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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至2020年1月份我国CPI同比涨幅逐步走高,主要是受供给侧因素扰动,结构性特征明显。在此背景下,有观点结合疫情防控期间少数紧俏物资价格短期上行的现象,称我国可能出现“恶性通胀风险”。近几个月,同样受结构性因素影响,CPI涨幅较快回落,PPI涨幅再次落入负值区间,又有观点认为这反映出了典型的“通缩风险”。从基本面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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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的界定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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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典型的通货紧缩主要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总体物价紧缩而非局部物价紧缩美联储前主席Bernanke(2002)特别强调了“总体”二字,认为在低通胀经济体中,由于供需、成本等因素变化,一些部门价格下降是正常的,并不构成整个经济体的通货紧缩;只有在物价普遍下跌、样本广泛的价格指数(如CPI)持续下降时才可称为通货紧缩。IMF(2003)将CPI涨幅或GDP平减指数例举为较合适的总体物价水平代表指数,并指出任何经济体中总存在部分结构的相对或绝对价格下降,这是价格信号正常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体现。二是物价连续一段时间负增长。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主席、法国银行前副行长Ophèle(2009)明确区分了通胀弱化(Disinflation)与通货紧缩(Deflation),前者是指物价涨幅收窄或暂时为负(如物价涨幅从3%下降到1%),而只有物价涨幅持续为负时,才构成后者,即通货紧缩的范畴。IMF(2003)指出,一至两个季度的物价暂时负增长,尽管在技术上可以理解为通缩,但并不值得担忧。三是伴随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经济衰退。易纲(2000)指出,典型的通货紧缩具有“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的特点。本质上,通货紧缩的过程是一个商业信用被破坏的过程。作为一种货币现象,通货紧缩首先是货币流通量的下降,而不仅仅等同于价格下降。历史经验表明,物价水平下降和货币供应量下降“两个特征”同时发生时,必然伴随着经济衰退,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给经济社会带来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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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框架下分析,我国具备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有利条件

物价涨幅根本上取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变化。我国国内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市场机制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货币条件松紧适度,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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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物价涨幅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恶性通胀和通货紧缩都不会发生

一方面,近期CPI涨幅趋于下行,事实上已进一步证伪恶性通胀论。2019年至2020年初,CPI同比涨幅从2%以下逐步走高至5%以上,主要受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较快上涨所拉动,今年前两个月还叠加了疫情对供给的影响,既有结构性特征,又有阶段性特点。随着各部门保供稳价举措有力实施,复工复产逐步恢复,食品价格已多月呈现回落态势。截至6月23日,猪肉、蔬菜、农产品价格分别较2月中旬的年内高点下跌13.0%、28.9%、16.4%。5月CPI同比上涨2.4%,涨幅较1月份收窄3个百分点,已连续四个月下行。全年CPI预计将呈“前高后低、逐季下行”态势,明显回升的概率不大。总的来看,我国粮食持续丰收、制造业基础雄厚、“房住不炒”定位得到坚持、新业态经济蓬勃发展,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等多个CPI分项价格均将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

另一方面,非食品和工业品价格低位运行,是总需求仍然偏弱的反映,但不会出现典型的通货紧缩。短期看,由于2019年第四季度至今年第一季度物价水平基数较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年内大幅下跌、我国总需求恢复尚待时日,非食品价格涨幅较低,PPI同比涨幅在1月份短暂回正后再次转负,一段时间里我国物价涨幅仍可能短暂性、结构性地趋于下行。但如果不考虑疫情二次全面暴发等突发因素,2020年全年CPI涨幅预计处于近年来波动中枢位置附近,随着今年下半年投资和消费需求进一步回暖,工业品价格同比降幅有望趋于收窄,非食品类价格保持相对稳定,不存在典型通缩的风险。同时,我国货币信贷规模保持平稳增长,2020年5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1.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2.5%,有力对冲了疫情影响,第二季度以来多项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暖向好,这与典型的通货紧缩也完全不同。

总之,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是人民银行的法定目标,在当前遭受疫情冲击、经济逐步复苏的特定背景下,既要防通胀也要防通缩,两手都要硬。下一阶段,要坚持建设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更加有效地发挥宏观政策协同作用。人民银行将继续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上年,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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