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羊皮乐队
如果说摇滚乐注定代表一种浓烈、饱满、躁动的声音，内敛和诡谲则柔化了它们，是英伦摇滚的标识。“内敛”“诡谲”，这在suede（山羊皮乐队）身上尤其鲜明，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没有人不被山羊皮主唱Brett Anderson（布雷特·安德森）标志性的外形和声线所俘获。
布雷特·安德森，乐队灵魂与核心，但站在舞台中间之前，他也曾经是憋闷、窘迫、郁郁寡欢的底层青年。在自传书《漆黑清晨》里，我们会惊讶于这位音乐人语言的精密，一如为其音乐叙事里细腻的感情所震撼。在那段属于他的乡野童年时光，有盐味薯片、黏牙的止咳糖、意外死亡的姑姑与为她写的歌，也有校园暴力和摇滚朋克专辑，它们促成了早期“绝望的挣扎”与此后投向财富的漠不关心的目光。而这些，正是山羊皮音乐的基底。
我是一个蛮横、傲慢又有些脆弱的男孩，喝着奶茶、吃着色拉酱和廉价肉长大，照片里的我总是愁眉苦脸，有些沮丧——并非真的感到虚无或抑郁，却委实阴沉着脸，还总有点迷糊的样子。
母亲曾画过一张我的肖像，无意中透出滑稽的神韵，我还收藏着这幅画，画的是我闷闷不乐地站在田野里，身穿蓝色田径服，手握一袋英伯瑞醋盐味薯片，漠然凝视不远处，肉嘟嘟、圆鼓鼓的小脸上一副忧伤的神情。 薯片是我小时候为数不多特别爱吃的食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偶尔缠绕在脑中的一个幻想，想着自己长大后，有了足够的钱，就为自己买下堆积如山的薯片。这件事我有朝一日真应该实行，只为与十岁的自己交谈。
布莱德·安德森（Brett Anderson）
和多数孩童一样，我也喜欢糖果，年纪稍长一些后，常常带着每周20便士的零花钱去村子里一家老式商店，买四分之一磅七彩糖或止咳糖：止咳糖是一种熬制而成的黏牙的薄荷软糖条，装在货架上的大玻璃罐里，售卖时铲出来称重，再倒进纯白小纸袋给客人。老板身材魁梧，相貌古怪，爱唠叨，总是隐隐有些不耐烦，每个孩子都冒冒失失地把钱丢进他手里。整间店洋溢一种古老幽暗的宁静，走进店内宛如不小心闯入上个世纪。 当然，那些糖腐蚀了我的牙齿，这意味着我儿时好像有一大段日子都被拽去牙医诊所度过。
对一个70年代的孩子来说，看医保牙医的经历十分恐怖，现代医学尚未使之变得勉强可以忍受，我畏惧这件事，怕到毛骨悚然，几乎作呕。 我总是浑身僵硬，蜷缩在那种便于清洁的浅绿色大躺椅上，嘴被钳子撬开，牙医用工具又刺又凿又戳又钻，而我紧攥住母亲的手，试图含着眼泪、忍着剧痛渡过难关。
20世纪中叶，牙医正在给一名小朋友治疗
磨难过后，我常在路上蹒跚而行，满嘴鲜血，在路边呕吐，一路走到唯一有点钱的亲戚家里：我爸的姨妈伊娃，也就是我的姨奶奶，她住在公园旁一栋漂亮老旧的维多利亚式红砖房里，屋里有麻线和春花的气味。
周六早晨，我们一家人和堂兄弟姊妹成群结队去她家中探望，她会往我们手心里塞一两枚钱币，有时候我们晚上会拥入她家“前厅”，坐在套着塑料罩的家具上，惊奇地盯着她的彩电看。 我们自己家到70年代中期才买得起一台电视机，即使在那时，也只是一台黑白小电视。
伊娃嫁给一个相当成功的商人——我的姨爷爷吉姆，后来一年早春吉姆中风发作，她难逃天数失去了他，膝下无儿无女，继承了一种大家长的地位。 她的弟弟、我的舅爷爷哈里是个慈祥而神秘的家伙，一颗光亮的秃头，双耳上方留着小撮头发，看起来有点像树袋熊。 他常在姐姐家度周末，讲一些东欧公主和城市阔绰生活的故事逗我们开心。 他决意不婚，也从没说起过有女友。 他可能是同性恋者，但他们那代人是不可能普遍接受此事的。 伊娃奶奶晚年渐渐失智。 她观察到邻居的房子踩着高跷缓缓向她移动，还习惯在我的照片旁边放一块饼干，再对我爸抱怨说我没有吃掉，这些事起初看来离奇又好笑，却很快因病情残酷恶化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爸爸的妹妹、我的姑姑琼是个精力旺盛、桀骜不驯的人，爱猫成痴，也爱“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她会顶着一头染成金色的高耸晃悠的蜂巢发型，穿着高跟鞋和迷你裙踢踢踏踏摇曳走过海沃兹希思街头。她和丈夫——一个体贴温顺的男人，名叫维克——住在南大道商店楼上的公寓里，他们有一群茁壮成长的孩子，还养了一只白色长毛猫和彩灯鱼缸里满满的热带天使鱼。
上世纪60、70年代，猫王“飞机头”发型颇为流行
我记得她用那种70年代彩绘小玻璃杯喝“杯杯香”汽酒，我妈曾为她做过一根蛇形的紫色挡风条。 不过，她在我脑中只留下了朦胧、淡薄的记忆，因为1980年她的生命终结于一场近乎标志性的悲剧。 她被发现和一个男人一起死在汽车里，大家推测那是她的情人，死因是吸入过多一氧化碳气体。
长舌的人和传话的人就贫乏的证据猜想摸索，我当年还小，无意中听到大人这些低语和揣测，并不清楚她的死究竟是事故、是殉情或甚至是谋杀。 谣言在我们的静谧小镇熊熊延烧，而验尸官作出模棱两可的“意外死亡”结论，我觉得只是火上浇油。 这对我们家里人而言自然是惊天动地的戏剧性事件，对她留下的孩子和丈夫更是深重的悲剧。
这件事成了一首歌的灵感来源，我在十多年后写下《她不曾死去》（“She’s Not Dead”），设法借用部分细节，来为这起令人心碎的变故描绘一幅也许相当非写实的简图。 最初的歌词里有一句“引擎转动，一氧化碳随之低鸣”，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何没有保留这一句。
我能够在此大谈自己如何将私人事件化为歌曲，而这些事件或粉碎或扭转了他人的生命，在此刻的我眼里，这很奇怪且麻木不仁。我内心多少觉得这么做有些羞耻与浅薄，也希望不曾践踏任何人的回忆，但我认为有必要了解，艺术通常就是一个记录、诠释与疏导个人经历的过程，将经历转化为存在于现实之上的东西。以我的立场来说，至少这首歌是好歌，但愿这样讲不会太轻率，也希望歌中人物得到一些体面与尊严。 是的，这才是本意。
2013年，山羊皮乐队在中国演出
我母亲喜爱漫步乡野，置身林间，听鸟啭虫鸣，晴朗的周末惯常在南部丘陵闲逛。有时母亲和姐姐会踏上一连三天的宏大旅程，游历丘陵地带。如果爸爸和我随行，她们两人则比较轻松，不过那趟行程便兼作觅食之旅——夏末摘黑莓，秋天采蘑菇。 我们若不在威尔德林地小径徜徉，就是在游览城堡或教堂。 爸爸迷上了教堂的黄铜拓印，我们常常得枯站在有穿堂风的乡村教堂中殿，看爸爸跪在地上蹙眉研究蜡黄的人像，听他讲解那些人无关紧要的久远生活。 我们也常得跋山涉水，去一些遥远的教堂，在耳堂苦苦站上几个钟头，百无聊赖，心不在焉。
我们几乎只在英国国内度假（我第一次坐飞机是13岁），阴雨的10月期中假，我们通常去德文郡、萨福克郡等地，住在租来的野营车里，或直接住进当地的房车营地。房车比我们家的小房子更令人压抑，总是散发出一股湿纸板和清洁剂的气味。雨水连绵，我们窝在车里听着电台，愠怒地度过无尽的时间，父亲蹲坐着愁眉不展地看着旅游指南书，母亲在窄小的厨房里泡茶，忙得团团转。
《猜火车》剧照
回到家中，我们的生活缓慢前行。邻里的孩子们在垃圾场后方发现一处早前的垃圾堆，据推测应是战前遗留的，我们的“淘瓶热”就此兴起。 我们会拎上铲子和铁锹，拖着脚步走过荒地，最后满载而归，收获一些古老的瓶瓶罐罐和深色玻璃器皿，上面印有平面或浮凸的过时商标，古色古香： 鱼酱罐，装着小玻璃球的弹珠汽水瓶，乃至以浮雕字母阴森警告着内有“毒药”的小药瓶。 我们从中筛出精品，运往本地的古董店，卖得几便士，过一星期左右在橱窗再次瞥见它们，已被擦得明光锃亮，标上令人咋舌的价格。
住宅区后头的树林和荒野成了我们所有孩子无法无天嬉戏的游乐场。一踏出混凝土的秩序，踩上威尔德的泥地，便进入少年部落不羁的帝国，进入《蝇王》般的无序之境，满是气枪帮派之间的打打闹闹。 这是一个自我治理的世界，大人们很少费心去管。 孩子们组成小团体，建立营地——大致上就是圈起一块小地盘，有人拖来一张床垫，有人则搬来一些家里的破烂，营造出潦草的家居感——我们在营地闲坐，用家庭装的瓶子喝柠檬汽水，打牌，聊足球。 营地如果被敌对帮派发现，便难免遭毁： 床垫被尿湿，“家具”被砸破。 有一年，大孩子们盖了一座精致的地下根据地，配有“卧室”、瓦楞铁皮屋顶和烛光墙。 这座营地整个夏天幸免于难，也是许多谣言故事的背景地，最终仍因人为破坏和雨水冲刷而坍塌。
《蝇王》剧照
记忆中我上的第一所学校是那种维多利亚式红砖建筑的乡村小学，男女生还有各自不同的大门——19世纪某位手艺精湛的石匠的遗赠。
那是一段美好也相对幸福的时光 ： 一幅夏日气息氤氲的朦胧水彩画，画着柏油操场、康克戏与五人制足球，一切都沐浴在看似永恒不变的学校蜡笔、酸奶和抛光地板的气味中。
唯一困扰这段时光的阴霾，是一位干瘦而恼怒的霍尔登小姐，她是个令人心生些许畏惧的老派教师，有点像缪丽尔·斯帕克小说中的琼·布罗迪小姐那样追随遴选学生的艺术。 她会在班上确定精英学生，鼓励他们，期望他们的优异表现，有时还期望他们跳民间舞蹈。 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几乎可以肯定，世上没有留存任何我腿绑铃铛、手持木棒跳莫里斯舞的影像证据。那个年代，家长尚未过多干预学校生活，孩子一旦被送进教室，钟敲九点，老师的规矩即成霸权。这是近似于虐待的专制主义。 我记得有个可怜的孩子成了攻击目标式的人物，老师一边拽着他的头发在走廊拖行，仿佛电影《迷墙》中的一幕，一边冲他大吼，因为他像“奶牛的尾巴——永远在最后”。
虽有少许煞风景的事，我也无法言不由衷，在那里的时光的确算是无忧无虑。
根据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音乐改编的电影《迷墙》
当我被兀然丢进本地的大型综合学校奥特霍尔时，黯淡年岁还在后头。
那是一幢威严萧瑟的20世纪30年代大楼，供周边广大区域的孩子就学。在老实的11岁的我眼里，那幢楼巍峨而令人却步，穿着灰色长裤的顽童齐声尖叫的音量也很惊人。一个班级约有35名学生，每年级九个班，所以学校容纳了大约1500个孩子。学校很大，很吵闹，有时还很骇人。
我在70年代末入学，当时部族主义流行文化可谓正值巅峰，操场上常攒动着敌对的帮派。纵使是低年级学生也设法做出姿态，顺应各自认同的团体：头发直立的朋克，留长发的金属党，身着派克大衣、领带别出心裁的摩登族，在红褐色套头学校制服上别满“Two Tone”徽章的平头粗鲁男孩。所有族群都无伤大雅，除了光头党，他们抱持着一知半解的极右观点，行事风格及好战个性一如国民阵线、英国运动那些80年代初期的种族主义暴徒组织。 我早年的好友有一个全家来自尼日利亚的男孩，还有一个印度男孩，因此我频繁地目睹身边人受到恐吓，见证了光头党口沫横飞、令人作呕的恶行恶状： 他们脚上的16孔靴子，他们手里的棍棒，他们口中的污言秽语。
校园随处可见轻微的暴力和要挟行为，老师们无法或不愿对此有所作为。由来已久的迫害模式——恃强凌弱、倚老卖老——在学校混凝土操场和铁丝网栅栏中得到一种莫名宽容的接纳。我个子算高，也擅长运动，凭此逃脱了无所不在的威胁—头被塞进马桶，更有甚者被凶狠地群殴。 那些难管教的大孩子经常挑不懂反击的低年级生下手。
《校园规则》剧照
我从未买过束缚裤，也没染过头发，但很早就爱上了朋克摇滚。我父亲对古典乐的痴迷总显得气人、挑衅又排他，这致使我拥抱朋克乐的坦荡及其原始生命力，另一层意义则是，与其参与一个无关紧要的消逝时代，朋克乐才表达了我的生活与目光所及的周遭世界：人行道上的白色狗屎，伤痕累累、尿渍斑斑的电话亭，威胁与恐惧挥之不去的毒雾。通过对真理的表达，某种程度上，朋克乐保有其同样重要的高贵。
我仍可以自豪地说，《别管鸟事》是我买的第一张专辑，它预示了我对另类摇滚毕生的挚爱。我打零工、送报纸，凑够了钱，在一个礼拜天大步走到海沃兹希思市场买下这张唱片，带着战利品匆匆回家后，它黏在我的唱机转盘上好几个月，像一个常胜不败的冠军。
当然，潮流时尚往往在伦敦风靡又退去，再过上几年，才会传播到远郊，所以“性手枪”的事业轨迹犹如来自远星的光，在我买唱片时早已陨落。尽管如此，它对我却是重要之至，我陷入它的律动感，学习着它美丽反叛的每一秒。
性手枪乐队
时至今日，我仍经常将《身体》用作前奏，这首歌发自肉体的原始呐喊永远都能在我心中激起一种条件反射，与我多年前坐在小卧室凝望窗外牛顿路时的感受相同。自那时起，我开始听更为现代的东西——80年代初后朋克乐队的阴暗世界，比如“驽钝”乐队（Crass）和“宣泄”乐队（Discharge）——将朋克不安的混乱政治化的音乐。
我会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播放《喂饱五千人》，把我便宜的音响开到最大声，而爸爸的《谜语变奏曲》在楼下轰鸣。假如站在楼梯上，就能体验一种布莱恩·伊诺风格的混合音乐。“驽钝”乐队令我着迷。他们梦魇般的超现实主义、高度政治化的封套总是既美丽又恐怖，优雅经典却尖刻、适切而充满威胁的张力。这些歌曲涉及的主题，都是我先前以为与流行音乐不合的：战争、家庭暴力、宗教、洗脑，处处是不安、质疑、异议的声音，剖析、批判着社会习俗以及公认的政治体制。我一直以每分钟33转的速度播放专辑，没有意识到它们本应以45转播放，我爱上了慢速的地狱般的咆哮，听起来与歌曲内容相得益彰。直到某一天，有人指出了我的错误，我第一次用正确的转速听这些音乐，不知为何却丢失了魔力。
送报差不多是我唯一的收入来源，为了买唱片非做不可。送报的清晨，我五点三十分硬撑着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海沃兹希思寂静的街头巷尾，将《中萨塞克斯时报》塞进一个个铝皮信箱。我每周领3.25英镑报酬——依今天的标准简直是苦役，但在1981年这数字已颇为可观。礼拜天送报有额外的1.25英镑，如此我便有足够的钱持续买黑胶唱片供养自己：《崭新时代》《驽钝苦路》《席德演唱》和许多类似的神圣珠玉找到通往我卧室的归途，登上唱机转盘的祭坛。那是姐姐离家时送给我的一台三手博姿音响老唱机。由于电位器老化，一边的喇叭常常噼啪作响，仿佛在清嗓子，乐声嘈杂，真正的质感与分量丧失殆尽。
我一直寻思，这台唱机精确度与清晰度的不足是否在最初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我听音乐的方式。我想，因为音响声音单薄，当时我学着不去听音乐的低频，直到二十好几，我才真正明白电贝斯的意义。在那以前，我耳中只有主旋律和歌曲本身，我破损的高保真音响是一块扭曲的棱镜，我开始透过它听音乐，过滤了看似不重要的细节。
我忽略了音乐所有精妙之处，只爱简明扼要对我讲话的歌曲，跟随和弦序列和词曲的力量。这最终注入了我写歌的方式——向来斟酌探寻朗朗上口、汹涌澎湃的副歌和撒手锏般简单又强大的记忆点。无论如何，这永远永远关乎自己的创作，模仿只会误入歧途。决定我能力的因素虽然在一开始是局限，其实最后成了一种优势，因为我逐渐发展出唯一可能的风格——我自己的风格。
山羊皮乐队早期合影
音乐于我变得愈发重要，我开始和志趣相投的孩子们交朋友。有些人惯于一夜之间转换所在族群，令人匪夷所思。我的朋友西蒙·史蒂文森——一个活泼有趣的男孩，长着一头浓密蓬松的卷发，现在依然与我很亲近——便是如此，他有一天脚蹬牛仔靴、身穿铆钉牛仔夹克来到学校。他见异思迁，摇身变为金属党。他把自己那些唱片卖给了我，介绍我一条惊喜的朋克/金属跨界音乐的窄道，这些唱片浸没于蛇毒、广藿香气味和少年危险的悸动中。
我结识了另一个本地男孩。这个男孩名叫约翰，住在我家同一条路上一栋差不多沉闷的红砖玩具屋里。我们俩常钻进他的卧室，播放他 收藏的朋克单曲。我们记住所有的歌词，模仿乐队成员的姿态，感觉自己成熟无比。有一天我们正放着一张糟糕的假朋克唱片，约翰的妈妈——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一头卷发染成浅金色——听到歌词里的脏话大发雷霆，冲进房间把唱片从转盘上扯下来摔碎，如《每日邮报》一般怒气冲天。这给予我们强烈的罪恶感，也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
《海盗电台》剧照
不知是否出于叛逆的反应，我和这个约翰曾经编了一份怪异而好笑的清单，列明想象中给学校所有老师施行的惩罚，我们俩因此惹火烧身。 那份荒诞冗长的清单上写满了中世纪式的刑罚，譬如让他们“头发绑在直升机上吊起来”，细节血腥暴烈，有意制造一种可怖的黑色喜剧氛围。
有一天午餐时间，这份清单不巧被师长之手逮住，瞬间除却所有幽默，唯余穷凶极恶之感，于是我们惨遭公开罚站，这种折磨虽轻微却很丢脸，我们羞愧地低垂着脑袋，站在学校热闹的中央大道，身边人来人往，不时有人会意窃笑。 不过我认为，对一个人最有效的惩罚，就是不顾其本意是何等诙谐，将其炽热想象中蕴含的阴暗计谋如此公之于众。我为此忐忑好些年，疑虑这份文件是否令人尴尬地“记录在案”。 此事在我内心种下一颗强大的种子，使我意识到文字能够暗藏多么巨大的魅力，又是多么诡谲危险。
我觉得自己小时候并未特别意识到家里很穷。我闭锁在自私、狭隘的孩童世界里，毫无真正的洞察力。我从没想过，别的孩子无须为他们的母亲分担拔鸟毛或剥兔皮的工作，大部分人家冬天夜晚也不会挤在一个火堆边取暖。 倒不是因为在奥特霍尔上学的都是富家子弟——那只是海沃兹希思的一间综合学校——而是我渐渐明白，我们家的生活就算称不上特殊，也着实很边缘。
一种可憎的仪式将冷酷无情的事实灌进家里。 因为父亲收入微薄，我有资格领取免费校餐。 不知何故，领餐没有私密低调地进行，孩子们若不幸落入这不受人羡慕的小群体，就得被学校逼着公开排队，在回音飘荡的大食堂里，在其他孩子的众目睽睽之下、窃笑揶揄声中领受特别餐券。 说是屈辱，也远不足以形容这种经历。 这如同狄更斯笔下的济贫院场景，因穷困而受罚，披枷带锁： 野蛮，全无必要，残忍而无益。 这种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使我十分惧怕贫穷。
回忆时常萦绕心头，令我惶恐，我担心自己的孩子蒙受任何近似于此的可怕遭遇。 一次相似的沉重经历发生在有一年圣诞节去伦敦的路上，我父亲的车在骑士桥哈洛德百货公司门口抛锚。 母亲、姐姐和我不得不下来推车，父亲则拼命转动车钥匙、踩踏板，身后响起一阵汽车鸣笛愤怒又刺耳的合奏。 个中象征意味恰当得可笑，近乎荒诞，在富裕与权力的幕布映衬下，我们的贫穷被聚光灯照耀。 四个微不足道的身影隐没于绝望的挣扎，而财富的象征只投以漠不关心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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