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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台海之间风云变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岸对“九二共识”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和判断发生了变化。甚至连一贯将“九二共识”视为圭臬的中国国民党,也有将其“束之高阁”的趋向,不能不令人扼腕。

随着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纷纷老去甚或作古,重温“九二共识”的由来及其意义,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众所周知,著名的“汪辜会谈”,发生在1993年4月的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而“九二共识”的达成,则是在1992年的香港,这其中,离不开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他便是在两岸享有广泛文化声誉的南怀瑾先生(1918.3-2012.9)。

作为促成“九二共识”的一位重要亲历者和见证人,南怀瑾先生发挥其在台湾、大陆两岸间特殊的人脉资源和独特的桥梁作用,居间联络、积极建言,才使得积怨已久、疏于往来的两岸、两党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和沟通的渠道。

关于南怀瑾先生在“九二共识”诞生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在他2011年发表的《南怀瑾:国共合作的信使》一文中,有较为详实的记述和表达。摘要如下:

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来之不易。在两岸关系起起伏伏之中,1982年中共对台工作负责人廖承志以个人名义给台湾蒋经国先生写了一封以情感人的公开信,倡议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最早看到这封信,并向国民党当局通报的,正是身居台湾、长期关注两岸关系的南怀瑾先生。在他建议之下,一个月后,由宋美龄出面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长信,给廖承志作训诲式的答复。虽然两信针锋相对,南辕北辙,然而开了国共两党隔海对峙30余年后文字对话的先河。到80年代中期,海峡两岸又开始了秘密接触,担任密使穿梭两岸的是蒋经国的前机要秘书沈诚。

1987年由杨尚昆主席出面致函蒋经国先生,经沈诚秘密转呈,邀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就在那一年,蒋经国先生宣布废除台澎“戒严令”,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打开了两岸交流的大门。然而,就在两党谈判有望开启的重要关头,蒋经国于1988年1月溘然病逝,痛失了和平统一契机,令人扼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南先生是唯一合适的国共合作信使人选

李登辉接过蒋经国权力后,沈诚被“高检”以“涉嫌叛乱”罪名起诉,后虽被判无罪,却从此失去两岸传话人的作用。这时,大陆选定蜚声海峡两岸的南怀瑾先生为居中牵线人,在香港开辟新的两岸秘密沟通管道。

南怀瑾先生一生行踪奇特,常情莫测。抗战时投笔从戎,跃马西南,旋返成都中央军校任政治教官。后与校长蒋介石政见不合,遂离军校,遁迹蛾眉山闭关学佛,遍读大藏经三藏十二部。后又入康藏地区参访密宗上师,经白、黄、红、花各教派上师印证,成为密宗上师。1949年初抵台湾设帐收徒,讲授中国传统经典,并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教授,先后创立“东西文化精华协会”、“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十方书院”等文化机构,门生遍海岛,在台湾思想文化界影响极大。台湾高层一些上将、中将、秘书长、主任,以及李登辉的儿子、儿媳和后来成为密使的苏志诚三人,都成了“南门弟子”,可谓“冠盖辐辏,将星闪耀”。

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发生“十信案”,蒋经国借机将一批党政军要人整的整,贬的贬,调的调,抓的抓,连南怀瑾先生也被怀疑为“新政学系领袖”。1985年南先生不得已“避迹出乡邦”,离开了生活36年的台湾,到美国华盛顿隐居3年,直至蒋经国逝世后的1988年秋才途经日本返抵香港定居。不想在香港刚住下第6天,南先生当年在成都军校的老同事、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副主席贾亦斌突然找上门来,几个月后贾又介绍中央对台工作负责人杨斯德主任与南先生接上关系。

南怀瑾这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式人物,为什么会被选中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呢?一是他与李登辉能够说得上话;二是他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三是南先生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威望。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南先生是唯一合适的国共合作信使人选。为着民族统一大业和两岸人民的福祉,南先生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参与其中,不久即应李登辉的邀请启程从香港重返台湾,与李当面商讨对大陆政策。1990年12月3日,在南怀瑾先生的香港寓所,两岸密使重开国共两党会谈。

为两岸密使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南先生分别给两岸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及时抽身、乐观其成的心愿。信中说:“我本腐儒,平生惟细观历史哲学,多增感叹。综观八十年来家国,十万里地河山,前四十年中,如阴符经言,人发杀机,天地翻覆。后四十年来,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及今时势,吾辈均已老矣。对此劫运,应有总结经验,瞻前顾后,作出一个崭新好榜样,为历史划一时代之特色,永垂法式,则为幸甚!但人智各有异同,见地各有长短,一言兴邦,岂能望其必然,只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惟须松手放我一马,不再事牵涉进去,或可留此余年,多读一些书,写一些心得报告,留为将来做一点参考就好了。多蒙垂注关爱,宠赐暂领,容图他日报谢。”

两岸领导人并未让南怀瑾先生如愿。双方密使陆陆续续在南的香港寓所会谈了多次,但未获进展。于是南先生提议大陆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许鸣真二人为密使,参与会谈。由此,会谈分量和效果有了明显的增进,终于促成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被江泽民主席委任为会长。一年半后,即1992年6月16日的一次会谈,南怀瑾先生披挂上阵,为两岸密使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建议书内容如下:“有关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后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基本三原则三条:1.和平共济,祥化宿怨;2.同心合作,发展经济;3.协商国家民族统—大业。具建议人南怀瑾敬书”。此建议书由汪道涵直接送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获得肯定。而台湾方面由于苏志诚深知李登辉意图,竟私自将建议书压下了,终因李登辉没有回应而不了了之。从此,南怀瑾先生退出两岸密使的会谈。

在汪道涵的努力下,本着在南先生寓所会谈的精神,两岸密使又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密会多次。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以汪道涵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以辜振甫为董事长的海峡两岸基金会,在香港举行了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共识,这就是“九二共识”。这个共识一直成为两岸对话与谈判的基础。1993年4月27日,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终于在新加坡正式举行,共同签署了四项协议。虽然协议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范围,但它毕竟具有浓厚的历史象征意义,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南先生心直口快地说道:“现在两岸都说好,我看不会有结果……李登辉这个人你们都没有看透。”

我们代表团从台湾访问归来,途经香港。汪道涵先生事先交待我到香港应去拜见南怀瑾先生,听取他对“汪辜会晤”的反应。这是我第一次去南先生香港寓所拜访神交已久的他。当时他81岁高龄,精神矍铄,称我为“南书房行走”,一语双关,既说我是中央机关报主持言论的副总编,又戏称今天我是到“南怀瑾书房行走来了”。当我代汪先生向他致意,并问起他对“汪辜会晤”的看法时,南先生心直口快地说道:“现在两岸都说好,我看不会有结果。‘汪辜’闽南话是‘黑锅’,李登辉这个人你们都没有看透。他在执政初期,权力基础未稳,利用密使会谈,缓和两岸关系,得以腾出手来将李焕、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敌消除掉,巩固自己权力。现在,李登辉不同了,他会容忍汪道涵去台湾讲统一吗?”我一回到上海,汪先生马上会见我,听我汇报台湾之行。他特别关注南怀瑾先生的反应,我当时隐讳“黑锅”之说,只说南先生不看好两岸关系的改善,认为汪访台机会渺茫,李登辉已经发生变化了。真想不到,南先生对我说的话,竟成谶语。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致使汪先生台湾之行终成泡影。此后,汪辜两老,对隔海峡,咫尺天涯,无缘再见,抱憾终身。

所幸汪道涵先生最终见证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历史性场面,2005年5月,他强撑病体在锦江小礼堂会见了来访的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见后,他经历了一次大手术,从此卧床不起,不久与世长辞。正在闭关修炼的南怀瑾先生,得知汪道涵先生仙逝,遂在关中超度老友,并撰挽联一副:

海上鸿飞留爪印

域中寒尽望春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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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先生手书“和平共济、协商统一”三原则)

对于周瑞金先生记述的这段史实,我有幸在太湖大学堂南师的“人民公社”餐厅课堂上,也曾听到南怀瑾先生说及一些台前幕后的往事。虽属花絮性质,却更印证了这段历史的真实可信。诸如:

李登辉是如何“接班”上位的?

遭两岸支持统一的民众所唾弃的“台独之父”李登辉,今日已是“过街老鼠”,而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却是颇受“小蒋”(蒋经国先生)器重的。李作为台湾本土出生的代表性政治人物,“接班”的呼声颇高。据称,在其被确定为“接班人”的过程中,南怀瑾先生也许是起了某种作用的。

从1949-1985年,南师居留台湾36年。彼时在岛内政商两届中,已经拥有较高的声望,与蒋家父子也有或多或少的交集。就连“小蒋”身边的亲信人物,也时常出入南师的课堂,难免有意或无意地咨询过南师对“接班”人选的看法和意见。有一个笑谈:一次南师对来访的“小蒋”身边人说了句:“你等会”,因为南师的浙江口音,听者误以为是“李登辉”。对此说法,南师一笑置之。

但南师却说了另一个缘由:“李登辉无后”(儿子因病于1983年去世)。在南师看来,以“小蒋”的开明,愿意交出“世袭”的政权(也因蒋氏后继乏人),改变“家天下”的格局,而由台湾本省出生的干部“接班”,则有助于实现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本土化”;但以“小蒋”的精明,应该也担心自己的“接班人”贪权恋栈,重回“家天下”的窠臼,可见“小蒋”对李也并非十分的放心。当然在“两蒋时代”,李登辉的“台独”本质隐藏极深、尚未有任何端倪,否则也绝无可能得到“小蒋”信任和“垂青”的。

也许正是基于这层因素,加上南师早年曾在台湾多所大学穿梭任教,与当时正在台大任教的李登辉也有“故旧”之谊。因此,在李登辉执政之初,南怀瑾先生才有可能成为其“座上宾”,并且可以“说得上话”。

“九二共识”的内涵是如何产生的?

1990年底开始,两岸两党的秘密接触,断断续续在南怀瑾香港寓所等地进行,按南师的说法,他是秉持“只买票,不入场”的原则,对双方谈判细节概不过问,但偶尔会陪双方谈判人员吃个饭,有时会关心、询问:“谈的怎么样?”、“谈的顺利吗?”而得到的答复多半是礼节性的“好”、“很好”,其实就是“不好”,很长时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原来,由于双方开始接触谈判的干部层级较低,作为技术官僚,当然只能谈具体的业务问题,所以一谈就“卡壳”了。比如谈到如何实现两岸直接“三通”时,彼此的“称谓”就成了问题,双方都无法接受对方寄往当地的信函、邮包上出现“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

这样的情况出现多了,南师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就给双方代表建议:“你们谈的也很辛苦,如果谈不出结果来,各自回去也不好交差。这样吧,我给你们双方领导人各写一封亲笔信,你们带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于是有了他给两岸领导人的《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

并且,南师提到,他也曾建议双方:可以先从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谈起,这样彼此接受的难度就小了,至于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可以各自表述。这或许就是“九二共识”内涵的雏形了。

前人的胸襟和智慧,也许是值得今天的政治人物去学习、反省与借鉴的。

本文转载自:四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