师》等杂志上发表教研文章三十余篇。已退休。
原题
“八·一”渡江
作者：杨懋柏
1967年8月1日，对武汉人民是个惨烈、悲戚，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武汉地区举行盛大的渡江活动。上午9时许，渡江开始，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汉阳门码头入口通往长江的台阶上、水岸边发生了极为严重的踩踏、溺水……几百条鲜活的年轻生命瞬间消失，被淹没在滚滚江水中……
（一）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1月，上海掀起“一月风暴”，“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斗争浪潮波及全国。“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全国处于“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状态。地方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和半瘫痪之中，公检法机关失去作用。武斗成风，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夏天，武斗开始像“瘟疫”一样在武汉三镇蔓延。
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狂呼着杀气腾腾的口号呼啸而过，让人神经一阵阵紧张。一辆辆满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匕首、木棒、铁棍、钢鞭全副“武装”人员的卡车，在武汉街头驰骋，制造、挑起武斗。他们用原始的武器，野蛮的方式围攻、杀戮对方，无辜生命在武斗中致伤，死于非命，流血、殒命惨案频发！
武汉三镇的上空弥漫着疯狂和仇恨，炙热的空气充满令人窒息的血腥味！那是一个疯狂、野蛮、无序、愚昧至极的年代。7月20日，极度野蛮、疯狂，最终酿成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不久北京表态，支持武汉的“革命群众”组织。
为了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鼓舞士气，“革命群众”组织，临时决定八月一日举行渡江活动。
此时的武汉，仍处于极度无政府状态之中。渡江的准备不足一个星期，组织、后勤、救援、保卫等各项工作都过于仓促——“八·一”渡江已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二）
8月1日吃罢早餐，我们在宿舍门前集合。校车把参加渡江的队伍分批送到长江大桥武昌桥头汉阳门临江大道上。我们是参加渡江的普通队员，离开学校较晚，到达临江大道时已近10点了。
武昌桥头、临江大道上人山人海，密如蝼蚁，挤得水泄不通，一片混乱嘈杂。他们是武汉地区各单位参加渡江的队伍，还有武汉周边地区来参加渡江的队伍，还有看热闹的市民，临江大道旁房屋楼顶上、江堤上挤满了人（有关报道称有四五万人参加活动）。
我们处在武昌桥头的下游，离汉阳门入水口还有好几百米。远远望去，隐约可以看见拥挤在大桥栏杆旁观看渡江的人们，看见武昌桥头江边的渡江指挥台，那纹丝不动的彩旗；听见高音喇叭里发出的含混嘶叫声。
领队老师告诉我们，“前面下水时有点拥挤，大家原地休息，等候下水通知……”我们也没有细想，就等着吧！
这天天气晴朗，没有一丝风，空气闷热，烈日当空。炙热的阳光肆无忌惮地倾泄大地，晒得皮肤如针扎般刺痛；柏油路面晒得滚烫，赤脚踩在上面如火烤般灼热。真有“烈日炎炎似火烧”的味道。
路旁树荫下早已挤满了人。我们携带的衣物被校车拉到汉口登岸的地方去了。路面上、江堤旁挤满了准备渡江的队伍，有的站着，有的席地而坐，借着彼此的影荫，抵挡烈日的暴晒。
“不知什么时候可以下水？”我只好垫上一张报纸在江堤旁坐下，把一条毛巾顶在头上，遮挡一下炎炎烈日，迷糊起来。现在需要保持体力，准备渡江。
滚滚长江，穿过大桥，浩浩荡荡向东奔流。从武昌汉阳门入水到汉口滨江公园上岸约5000多米。长江大桥附近江面宽约1000多米。人们常说“横渡”长江，显然那只有象征意义，称“斜渡”长江更为确切。
汉阳门的斜对岸是长江的支流——汉江（又称小河）。汉江水面宽阔，汉江水从汉阳南岸咀与汉口龙王庙之间，由北向南斜注入长江。汉水与长江水汇合处，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旋涡无数……
领队老师告诉我们，从汉阳门下水后，游水方向应该斜向上游对着汉阳桥头，奋力划水，借助长江水流流动，形成合力，才能克服汉江水流的冲击，迅速越过两江汇合激流。这是能否顺利到达对岸最关键的一搏。否则会受汉江水流冲击，被冲向武昌岸边一侧，无法在滨江公园登岸。
参加渡江活动之前，我们在东湖进行了例行训练。从武汉大学露天游泳池（凌波门游泳池）旁边下水，游向对面东湖公园，到达岸边，不上岸，不休息，然后掉头，在湖面绕一大圈，游回到出发地，如此往返。训练时不带任何救生器材（有的还是带上救生圈、篮球等）。主要是耐力训练。
武汉大学露天游泳池（凌波门），对面是东湖公园
“起来，准备渡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迷糊中听见喊声，我迅速站起来，跟随队列向入水的码头汉阳门走去。
汉阳门码头的台阶大约有二十多米宽，有二三十级台阶（估计），一直延伸到长江里。我们列队，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向长江走去。
江水被泥沙染成昏黄色，散发淡淡土腥味。入水，我斜对着汉阳桥头方向，奋力划水，刚下水时的紧张心情一扫而光，一心想着怎样迅速越过两江汇合激流。
常言道，“长江无风三尺浪。”在浑浊的江水里，放眼望去，江面上尽是随波浪起伏的人头，摇晃的彩旗，被人们簇拥的语录牌。起伏的波浪，如同无数浮动的镜片，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烁烁，熠熠生辉。
在起伏的江面上，浑浊的江水不时向头上扑来。冲击两江汇合激流时，浑浊的浪头更大：一会把你抛向浪巅，一会把你跌至浪谷，人像一片树叶在水面上颠簸，任由摆布。这时你要注意顺势而为，在浪谷，当浪头从头顶向你袭来时，吸口气，闭上眼，把头埋在水里，避免呛水；当水浪把你抛起时，再抬起头，睁开眼，换口气。
终于冲过了汉水与长江水汇合的激流、旋涡……我渐渐靠近岸边，随江水向下游漂流，或踩水，或侧泳，或似青蛙般趴在水面，任由江水推动，顺流而下，再也不用“奋力”了，真有“胜似闲庭信步”的味道。
岸边的轮船、大小船只、岸上的电线杆、楼房、人群……依稀可见。大堤上的人群密密排开，挥动三角旗，欢喜雀跃，吼声如雷；还有彩旗和横幅：“跟随毛主席到大江大河去游泳”、“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路漂流，经过王家巷码头、江汉码头……不一会就到了登岸地点滨江公园。我们终于平安到达终点了！踏在松软的江滩上，迎着微微江风，倍感惬意！
“小Yang ……”循着声音看过去，哦！原来是小姨学校搞摄影教学的一位老师（姓什么已不记得了），正手持120相机在江滩拍照。“来，给你拍照吧！”我站在江边，拍了张单人照，随后又与我一起上岸的同班王同学留下了一张合影。
滨江公园江滩照
告别那位老师，找到武大接待点，领取了衣物，走出公园，在马路上乘学校的大卡车回到了学校。到校已过中午了，这时才感觉饥肠辘辘，有点疲惫了。赶紧到学生食堂吃罢午餐，便休息了。
（三）
下午，从外面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同学们正在寝室、楼道里议论着：上午9点，渡江刚刚开始时，在汉阳门下水的台阶上、江岸边发生了严重踩踏，造成了大批人员伤亡……
传来的消息，我们大致了解到踩踏伤亡是这样酿成的：
上午九时许，渡江开始。引领渡江队伍的是仪仗队：由毛主席像、语录牌方阵、红旗方阵等组成。下水时，先是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在前面开路，接着是语录牌方阵，大约有十二块语录牌，长的约十几米，每块都用方木框钉成，两面安装玻璃，仪仗队员用木杠抬着，木杠上绑着汽车内胎，用以浮在水面，便于借浮力把语录牌推过长江去。长语录牌要20来人抬着走。
再接着是一百面红旗方阵……仪仗队之后便是参加横渡长江的各单位方队。
汉阳门码头入口本来不宽，……由于仪仗队是负重向前，而且语录牌只能一块一块的下水，因而速度极为缓慢。
赤脚光身等待渡江的队伍在烈日炙烤之下，个个盼望早点下水，急不可待，只嫌前面走得慢，队伍秩序变得混乱。
按常理，集体下水，在前排入水的时候，后边队伍要有一个停顿的间隙。此时，指挥部理应立即命令后面方队暂停，等仪仗队全部下水一段时间后再前进。
然而，指挥部没有这样做！可悲的是，反而又令后面紧紧跟上，于是方阵与方阵、排与排、人与人之间距离越靠越近，竟至挤得前胸贴着后背，后边的队伍还纷纷向前拥挤。
意外发生了！最先是前面抬语录牌的有人摔倒了，语录牌失去平衡，摔在台阶上。玻璃碎了，木架散了，钉子露出来了，木头断茬、钉子、碎玻璃、铁皮，一时都变成了利器。
接着旗帜方阵又一下被挤倒了十几个。小小的台阶上乱成一团，跌到的人还没爬起来，后面的人又跌到在他们身上，甚至压了好几层！很多人被踩踏时又雪上加霜地被玻璃、铁钉锥扎。血迹斑斑的台阶上躺着好些受伤的人。惨烈、悲戚的吼叫声在台阶上空回荡……
队伍完全失控，下水的人流根本停不下来，一排一排，挤到入口台阶处，便由高至低，潮水般向长江里压下去，再也收不住了！
有的人在岸边水下被水里的人拽住动弹不得，拼命挣扎；更多的人被挤落水，层层叠压在水里，搅成一团，既直不起腰，又无法游走，活活闷死。
然而，后边的人并不知前边的情况，依然向江里涌去。甚至坐在防洪堤上看热闹的人，也不少被挤落江中。
而在渡口维持秩序、参加抢救的人又太少。他们的呼救被淹没在千万人汇成的狂热噪声之中！
我们到达江边时较晚，那时踩踏伤亡已经发生。领队老师让我们暂停休息时，汉阳门入水处那边正在实施紧急救援（那时我们并不知道）……等到我们列队下水时，入水处的秩序已得到恢复、维持。
当我们列队沿台阶走向长江那会，在台阶岸边江水里、我们的脚下却还静静躺着，刚刚被活活闷死在水里的几百条年轻的生命——我们却浑然不知！
得知上午渡江发生了严重踩踏伤亡，令人不寒而栗！为自己庆幸，更为逝者扼腕痛惜！
随后几天，渡江踩踏伤亡的消息不断传来。
踩踏中伤亡的主要是仪仗队的队员，中学生，看热闹的群众，还有维持秩序的解放军。仪仗队队员都是武汉大专院校年轻的男女学生……
《炎黄春秋》载文《武汉“八· 一”渡江惨案亲历记》，亲历者付汉斌记述：
“那年我只有十七岁，经同学介绍，在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笔者注）参加渡江队训练。
“这次惨案，旗帜队死得最惨，仅我们华师去的十五人中就死了八人。武汉六中等学校次之，其他队伍中也有死的……究竟一共死了多少人已经成为历史之谜。
“‘八·一’下午，解放军在下游不远处的大堤口江边打捞起数十具尸体，摊在岸上，绝大多数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也有观看的群众。……在下游阳逻处也捞起了不少尸体。至于长眠在滚滚大江之中的，则永远无法统计了。”
当年的一位少年，几十年后回忆起8月1日傍晚，在汉阳门看到的打捞尸体的情景：
“那时我只是初中生……
“当天傍晚时分，我摆脱对我提心吊胆的妈妈的监控，跑到离家几分钟路程的汉阳门。
“这里排满了军车。很多当兵的在水里打捞尸体。用的是铁钩，就像从船上往车上卸货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钩取尸体。当时我还想，用铁钩这样钩人多么疼啊！脑子一直转不过弯来。那种恐怖可怕难以描述。但是我生性好奇、喜欢打探，几个小时没有离开。但是那些尸体像是永远打捞不完一样。
“那些尸体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小孩。最可怕的一幕，是一个身穿花裙子、抱着一个小孩的青年女子的尸体。打捞上来时竟然还死死和孩子攥在一起。后来我得知有些死者是在江边堤上围观渡江的群众。堤上的栏杆被挤垮了，不少人就那样掉进江里了。
“明明烈日高照的一天，傍晚时分却下起了纷纷细雨。后来雨越下越大。整个天空变得黑沉沉的。我真的感觉到长江在呜咽，天空在哭泣。”
（四）
星期天（8月6日）我去了趟汉口小姨的学校。从武大乘12路公交车在司门口下车，沿武昌桥头堡旁边的阶梯登上桥面，来到大桥栏杆处向下望去，在汉阳门附近宽阔的草坪、江堤边摆满了白色的花圈，那是对八一渡江无辜逝者的哀思、悼念！我默默站在那里，心头泛起阵阵悲凉，仿佛听到那凄厉、悲惨的呐喊声……看见那台阶上层层叠压的人们的绝望挣扎，看见那浑浊江水中团团缠绕的求生者挥动的无助臂膀……眼睛也湿润了！我不是踩踏事件的亲历者，但每每想到那年渡江，那满地的白色花圈，那汉阳门码头惨烈、悲壮、无助的场景便浮现在眼前，心头一阵酸楚！
“Mao bai，你爸爸前几天打了电话来的，……把他们急坏了……”刚到学校见到小姨，就对我说。
“这是你渡江的照片……”
……
哦！是那位老师在长江边给我拍的照片。正是这张照片及时向家里传递了我渡江平安的消息！不然真要把老人们急坏了！再次向那位老师表示深深感谢！
“家里怎么知道我参加八一渡江？我事先并没有告诉家里呀！”我想。
原来八一渡江那天早上，在去乘校车的路上，遇见了老家“刻印厂”的几位工人（有房东的三女儿），他们是来武汉“串联”的，有的工人我认识。我告诉了他们，去参加渡江。我渡江的消息一定是他们告诉我爸爸的。
武汉“八·一”渡江，发生踩踏事件，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消息很快传遍了武汉三镇，传遍了湖北，也很快传到了我的家乡……老人们知道我参加了渡江，心急如焚……那时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只好打长途电话到小姨学校，问我渡江的情况。
大江东逝，岁月悲歌，浊浪拍岸，涛声如泣。半个世纪过去了！八一渡江的亲历者已是古稀老人了。逝者留给亲人们心头的伤痛已被时光慢慢抚平。人们深深怀念、祭奠那些年轻、英俊、无辜、无私的亡灵，愿天堂安息！
附录一
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67级学生，在《乐龄网》上撰文记述：
“我是武汉市渡江大军仪仗队彩旗队的一员。仪仗队排列在渡江队伍的最前面。
“仪仗队的成员全部是来自武汉大专院校的学生，他们个个都是游泳高手，都有多次横渡长江的经验。
“我们列队站在武昌汉阳门渡口的临江大道马路上。
“大堤缺口的马路一侧，摆着讲坛，挂着喇叭，群众组织领导人在上面哇啦哇啦作报告……就在我们这些头顶似火骄阳，……耐心行将崩溃之际，报告结束了。
“渡江队伍如遇大赦般骚动起来，仪仗队从江水边的石台阶上一直排到岸边，列队完毕。头上喇叭指挥我们：“仪仗队保持队形，配合摄影。”与此同时，渡江信号弹升起。就在此时，一彪穿蓝背心的人马从仪仗队的东侧插了进来，领头的大旗上写着“阅马场中学钢二司”几个大字，他们要抢在仪仗队的前面下水。仪仗队为了保持队形，从东侧向西侧稍做退让。退让之后，一场群死群伤的灾难开始了！
“仪仗队退出半幅台阶以后，并没有在“保持队形”之后，接到“开始渡江”的命令。……我扶着红旗站在台阶中部，看到汉阳门附近的江面上都是人头。渡江人群一定以为渡江开始了，而我们却还在保持队形，原地没动。
“突然，压力从我背后涌来。急于下水渡江的人流把仪仗队员们挤倒在台阶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一股更大的压力涌了过来，把我们彻底挤倒。被挤垮的标牌，倒下的红旗，伴随着人群的呼喊，一片混乱。
……
“我的腿被别人压在身下，我的红旗不见踪影，被人压到身下有生命危险，得想办法脱险。我身处台阶西边缘，边缘陡坎下是滚滚浑浊江水。我猛然发力从别人身下抽出腿子，滚向陡坎下的江水中，完全不顾膝盖小腿被花岗岩阶石磨破。
“我刚刚从江水中探出头来，一只手把我的头用力往下按。这位按头者浮上去了，我却沉入江中喝了一口水。事发到现在，我已经完全冷静下来，想着：‘我可能回不去，看不到我的爸爸妈妈了。坚持住，想办法逃生！’江流很急，我屏住呼吸潜在水中任水往下游漂。坚持了一会，我才再次探出头来。果然，我脱离了人头攒动的是非之地。
“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身边居然有一只标牌上面垮落下来的铁皮浮筒。我一手挽在臂下。放眼望去，一些淹糊涂了的人，拼命往汉阳门江堤边游去，企图从护坡爬上岸。可惜护坡陡而且滑，爬上去又落下水，重复着劳而无功的攀爬。……我把浮筒推向人群，徒手渡过长江去了。
“后来，陆续渡江上岸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告诉我：一队解放军战士，手臂挽着手臂形成人墙，插进涌进汉阳门的渡江人流，封堵住江堤的缺口。一会秩序好了，渡江又开始了。……如果有预案更早执行，损失会更小。
“八月二日下午，我得到指令去湖北医学院（现属武汉大学—笔者注）停尸房辨寻我校的遇难者。去了一看，哎呀，我的妈，一个大房间密密麻麻停满了遇难者的遗体，遗体周围放着冰块，除了有两位是仪仗队里的同学以外，其他的我一概不认识。也就是说社会上的遇难者比我们学校多很多……（当时武汉医学院，武汉肉联等单位都存放着遇难者的遗体——笔者注。）
“我知道我们学校仪仗队遇难的同学共十五位（6女9男）。
“唉，他们留给父母和亲人的是无尽的悲痛。今年八一又是他们的忌日，我真希望宇宙有神，他们在天堂过得好！江水流淌如昨，浊浪悲泣，死者安息吧！痛定思痛，我们活着的人总有点步履蹒跚啊。”
附录二
《炎黄春秋》载文《不堪回首的那一天》，亲历者黄鹂是这样记述：
“那是1967年的武汉，那一天是8月1日，我还不满14岁。
“从早晨开始，现场就是一片混乱的人海，沿江大道上的人头看不到边。
“将近9点，我听到远处喇叭里群众组织一号头头在演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全然不顾赤脚站在将近40度地面上，快要被蒸熟了的人们。人群逐渐开始骚动，在无法忍受的酷热下，人们完全没有了秩序的概念。
“前面的还没有接到下水的信号，后面的人浪就不断涌过来。只听到很多人喊：‘不要挤，要出人命了！’‘不得了，死人了！’吼声几乎震聋了我的耳朵，却根本无济于事。我们几个初中的小女孩是跟着武汉体育学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的，这时被人群挤在汉阳门下水处的台阶中段，上下两难。拥挤使我感到呼吸困难，我努力向上仰起头，以免窒息。健壮的体院大学生们组成人墙，把我们围在中间，他们简短地商量了一下，当机立断，将我们几个初中女学生连拉带拽托上人群的头顶，我们就从涌涌的人头上爬了上来，离开了死亡的台阶。
“我们回到马路上又以最快的速度跑上大桥。我看到桥下我们原来站立的地方人如蝼蚁，马路上人如蝼蚁，水里也是人如蝼蚁，后面的踩踏着前面的，然后又被更后面的踩踏。我知道留下的还有几个体操专业的女大学生，她们小巧玲珑，个子不比我们高出多少，只是年龄长我们几岁，在那成团成块的人群里她们是很难挣扎出来的。
“事后我听说，我们几个小女孩刚刚离开阶梯，可怕的拥挤就急剧升级了。就是我在大桥上看到的，渡江的人被挤下水，看热闹的人被推下水，岸上被人踩，水里被人踩，人压人，人踩人，还有尖利的东西在水里面“杀人”。
“这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盛传的“杀人暗器”，其实是被挤烂了的渡江宣传牌上散落的领袖像章，成千上万个受到顶礼膜拜的偶像，此时却成了夺命的凶器。江边的铁栅栏被挤垮了，很多并不准备渡江的人就直接从高处摔进水里。已经入水的人根本不成队伍，在8月的大江激流里立刻就被冲散了，水性好的被水性差的拖住，很快就没了顶。
“我浑身颤抖，顺着大桥的铁栏杆跌坐在滚烫的地面上。四周是地狱般的灼热我却浑身发冷，眼下是地狱般的喧嚣我却听不见一点声息。一列火车正从桥下通过，大桥桥身随着火车的轰鸣和我一样战栗着，我的泪水和汗水流在了一起。
“这次愚昧的大混乱夺走了数百条鲜活的生命，他们很多都是大学生，水院的、华师的、体院的、武大的、华工的、华农的……他们如果活着，如今都应该是含贻弄孙的年龄了。
“多年以后，我领着未满14岁的女儿，再一次来到这里。站在当年夺命的台阶上，下意识地仰起头来，眼前突然就出现了很多年轻英俊的面孔，看见几个小姑娘被一双双年轻、无私、有力的大手托起，让她们从拥挤的人头上爬过去，把她们从地狱送回了人间。
“我怀念你们——永远年轻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那九死一生的关头是你们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命给了我们。我为你们感到无比的悲哀，你们那曾经充满理想和热情、曾经年轻而俊逸的生命却在一个酷热的日子里莫名其妙地迷失了。”
2019.06.18
文图转载自新三届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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