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雅芝
刘超有一段“大多数人都没有”的经历：非典那年他带高三毕业班，新冠这年也教高三。2003年，刘超还是工作不久的新老师，如今，非典时一起带毕业班的同事都已纷纷退休，他已是骨干教师。
相隔17年的特殊经历，让刘超感受到时代的变与不变。
新华社照片（资料图）：2020年4月27日，北京高三年级开学复课。在北京市某中学，为保证学生座位间距，一个班级的教室被移至室内体育馆。
01.
班会开一半，当堂通知停课
2003年也是高考改革的第一年，考试时间由7月提前到6月，老师和学生都在摸索，谁心里都没底。4月末的一天，北京某中学高三班主任刘超召开了一场班会，希望同学们坚持到学校上课，不要有风吹草动就请假，“时间已经不是特别多了。”
一个多月前，北京报告首例非典患者，但城市生活依旧，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是6000多公里外的伊拉克战争。在那个办公室里只有个别电脑能上网的年代，非典还未在市民生活中掀起太大波澜。但班上还是有几名学生家长提出要请假，距离高考不足两个月，这让刘超很着急。
“刘老师出来一下，”刘超还在说的话被敲门声打断，年级组长突然喊他去开会。他赶到年级组办公室的时候，不少老师已经到了。“下面宣布一个决定，”所有任课老师都挤在那间不大的办公室，为人严肃的年级组长靠在办公桌上，“所有年级停课。”
两天前，从海南急赴京城的王岐山被任命为北京代市长。当日，政府公布的非典确诊病例从37骤增到339。2003年4月24日，王岐山召开上任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当日上午，北京宣布全市中小学停课两周。
年级组长强调，这不是学校的决定，是教委来的通知。在当时，办公室里年龄最大的老师都没经历过因为疫情停课，更不要说刚工作不久的刘超了——他是毕业年级最年轻的老师。
“这个事儿给我的冲击也挺大，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没想到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刘超努力消化着这个消息回班里传达，有学生听完就哭了，“太突然了。”
02.
手忙脚乱上网课
17年后，北京又迎来一次教育改革，酝酿许久的“3+1+2”高考模式即将落地。始料未及的是，冠状病毒又来了。在智能手机普及的年代，疫情暴发的消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寒假之前，喜欢刷微博的刘超听说武汉出现了几例“类似于非典的病毒”。分不清这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他和同事们在办公室聊了聊就抛在脑后。
“因为不是发生在北京，大家也没重视到那个程度。”寒假伊始，老师们都在酝酿如何迎接新高考开始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刘超和家人还预定了除夕的年夜饭。除夕当天吃午饭时，刘超突然接到了年级组和教务处的通知：可能教学计划有变，让老师们都提前做好准备。前一天，武汉封城，新冠疫情让全国为之紧张起来。
春节假期里，刘超正式收到了改上网课的通知。时隔17年，教学再度因疫情中断。他告诉南都，好在学校里最年轻的老师，也在学生时代经历过非典，心里倒也有了些准备。第一次给学生上网课，刘超有些手忙脚乱。开课前，他特地请年轻老师指导软件使用。但演习不是实战，真到上课的时候刘超心里还是没底。
网络平台的声音和信号效果都不确定，那段时间他最常问学生的就是“听见了吗”和“看见了吗”。隔着视频看到哪位学生眼神涣散，他还得让学生摇摇手确认在听讲。“走过之后讲是人生经历，但走的过程当中，无论对成年人还是孩子都是一种考验。”刘超说。
03.
师生仅靠座机联系卷子数到指甲磨偏
非典的时候就没这样的技术条件了。2003年4月，刘超回班里宣布完停课，就赶紧让学生收拾物品回家。课虽然停了，但老师还是要照常上班。刘超每天的一大任务就是给学生数卷子，然后按照档案袋装好放在学校传达室等家长来取。“无数个卷子，简直是铺天盖地，”刘超至今记得，因为数了太多卷子，他的指甲都磨偏了。
班主任们还有一项“必修课”，就是等孩子们报平安。那会手机还不普及，每天早上，他都要在座机前等电话，学生报完身体情况，老师再简单问问学习情况。体温数据先汇总到学校，中午前再统一报到教委。如果有学生没打电话，刘超就要拨过去问情况。
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的“停课”就是真的停了。除了电话里问一问体温之外，老师能做的很少，全凭学生在家自觉学习。如果学生有问题，就打老师家的电话问。刘超回忆，主动打电话问问题的学生并不多。除了打电话不方便外，当时的文科高考更强调背下知识点，学生自己就能完成。倒是数学、物理这类学科会问问题的学生会多一些。
不过在刘超看来，如今疫情期间虽然有网课，但课堂教育仍是不能取代的。“老师们也都希望把孩子拢在身边看着，不好好学习就能及时说两句。”“孩子思想开小差，线上教学很难发现。”他告诉南都，即使是课堂教学，40分钟下来一个班里总有老师关注不到的学生，线上教学对学生的自控力就更是挑战。“不能面对面教学我们老师也觉得挺遗憾的，只能竭尽自己能力弥补一点是一点。”
与当年相似，即使有了微信和QQ，主动问问题的依然是自觉性比较好的孩子。刘超认为，学生跟老师交流越多就越没有障碍，越不问问题的学生，越可能产生疏离感，就更不愿意主动提问，只能老师多去问问学生的情况。
04.
复课前的演习模拟上课时学生发烧
停课近一个月的时间，2003年5月22日，北京高三年级率先复课。刘超所在学校把大班拆成了小班，课程时间缩短，取消一节晚自习。和今天一样，学校要求师生都戴口罩上课。
当时最流行的消毒用品是喷壶和“84”，学校给每个班配了一套，还组织卫生委员培训：84消毒液对水的比例是多少、需要重点给哪里消毒等。
教室里还没有普及空调，退休的老校医就自费买西瓜，每天下午给每个班级送一个，让学生切好分着吃了。有的老师也会给学生买冰棍。“就是为了让高三的学生舒缓一下情绪，在平时学校都是不允许的。”刘超回忆。
17年后的复课则更为严格。北京在今年4月27日复课，但实际上，老师们提前10天就来学校做演习。除了提醒学生戴口罩、勤洗手外，还要提醒他们上洗手间时别聊天。
演习的重头戏是模拟上课时有孩子发烧。如果有学生说不舒服，任课教师马上就要让全班先别动，同时通知穿着隔离服的校医把孩子带到隔离室测体温。学校也要把相关情况上报疾控中心，等他们来做检测。
等到老师之间磨合好、一切准备就绪、上级检查通过后，2020年4月27日，学生准时复课。
05.
疫情复燃预感再停课提前让学生把试卷带回家
复课刚刚51天，北京疫情复燃，毕业班的教学再次被迫中断。刘超听说北京首例感染者“西城大爷”的经历时，北京还只有零星几例患者。当时他觉得北京这座超大城市人口流动性非常强，有1、2例患者还相对正常。等到6月16日这天，北京确诊病例破百。这也引起老师们的警觉，有人猜可能重新停课。想到这种可能性，当天上班的时候老师们就做好了准备，以“教室每天都要消毒，担心污损学生用品”的名义，让学生把个人物品尽量都带走。
“我们当时也多了个心眼，把学校电脑里备份的卷子该发的发，该拿回家拿回家。万一来了通知不让来学校，第二天马上就得线上教学，你得拿得出东西给孩子。”刘超说。
当天晚上，刘超一直在等北京的新闻发布会。在推迟近120分钟后，6月16日将近晚10点，北京召开当日第二场疫情信息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北京立即召开了当日的第三场发布会。
在这场发布会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蓓宣布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至二级，并相应调整防控策略。这其中就包括：恢复各年级线上教学，高校学生停止返校。“因为我们已经让学生做好思想准备，该拿的都拿回去了，所以这一次就显得稍微从容一点。”刘超说。
06.
跟孩子聊的越真实孩子越容易接受
历经非典和新冠两场疫情，两次都带毕业班的经历也让刘超有些感慨。非典时和他一起任教的骨干教师大多已经退休，他如今是学校的骨干教师，自己的孩子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也挺有意思的。”
跟高中生打了快20年交到，不用直接交流，刘超也能感受到疫情给学生们带来的焦虑。他有时也会给这批“生于非典”的考生讲讲非典时带毕业班的经历，希望逗大家开心。
他也会向学生直言，高考对每个人都一样，在家学习如果自己当回事，就要给自己加码。如果觉得无所谓，就当作一段人生经历。毕竟，这不再是刘超经历过的完全“以高考论英雄”的时代。
“跟孩子聊的这些越真实，孩子越容易接受，毕竟是18岁的人了。”刘超说。在刘超看来，两次疫情背后也体现出时代的不同。技术发达让教学不至于完全中断，冲击比非典时要小得多。同时，网络上的信息虽然鱼龙混杂，但也有更多渠道了解时事。“以前如果不关注新闻，非典真是晴天霹雳，咔嚓一下就来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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