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医生一直在预测：最早于10月底，我国的COVID疫苗附条件上市或大规模应急使用。在此之前，我国其实已经在特定人群中开展自愿、免费的COVID疫苗应急使用，对象至少包括：大型国企赴国外工作人员、军队人员、多地三甲医院的医生。
国家集团董事长刘敬桢最近表示：国药集团的COVID疫苗已于6月底获批开始进行国际三期临床试验，年底或可上市。
美国Moderna公司的COVID疫苗，已于7月27日打出第3期人体临床的首针，预计3个月完成试验，也就是在11月底可能上市。
俄罗斯则更加激进：俄卫生部长米哈伊尔·穆拉什科8月1日表示，俄打算10月开始大规模接种COVID疫苗，医生和教师将首批接种，疫苗费用将由俄罗斯政府预算承担（陶医生点评：这应该是所有国家的官方宣布中，最早的大规模接种时间了）。
要知道，当初世界卫生组织谭德塞干事公开宣布的是【COVID疫苗研发成功至少需要12～18个月】，按目前这个形势，世界卫生组织还是低估了COVID疫苗研发速度。
陶医生作为疫苗科普人士，其实也收到了COVID疫苗接种的邀请，我当然是欣然答应了，目前正在联系中。不过，这类接种目前不公开进行，还要签保密协议，很多人即便接种了也没法晒出来。陶医生如果届时接种了，可能也只能像高福院士那样，声明自己接种了疫苗，但更多细节无法公布。
总之一句话：COVID疫苗即将开打，是一件大概率事件。
那么，COVID疫苗大规模开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陶医生有多年从事疫苗安全性监测的工作经验，曾经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培训，是中国疫苗安全性监测系统的国家级师资成员。我最担心的就是媒体以知情权为由，对各种疫苗安全性负面消息的优先报导。这些报导很可能摧毁公众对疫苗安全性的信心，进一步恶化全球应对疫情的局面。
这不，此类负面消息已经来了：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参加美国COVID疫苗试验过程中死亡。
大家还记得么？2013年底我国媒体上出现大量所谓接种乙肝疫苗后多名婴幼儿死亡的轰动性新闻，最终证实只有1例无法排除疫苗不良反应，其他都只是巧合（http://t.cn/A6UGyB4G）。该事件当时导致乙肝疫苗的接种率在10省暂时性降低了30个百分点，其他疫苗降低了15个百分点（http://t.cn/A6UGyB4U）。
在2009年的甲流疫苗接种过程中，也出现了这种个案导致疫苗接种意愿反转的情况。当时，甲流疫苗于9月份开始在中小学生中接种，但不久爆出至少2起接种甲流疫苗后出现死亡案例的报导（http://t.cn/A6UGyB4b）。虽然这些报导本身是严谨的，并未在两者之间建立因果联系，但读者大多数是非理性的，他们会直觉地采取避嫌措施，拒绝接种甲流疫苗。
陶医生当时就奋战在上海甲流疫苗接种管理办公室，负责疫苗需求和调拨工作。在媒体上广泛报导死亡事件后，我很明显地感到学校甲流疫苗接种工作难度瞬间增加，许多签署过知情同意书的家长反悔了，从此以后甲流疫苗在学校的接种就走了下坡路。
全国各地的情况应该也是大致如此。上海由于开展工作较早，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全国的影响就是：我国甲流疫苗生产了1.5亿剂，最终只接种掉1亿剂，浪费了5000万剂，价值10亿元。
甲流疫苗爆出死亡事件是2009年的11月中旬，官方完成调查排除与疫苗的因果关系，已经是12月上旬（http://t.cn/A6UGyB44）。就这20天左右的时间，公众接种甲流疫苗的意愿出现了惊天大逆转，此后一度颓势无法挽回了。
乙肝疫苗事件和甲流疫苗事件提示我们：即便媒体对疫苗负面事件做中性报导，但公众会脑补成【疫苗导致了负面事件】，这是人性使然。官方调查又必须严谨，这导致了报导与调查结果之间至少了10天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导致真相的热度比报导的热度低几个数量级，几乎无法扭转公众的负面认知。
所以，陶医生的结论就是：任何对疫苗安全性负面事件的报导，无论其是否客观准确，都会对疫苗接种产生负面影响。将来的COVID疫苗接种过程中，100%会遭遇这种现象，那么问题来了：
对于疫苗安全性的负面消息，是先报导呢？还是暂缓报导等调查结果出来后一起发布呢？
陶医生认为：国家应该管控疫苗安全性负面报导，因为就历史经验来说，这种负面事件绝大多数与疫苗安全性无关，为了强调知情权而一有消息就报导，这无益于公众健康的整体利益。应该完成调查后，将事件与调查结论一起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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