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外籍渔民的“悲惨世界”|渔工|渔民|渔港|渔船

作者 | 姜雯

图片 | 许淳淮

2019年10月1日上午，一辆载着燃油的油罐车即将驶离南方澳大桥。刹那间，这座位于台湾东北方宜兰县苏澳镇的大桥，轰然断裂。

油罐车随着大桥一起坠落，被掉落的钢梁压住并起火，与此同时，桥下3艘渔船被断裂的大桥砸中，造成6人罹难，多人受伤。

罹难者全部为印尼和菲律宾籍渔工。

（南方澳大桥断桥）

在台湾社会，外籍渔工的劳动、生活环境问题再一次浮上台面：即便靠岸，外籍渔工在陆地上也没有可供休息的宿舍，只能终日生活在狭小的船舱内。

他们的死亡是偶然，也是必然。

2020年7月17日，我们从台北搭车前往南方澳，下车就能看到坍塌的南方澳大桥，被围住禁止通行。而我所处的位置，正是南方澳的第三渔港。往前走几步，就能看见各类渔船停靠在岸边。烈阳和太平洋的风浇在脸上，鱼腥味和柴油味一头扎进鼻孔里。

我绕着岸边走，一直走到第一渔港。船上几乎都是外籍渔工，光着膀子，有人在吊床上睡觉，有人在检查鱼钩，有人在洗澡，有人默默抽着烟，有人在滑手机，有人聚在一起聊天。船上挂着晾晒的衣服、东倒西歪的防水靴，钩子、网子、浮球，凑近点，还能看见牙刷、沐浴乳、锅碗瓢盆。船是他们的“家”。

“Makan（吃饭）。”一名穿着红色格子衬衫、踩着拖鞋的印尼渔工向我们打招呼。他捧着盒饭，对我们露出灿烂的笑容，我们顺势和他攀谈起来。

“Mas（先生），你睡在这里吗？”

“中午的话睡在这里，热。”

他睡觉的地方是鱼舱凸起的大盖子，一条薄被铺在上面，头顶则悬挂着另一条红色毛毯，用来遮挡日光。

“所有渔工都睡在船上吗？”

“对，大家睡船上。”

“有多少人？”

“9个人。”

和我们打招呼的人叫Rudi，来自中爪哇的Cilacap，小学毕业，20岁在巴淡岛工作，25岁开始当渔工，今年35岁，到台湾当渔工一年。

印尼人一般结婚生子较早，但Rudi还没结婚，他在印尼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虽然没有养家的压力，但Rudi说家乡经济不好，希望出去多赚点钱让父母开心。

Rudi签的是2年合同，但一般外籍劳工来台的合同都是3年，反复确认下才知道，Rudi是“境外渔工”。

台湾的渔船上一般有两种外籍渔工，境内渔工和境外渔工。境内渔工不会出海太久，境外渔工则是从事远洋捕捞，上船门槛低，法令保护不足，薪水也较低。整艘船9个渔工都是境外渔工。

因为是第一次出国，Rudi毫无经验，找了中介，虽然没有直接付中介费，但却要以抵债的形式从每个月的工资里扣除中介费、机票等一系列费用。

Rudi的薪水是一个月60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2870元；根据新规定，境外渔工法定薪资为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135元），每个月中介自动扣款300万印尼盾，总共要扣6个月。但Rudi说这样仍然能存下钱，在印尼工作赚到的钱，只够吃饭。

而已经来台三次的Indra薪水则稍高一些，有时会到800万印尼盾，但前6个月一样要扣款。

这艘船用的是延绳钓，一条30海里长的母绳上，衍生出1000多个带有钩子的绳子，捕捉鬼头刀、马林鱼和鲨鱼。绳子放下去六七个小时，有时更久，等鱼上钩后，再用起绳器将钓到的鱼拉上来。

一出港就是四五个月，光是开到渔场，这趟水路就要花上25天。船在跑的时候渔工可以休息，但也会无聊，Rudi说“只能吃饭睡觉吃饭睡觉”。

船上也没有网络，“所以在海上，脑子里面，哇，很晕，不能讲话，只有鱼”。等鱼上钩后，就要开始连续工作，这时候一天只能睡3个小时。

在海上的时候只能睡在船上，但船只靠港后，Rudi和其他渔工也还是睡在船上。虽然船上有冷气，但只有引擎启动后才有冷气吹，Rudi他们已经在港边停留一个多月了，炎炎夏日，大家都睡在船外面。

（海港岸边，还未出海的外籍渔工骑着自行车，“享受” 他的陆地）

我说想看看他们在船内的宿舍，Rudi招呼着我进去。

渔工的宿舍通常在舱底，大一点的船则在上层，空间狭小，需要把腰弯得很低才能进入。一进去就是扑面而来的闷热，狭仄的空间内还分成上下铺，可以各睡5人。床铺的对面是引擎，我问Rudi，这样不会很吵吗？

“已经习惯了。”

“在船上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鱼很多的时候。鱼越多，就能越快回来。满载的话还有大概400万印尼盾的奖金。”

“那在船上有遇过什么危险吗？”

“差一点被鲨鱼咬到。”

“大风大浪的时候不害怕吗？”

“不会怕，已经习惯了，而且我们全部会游泳，还有浮板可以用。”

“想家吗？”

“一直想，想家人，如果在海上的话，不能和家人讲话，四个月不能讲话，一定想的啦。”

我们聊天的时候，一旁的Indra则一直开着视讯，和他女朋友讲话，好像要把在海上没讲的话全部讲完。隔没多久，还用麦克风唱起歌来。

“你觉得出海好，还是靠港的时候好？”我问Rudi。

“这里比较好。在海上，只能看海，陪你的只有鱼。在这里的话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女生，海上没有女生，只能找鱼抓鱼，没有美人鱼。”

大家都笑了起来。

Rudi抓抓自然卷的头发，拿了顶帽子戴在头上，说要和我们合影。合完影，伴随着印尼歌曲，我们向Rudi和Indra告别。

“Sampai jumpa（再见）。”我们跳下渔船。

“阿里嘎多。”Rudi又给了我们一个灿烂的笑容，随即爬上船的高处乘凉。

我们一艘船一艘船看过去，有一艘船的船沿摆着很多大石块，一群印尼渔工在船内聊天。

“Mas（先生），这艘船是抓什么的？”

“红珊瑚。”

“可以看看吗？”

“Ayo ayo ayo（来吧来吧来吧）。”

两名印尼渔工热情地招呼我们。“刚刚看到姐姐在那边拍照。”他们指着Rudi和Indra的船。

“你们也是LG（境外渔工）吗？”

“不是，我们是正式的。”

“正式的”即是境内渔工，相比境外渔工，他们不会去远洋；境内渔工有法令保护，工作合约一般是3年，有劳工保险和健康保险，基本薪资是每个月2380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5644元）。

每一个去台湾工作的外籍劳工，都会依照工作的不同被印尼中介收取不同金额的中介费，来到台湾后以债务的形式从每个月的薪资里扣除。

除此之外，台湾本地的中介还会收取3年共计6万元新台币的“中介服务费”。所以渔工到手的薪资往往低于23800元新台币的基本工资，除非老板发放奖金。

“珊瑚要怎么捕？”

名叫Wanto和Awin的两名印尼渔工为我们比划起来。“这个石头有5公斤、7公斤，一个绳子通常拉3块石头，一个人6块石头，我们丢下去，差不多5~15分钟，再拉起来。浪越大，越快拉起来。”

Wanto和Awin说如果出港作业，一般早上6点出港，晚上回来，最短在海上待4天，最长则要两个礼拜。不过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出港了，因为就算捕捞到珊瑚，也因为“封锁（Lockdown）”而无法卖出去，现在都只能领半薪。

学得快的人，会说简单的汉语，如“快点”“慢点”“一点点”“很多”，甚至还有“阿弥陀佛”，基本都是工作时会用到的词语或句子。

但就像刚才Indra和我们说的，船上的话和陆地上的话不一样，渔工因为语言不通，遇到问题时，很多时候都无能为力，也很难和当地人建立关系。

Awin突然问我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只是走走，好奇你们的生活。”

“自己知道啦，渔工，苦啦，很难。”他笑笑。

“什么事情比较困难？”

“自己知道啦，在这边的人。跟老板聊吧，那个，老板。”他向我们的后方示意，整艘船也突然安静了起来，Wanto和Awin各自散开去到船后方。

我们回头，一个健壮的老人光着膀子，理着板寸头，头发雪白。

老人姓李，今年已经60多岁了，他十几岁就开始出海捕鱼，一做就是四十几年。以前用的是小船，后来船越来越大，也越开越远。

“后来里面的鱼就剩下一点点啦，大一点的船就往外面去抓。”李老板指着珊瑚船旁边的船，“那艘是我的。”

李老板的船用的也是延绳钓，有什么鱼就抓什么鱼，一次出海也要两个多月，算是出海比较久的，能够聘请境外渔工；而近海捕捞的船只则不能聘请境外渔工。李老板原本有6个境外渔工，但现在一个工人也没有，他说抓那么多年也会累，现在正好休息休息。

倒也不完全是为了休息，他说原来的工人不好用，就全部辞掉了。但因为疫情，新的工人又进不来。根据台湾当局的规定，入境的外籍劳工都要先隔离14天。

这对李老板来说，是相当不划算的。因为境外渔工进港15天内，就必须出港。然而，光是隔离就花去14天，如果这个渔工“不好用”，让他回去，他还是白白花了14天的钱。

“那你不是好几个月没出海了？”我问。

“对啊，我船员不好用，我都给他回去了，他们也可以换船啊，但必须是去远洋的船上。等SARS过去（李老板将新冠肺炎认知为SARS），我再找新的工人，手续办一办就好了。”

辞掉的渔工去了哪里？是不是债务还没还完就被送回去了？这些我没问李老板，也许这也不是他所关心的。李老板很快就要抱孙子了，“抱孙子就高兴了”。

他告诉我们，南方澳这里有六成都是印尼渔工，四成是菲律宾渔工。像他这个年纪还在捕鱼的，已经很少了，基本都退休了。而年轻人又不愿意继承渔船，普通船员的工作更是没有本地人肯做，而且本地人的薪资也高，聘请外籍劳工既补充劳动力，又省钱。

李老板说，以前请当地的人话，扣除成本，剩下的钱老板领一半，另一半则由船员平分。现在船主聘请一个境内渔工，成本约莫是3万元新台币，而一个境外渔工，大概是2万多元新台币，大陆技术渔工，薪水则大约4万~5万元新台币，“他们一个就能请两个外劳”。

“外劳也很辛苦啦。”

“他过来就是要勤快，不勤快谁要。”

告别李老板，我们继续沿着港岸走。此时夜色已起，凉风徐徐，渔港也暂时休息了。凌晨两三点，这里会再次热闹起来，出去的船只、进来的渔获，讨海的人，晚上是白天。

次日上午，我们继续在渔港闲晃，试图找外籍渔工采访，可能因为天气太热，渔船上外籍渔工的身影并不多，也有人在检查鱼钩，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位于第一渔港的南天宫妈祖庙，是附近最大的庙宇，这里倒是热闹，噼里啪啦，鞭炮声四起。前来“进香”的信众正要回去，一边口中喊着“回驾”，一边比划着某种仪式。庙里的人说，“就是其他庙的神明来和妈祖交朋友啦，现在要回去了。”

虽然这个小镇上哪里都不缺外籍渔工的身影，妈祖倒是和他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渔港不大也不小，有些渔工会拥有自己的自行车或电瓶车代步。

（南天宫妈祖庙）

第一和第二渔港中间的鱼市，也是一派生猛的景象。清晨进港的渔船已经把货卸完了，鱼市上都是新鲜的鱼，鲭鱼、旗鱼、鲔鱼、虾子……一尾一尾整齐地摆放好。临近中午，不时还有小渔船靠港，外籍渔工用布包裹着头部以防晒，向市场递上一桶一桶的鱼，和冰块一起倒在地上，由买家分拣。

第三渔港都是大型船只，岸边有人在收修补好的网子，用机器吊起来，几个渔工站在车子上面整理大网。开车的是老板，他说这网子一个就要1000万元新台币，他还有一艘船在海上作业。他们捕的是鲭鱼，用围网的方式，一般晚上出去，早上回来。

港岸边，也有外籍渔工正在修网，这是一艘捕捞马林鱼和鲨鱼的船只，有时候也去捕乌鱼。整艘船有4个台湾人，3个菲律宾人，船上放着欢快的塔加洛语音乐。

（鱼市场，一派生猛和热闹）

一名年长的菲律宾渔工Allan头发有些花白，他说网子修了快一个月了，而他已经跟着这艘船12年了。然而，外籍劳工在台湾最长也只能待12年，我问他之后要回去家乡吗？他说还是想出去，去美国吧。

在菲律宾的时候，Allan是销售员，但每个月只能赚得20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840元），而在台湾，加上老板给的奖金，一个月薪水可达50000比索。他说自己已经在家乡盖好房子、买好地、买好摩托车了。

Allan说自己有个好老板，不用睡在船上，靠岸的时候就在老板家睡觉。他说也有比较好的老板给渔工租房补贴，让他们自己出去租房子，这样就不必每天住在船上。

再次一点的，十几个境内渔工自己合租一套房子。但我们遇到的渔工，还是睡在船上的居多，生活环境逼仄，冬冷夏热，吃喝拉撒都在船上，蟑螂和海蟑螂到处爬，岸上还有老鼠在跑跳。

当我们在和一艘钓白带鱼的印尼渔工聊天时，船老板突然骑着电瓶车出现在我们后面。我问老板，渔工都睡在船上吗？他说，对啊，船上有冷气，现在没冷气没人要做啦。

然而，就在下一艘船上，印尼渔工告诉我们，他们的船上就没有冷气，只有小小的电扇，而他们之中做得最长的，也有10年之久了。

走着走着，暑气实在太重，我们决定找个地方避避暑，正好附近就有一间印尼店。

印尼店内有不少印尼食品，可供慰藉外籍渔工思乡的胃。收银台旁则是煮好的鲜食，有牛肉、鱼头、炸蔬菜饼等印尼特色菜肴。

“你是这里的老板吗？”我问戴着帽子、帮忙结账的印尼人。

“老板娘在睡觉，我帮忙一下。”他用简单的中文回答。

我们坐下吃了点东西，沙发上还坐着另外两个印尼人。有人进来时，戴着帽子的印尼人就去结账，没客人时，他就和另外两人闲聊着。这里的气氛和外面相差甚远，外面不仅炎热，还有一种人在工作时的紧绷感，但这间小小的印尼店则弥漫着闲适的空气。我们很快加入了他们的对话。

老板娘原来是印尼配偶，平时渔工不仅来买家乡味，二楼还提供祷告室。因为印尼渔工大部分是穆斯林，在船上祷告并不方便。来之前可以先在门口“净身”，戴帽子的Diki指了指店门外的水龙头。他说有时候渔船上太热，渔工也会来这里睡觉。

Diki说楼上的空间是免费的，他们只要帮忙照顾好环境、有客人来的话帮忙收钱。这是特殊的印尼文化，他们称之为“Gotong Royong”，即“互相合作”。

大部分印尼渔工都来自爪哇岛的Tegal、Cirebon、Indramayu，这三个小城都是海港城市，原就有不少渔民。同一地区的人还会组成同乡会，遇到问题，彼此帮忙解决。

他们说境内渔工还好，境外渔工如果遇到问题，就很难被解决。前几天还有个老板动手打人，同样来自Tegal的Diki就带着他去报警，船主得到一张警告书，也有和渔工道歉。在海上作业压力大，打骂似乎是某种不成文的文化，但船长和渔工也保持一种不成文的默契——骂没关系，不要动手。海上喋血案偶有发生，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船长打骂渔工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