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走进一座公园，竟揭露广州十三行惊人历史，还诞生过世界首富|伍秉鉴|广州|洋行|潘振承|行商

周末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出去逛街，我们从沙面一路步行准备走至沿江路，沿江路一带可观珠江两岸风光，是很惬意的休闲胜地。当时，无意路过文化公园，看到墙上挂着“广州历史文化建筑”的招牌，心里很不以为然，一座公园能有什么历史?

以前也来过文化公园几次，几乎每年公园里都会举办菊展，但是，从来没有注意到公园里面有座“十三行博物馆”。

在很多现代人的心里，对广州十三行的印象与北京路一样，感觉不过都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圈之一，虽然知道广州十三行有很丰富的历史，但对其不过处于一知半解之中。“十三行”这三个字，对现在的广州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地名，是批发市场的代名词，但在17-19世纪，十三行不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片商馆、一个商人群体、一种贸易体制。

广州是海上丝绸贸易的起点，曾经一口通商存在过很多年，人们不禁要问，当时，皇帝为什么要选择只开放一个港口，而且为什么非要选择广州呢?

乾隆皇帝有4个港口，为什么非要选择广州港?

其实，广州的海上贸易并非从清朝才开始，早在秦汉时期，广州的商船已经到达了东南亚一带；南北朝时期，释迦摩尼佛第28代传人达摩从古印度沿海上丝绸之路在广州登岸从而有了“西来初地”；唐代时期，皇帝在广州建了市舶使院管理海外贸易；宋元时期，在北京南路设立了市舶司接待外商；明朝时，在北京南路附近设立怀远驿接待外商。

不过，这样的情况到了清朝有所改变。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政府颁布了禁海令。人们曾揣测过皇帝颁发禁海令的理由，普遍认为清政府刚刚立足不久，需要着重发展农业休养生息，同时防止沿海一带反清势力与外寇勾结，地大物博的中国并不会因闭关锁国缺点什么，这种盲目自信对当时广州的渔民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们被迫移居至广州城西居住，久而久之，聚集成市，取名“移民市”，后来改为“宜民市”，这块石碑至今还保存在广州博物馆内。

不过，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没有持续多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禁海令取消，康熙皇帝在东南沿海一带设立了粤、闽、江、浙4个海关。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只保留了粤海关独立处理海外贸易，也就是从这时起，十三行开始了它在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段时光。

古时的中国，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他们对财富的追求，导致了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这些欧洲国家的船队，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大国，是欧洲商人眼中痴迷的热土。他们不远万里，途经巨大风暴的好望角和海盗频繁出没的马六甲，最终经过一年多的航行到达中国的广州。

此时有个疑问，为什么乾隆皇帝明明有4个海关，却偏偏只开放广州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安全。

当时，外商要来到广州进行贸易，商船需要先在澳门办理通行证、雇用引水员和买办，之后经过虎门，此时，粤海关的官员会登船检查、验证，并随船跟到黄埔停靠。此时，十三行的行商们会为这些外商办理担保和海关手续，由持有官府牌照的西瓜艇将外商的货物运往十三行的货栈，然后再把出口的货物运至黄埔装船。

从澳门至黄埔这短短的距离，分布有大角炮台、沙角炮台、下横档炮台、上横档炮台、大虎炮台，同时，黄埔长洲岛是第二道防线，分布有长洲炮台和鱼珠炮台。这在当时来说，是唯一能带给清政府安全感的一条航线。

十三行的兴起

以前，外商来到中国通常由朝廷官员负责接待，随着广州一口通商，大量商船来到广州，官员无法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待外商，在管理上常常一片混乱。到了粤海关开关的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办法。当时，中国有很多精明的商人常与外国商人打交道，官府便找这些有经验有实力的商人来代表官府与外商接洽并代表海关征收关税。这些个商人团体便是十三行最早的雏形。

十三行的数量并不固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时有4家，只有1837年的时候，才刚好达到了13家，但十三行的名称，一直固定使用。有人曾分析过十三行的名称，可能与算帐的算盘有13行算珠有关。

官府为了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为此，还制定了规则。形成了承商、保商、公行、总商、行佣等十三行制度。

洋行设立之初，经官府允许，由殷实的商人担任行商，行商具有对外贸易特权，他们可以统一货价和垄断大宗商品贸易，管理外国商船人员并负责向外国商船征收税收，无论货物是否由其买卖，一律负有为该船完纳税饷的责任。同时，为了管理这些行商，又设立了总商。总商可以调节物价，并对行商征收佣金。这个佣金主要用作保证行商团体运作的经费、偿还拖欠外商的款项以及朝廷捐输和公益事业。

粤海关通过海外贸易给朝廷带来了巨额的税收，仅道光十七年（1837年），上缴国库的税费就达到了1240988两白银，广州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让西洋货进入了中国，也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运往了欧洲。外商的货船，最下层常常装着中国的白铜、锌或者石头压舱，中间是成捆的瓷器，以保持船体平衡，上层则放着需要防水的丝绸、茶叶、生姜、香料等物资。

当时的十三行街区可谓热闹非凡，遍布洋行、商铺和外国商馆。十三行有条同文街，汇聚了各种洋货和中国土物产，被外商称为新中国街，商馆中心地带有条靖远街，售卖各种漆器、象牙雕、打银器等店铺，外国商人常在此娱乐购物，被他们称为旧中国街。英商曾说，广州是全世界最好的做生意的地方。有首词形象的描绘了十三行的热闹与富裕：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十三行的四大富豪

在十三行鼎盛时期，行商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

潘振承，又被人称为潘启，外商称他为潘启官一世。他是福建人，原在东南亚做生意，通晓多门外语，后来到广州一家洋行打工，有了洋行经验后，创办了自己的洋行：同文行。因为做生意讲诚信，外商很喜欢跟他打交道，只要提到同文行的名字就是高质量的代名词，他也因此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1760年起担任总商近30年。潘家也是十三行历史中唯一经营达到近百年的商家。

潘振承的儿子中有一位早年考取了进士，还参与了《四库丛书》的编撰，商人之家出了朝廷官员，自然是与众不同。在父亲和兄弟打下的坚实基础上，潘振承的四儿子潘有度继承了同文行，外商称他为潘启官二世。

卢家的卢文锦被称为卢茂官，1813年，卢文锦与伍秉鉴被任命为行商总商，从嘉庆后期开始，他家的财富仅次于潘家和伍家。

叶廷勋于1792年任义成行行商，1802年退办行商。

四大家族中有一个人一直备受关注，他就是被称为世界首富的伍秉鉴。伍秉鉴原是潘家的一位帐房先生，积累了经验之后自己开了家商行。1801年接手掌管怡和行，1813年出任十三行总商，1834年的时候他宣称自己拥有家产2600万元，折白银1872万两，他的家产几乎达到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为什么伍秉鉴这么有钱呢?他很会做生意，不仅做茶叶、丝绸、瓷器生意，还投资了美国的铁路、保险和证券，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据《清朝洋商密档》记载，曾有个外国商人欠伍秉鉴7.2万银元没有能力偿还，伍秉鉴一把撕掉借据免了这笔债务。

当时的十三行四大富豪，他们在广州购置了大量的房产，因庭院太过精美，从而成为诸多画家付诸与画的“模板”。他们还将珠江水引至自己的后花园，生活过得极其奢华。

十三行的穷途末路

这世上的事往往盛极必衰，鼎盛之极的十三行是如何从历史上消失的呢?这又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了。

要总结十三行的衰落，人们普遍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行商奢靡的生活，一方面是官府的贪婪，以各种名目向行商加收税饷，压在行商头上的还有收不回的外商欠款以及欠外商的高利贷。做生意，最重要是有足够的现金流通，行商钱不够的时候，只好去向外商借高利贷，这种恶性借贷如一座山似的最终压得行商进退两难。他们在积欠官府税饷和外商欠款的双重夹制下，不少行商走上了破产的道路。

根据资料显示，从1766年到1837年，十三行的行商欠外商的金额最高达到了174万元以上，潘家也在1779年对英商欠款8万元。

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商品在中国的销量也日渐削弱，欧洲商人在中国越来越难赚到钱，他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向中国人售卖鸦片。

但当时的行商是拒绝做鸦片生意的，被官府发现就是杀身之祸。于是，外商开始绕开行商私自交易，林则徐禁烟之后，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十三行至此结束了对欧美贸易的交易特权，并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炮火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