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曾经在他的《米开朗基罗传》中这样写道。
在2020年初，发生了一件举国震惊的医患关系纠纷。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陶勇，被一名手持菜刀的病患家属砍伤。陶勇当场昏迷倒地，被菜刀砍伤的伤口遍布整个胳膊、手腕和后脑勺，事后他被立即送往ICU病房救治，所幸经过有效的治疗后他脱离了生命危险，在1月25号他就苏醒过来，并在2月28日首次发声说：“我看过太多悲惨的命运，更能承受打击”。
在微博中，陶勇的文字充满了正能量与信心，他钦佩比尔盖茨的救世情怀，惋惜同行医生的不幸过世，甚至在被患者袭击之后他仍然选择了继续奉献。在事发前，陶勇曾经自费为付不起医疗费的患者手术，患者本来已经做好只医一只眼睛，能看得见东西就行的最坏打算，陶勇却坚决反对他的想法，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陶勇淡淡地说：“我作为一名医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瞎”。
陶勇医生的确称得上是一名医术和医德兼有的好医生，可是在如今医患关系十分紧张的社会，却不慎卷入了恶性的医患纠纷事故。那么在古代，也会有医患关系纠纷吗？
陶勇医生
医乃仁术
在古代，读书人可以选择的职业比较有限，他们素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价值取向，意思就是从医仅次于入仕。这是因为很多朝代都推崇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渗透到治国治民、治家治身的方方面面。而儒家又是以仁著称，认为官员当施仁政，医者应施仁术，治国与医人道理其实是相通的。元代戴良也曾说：“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儒生们又具有良好的文科素养，比较适合学医。因此，古代的医生们大多都是儒学出身，有着良好的文化功底，秉承着“仁爱”的儒家精神，遵循着“医乃仁术”的道德观念。
唐朝的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里的一番话非常出名，“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讲的就是“医乃仁术”的道理。很多宗教都赞同因果报应的说法，认为阳施有阳报，阴施有阴报，医生行仁术，治病救人，本是行善之人，在阳世间就会积下阴德。等到去世来到阴曹地府之中的时候，就可以享福了，这种因果报应的宗教思想对于医生的行为也起到了积极的约束作用。
孙思邈
医生的职业修养
明朝的王肯堂认为，如果一个人想要救助世人，就应该去学医，如果一个人想的是怎样去赚取钱财，还是不要来学医了。医生不能依仗着自己的职业专长，来一心图谋财物，也不能因为患者家中富有，就故意使用昂贵的药物。一名医生要诚心待人、推已及人，以替患者着想的“忠恕之道”作为自己的道德准绳。
王肯堂说：如果我有疾病，我会希望医生怎么救助我？如果我的父母孩子有疾病，我又会希望医生怎么去救助他们呢？换个立场想一想，贪图牟利的心思就会消失。名医孙思邈也曾说过“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意思就是一名医生应当把所有患者都当作是自己的亲人来医治。 医生不但给患者医治，而且有时还赠送药物，向患者提供必要的生活照顾，因为医生不应仅仅医治患者生理上的痛苦，还应关注一些心理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展现仁术之义。
孙思邈还认为，言行自律也是一名医生应该具备的职业修养，医生应当不妄论是非，不多语调笑，不议论人物，也不因为一次治好了疑难疾病就洋洋得意，也不说别人的坏话。
王肯堂
古代的医患相处方式
古代王朝都是建立于小农经济的，社会关系相对比较闭塞，主要以宗族血缘关系连接，等级制度也非常严格。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的相处显然比较轻松。因为那时人们的行为主要靠伦理道德来支配，人际关系主要是依靠熟人间的信任来维系，医生的口碑更是靠口口相传立下。今天的医患关系就不可能如此简单，现在交通如此发达，人口流动频繁，在看病之前患者很有可能不认识医生，这也导致人与人信任关系的建立十分困难。
而且在西汉时期，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观念已经较为成熟，医生由原来“士”的阶层进入“工”的阶层。到了那个时候，医生的地位不断下降，甚至备受歧视，再加上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儒学思想的教导，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羞于从医。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医生只是奴仆的角色。“君饮药臣先尝之”，如果医生可以治愈疾病，可得到丰厚的赏赐和不错的名声，但是稍有差错，就是人头落地，甚至殃及九族的下场。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间，备受唐懿宗宠爱的同昌公主病死了，唐懿宗认为是太医们治病不力，才导致公主英年早逝，于是将太医“收之下狱”。在这场“医患纠纷”中，有二十多名太医被斩首处死，又殃及亲族多达三百余人被捉下狱。其次，古代医生一般没有固定的行医地点，大多都是上门行医，在行医过程中，医生有更多时间去了解患者的情况，这种“一对一”的特别定制模式让使得患者在医患相处方式中成为了主体。
唐懿宗剧照
古代医患纠纷为何产生
张仲景在名著《伤寒杂病论》中批评一些粗心大意、敷衍了事的医生，他认为现在的一些医生不认真研习经典医术，只是一味遵循旧方，更是不去详细诊断病人的情况，对病人随意开药方。这种医生在古代和现代其实一直都有存在，他们不追求治病救人的医者初心，名利是更加吸引他们的东西，对于这种庸医，张仲景不无担忧，认为他们只知道追名逐利，依附权势，久而久之就丧失了治病救人的天性。明朝的李中梓更是对这种只会敷衍了事的医生痛恨至极，认为他们都是令人唾弃的“便佞之流”。
医患纠纷中有问题的除了医生，也有可能是患者一方。在患者对医生并不信任的情况下，患者会对医生猜忌而有所隐瞒。古代有些患者为了验证医生是否医术高明，会故意不说出真实的病情，让医生自己猜测，导致医生的医治出现偏差，甚至有时会对自己的诊断产生怀疑。而且一旦医生最终误诊，患者就会认为这个医生果真是庸医，经不住考验，然后把全部责任推诿到医生身上，不肯承认自己有问题。医者有仁心，患者能否不猜忌呢？
张仲景
古代医患纠纷如何处理
我国历史上有由德高望重的乡绅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的的习俗，在唐朝没有对医患纠纷进行立法之前，医患纠纷一般都是在选择在民间“私了”，最终一般是医生赔钱了事。这种民间的处理方式显然没有法律的支持，不过唐代开始就开始针对医疗事故进行立法，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如“医合药不如方”条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两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等。明清之后，针对医疗纠纷的法律条文更加严谨，还出现了第三方鉴定——“责令别医辨验”，这种处理方式比起唐朝显然更加公平合理，因此这个时候普通民众发生医疗纠纷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公了”——上告官府来解决问题。
结语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医生们都会有自我保护的意识，防止被恶意索赔的患者缠上。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听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人在观武场被飞箭误射，叫了一个外科医生来看，医生告诉他这很好办，拿锯子把箭在肉外面的部分锯去，患者大感疑惑，就问医生说那里面的部分怎么办，医生轻松地回答这是内科的事，与我无关。这个笑话其实传递出来的是医生行业的辛酸，在古代技术落后的环境下，医生无力回天是常有的事，患者和医生之间倘若缺乏沟通的话，那么医生就可能摊上大麻烦。
于是扁鹊提出了六不治：“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赢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 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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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古代儒法思想对现今医患关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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