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在余秋雨的著名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有一篇名为《道士塔》的文章，相信很多人在读书的时候都学习过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敦煌，接触到莫高窟，接触到王道士，在文章中余秋雨用振聋发聩的声音将王道士定义为一个敦煌莫高窟的罪人。
这篇文章，无疑给了当时的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触动，每次想到几万卷经文、书籍被一个懵懂无知的道士送给西方探险家们就悲从中来，扼腕叹息。
余秋雨的这篇文章，不仅让人们认识了莫高窟，也将王道士狠狠的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道士塔》一文中，余秋雨对王道士的鄙视几乎到了极点：“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可是事实真相真的是如此吗？这样的民族文明的浩劫真的是一个道士能犯下的吗？
事实的真相令人愕然。
王道士，本是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
王道士出身十分的贫苦，为了生存，只能四处去讨生活，在光绪初年，王道士来了肃州巡防营为兵勇。
而后王道士开始信奉道教，然后离开军队，开始远游新疆。
而在1897年的时候，王道士云游来到了敦煌莫高窟，此时的莫高窟已经是极其的破败，但是依然有香火供奉，于是王道士便留在了这里，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
一个道士，执掌一个中国佛教的圣地，这本身就是极为荒诞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来到莫高窟以后的王道士从没有一日停下过脚步，他看着破败的莫高窟，内心十分的焦虑，他想要恢复这洞窟的往日的荣光，便每日出去化缘，然后用化来的钱清理洞窟中的沙石。
本来王道士的一生就应该这样普普通通的度过，可是一个惊天的发现，将他和民族罪人这四个字联系在了一起。
1900年，王圆箓在清理一间洞窟时，发现洞壁是空的，将壁画打开，发现里面藏着几万卷书籍，其中90%是经文，还有绘画、诗经、房契等等。
王圆箓发现后如获至宝。
虽然王道士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但是他也知道这些发现是很不得了的，因此他没有耽搁，从洞中取出了两卷经文徒步行走40里，前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
在等候知县老爷的时候，王道士满怀期待的以为这次莫高窟终于可以得到保护了。
哪知，这位知县老爷也是个不学无术之辈，他看了看王道士带来的经卷，纸张已经发黄，这位严老爷一怒之下直接把经卷撕碎扔到了王道士的面前，然后愤然离开。
只留下王道士愕然的跪在堂前。
回到莫高窟后的王道士看着满洞的经书，开始有些发呆，他不识字，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着的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丰富的一座宝库。
他只知道，这些东西得看管起来，堆在这里，不是事。
于是当1902年，敦煌来了新知县汪宗翰的时候，王道士再次来到了县衙门的大堂上。
这一位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
但是，这位汪知县却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只是留下了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王道士只能连连称是，他望着汪知县远去的背影，心里有些困惑，我一个道士，我怎么能看好这些东西呢？
眼看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可是王圆箓仍不甘心。
夜晚在床上，王道士翻来覆去的想，一定要将这些东西保护起来。
于是，王道士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由于没有盘缠，王道士只能一路上边化缘，边赶路，一路上风餐露宿。
终于，王道士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走了800多里，终于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
这位廷栋大人将王道士带来的经卷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王道士只好带着这两箱经卷回到了莫高窟。
来到莫高窟的洞口，看着日渐破败的莫高窟，王道士不由的一声慨叹。
他虽有心来保护这些东西，可是却没有那个力量去做什么。
老天赋予了他宝藏的同时，却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这些财富。
绝望中的王道士，最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给当时的慈禧老佛爷写了秘报信，希望老佛爷可以派人来保护这片洞窟和经书。
但是，此时的大清国已经是风雨飘摇，又有谁还能顾得上他呢？
这封信，如同泥牛入海，再无了音信。
此时的王道士对于朝廷已经彻底的丧失了信心，七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朝廷可以派人、拨款来维护莫高窟和藏经洞，但是等来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王道士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不过莫高窟这样的文化宝库，虽然满清不重视，但是却吸引了西方饿狼的目光。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了莫高窟。
在另一个中国人蒋孝琬的配合下，斯坦因同王道士建立了联系。
斯坦因起初想直接用钱买走这些经卷，但王道士懂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于是拒绝了斯坦因。
而斯坦因也发现王道士并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于是便说说自己是唐僧的粉丝，想要将这些经卷带回到西方去。
王道士这才放松了戒备，让他拿走了经文。
王道士很清楚，自己这么做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但是七年来王道士在朝廷那里吃到了太多次的闭门羹，眼看着日渐残破的洞窟，单靠自己化缘，实在没有能力去修复。
而斯坦因可以给予王道士财物，帮助他修复洞窟，而且这位“洋和尚”又明白这些经卷的价值，无奈之下，王道士便让斯坦因挑选了其中的一万余件带走。
随后到来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同斯坦因不同，伯希和是一个精通汉语的人。
他来到敦煌，很快和王道士打成一，。王道士只给伯希和三周时间让他在几万卷中挑选想带走的书籍。
伯希和就这样掌一盏烛灯，几乎没日没夜的在藏经洞里看了3个礼拜。
由于他是汉学家，因此他挑走的文卷大多十分珍贵，几乎都是孤本。
讽刺的是，伯希和在离开中国前还拿出其中的经卷展示给中国学界，未见有人提出异议。
而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家带着数万件文物出关，清政府的海关也同样未加阻挠。
而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满清政府才开始回过神来，才开始明白了这批文物的价值，于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莫高窟全部经卷回京。
王道士很高兴，期盼已久的天恩终于到来了，但是他却万万没想到，这才是莫高窟文化最大的浩劫。
此时的大清虽然已经认识到了这批文物的价值，但是各级的官员们想的却并不是如何更好的保护这些文物，而是如何从中捞取好处。
所以这批宝物每到一处就会少一部分，每到一处就会被人拿走一些，最终到道北京的时候，仅剩下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
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此后，饿狼们蜂拥而至，疯狂的掠夺，直到将莫高窟的经卷全部掠夺完毕。
但是莫高窟的劫难却并没有结束。
在敦煌，最宝贵的除了藏经洞中的经卷之外，其他的莫过于那些绝美的壁画了。
但是莫高窟洞窟数量有限，历代的工匠们为了绘上新壁画，只能在原有壁画的基础上再覆盖上一层新画。
就这样，在莫高窟的一个洞窟的墙壁上可能有两三层壁画，露在外面的，只是朝代最晚、文化价值相对最低的壁画。
1940年，著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来到莫高窟描摹壁画，发现了这个情况，就揭开了外层年代较新的壁画，欣赏内层壁画。
结果最内层盛唐时期的壁画，前人覆盖时为了增加摩擦力已被划坏，而晚唐和西夏时期的壁画尽管十分具有艺术价值，却被张大千剥开损毁了。
从1940年到1942年，三年的时间内张大千两次前往莫高窟，剥损的壁画将近30余处。
在兵荒马乱的乱世，王道士一人守护的莫高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可是在官方介入后却成了最大的浩劫。
王道士为保护莫高窟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最终却成了千古罪人。
再次看着道士塔，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目光呆滞的男人，而是一个佝偻的背影，孤独的站在莫高窟的洞窟前面往里张望着。
他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保护了莫高窟，就像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这样描写王圆箓的那样：“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莫高窟的浩劫是中华文明最大的损失之一，但是如今却要让王道士一个普通人来背负一个时代的错误，这恐怕是一件极为残忍的事情。
事实上，如果没有王道士，恐怕我们连如今的莫高窟都不会见到。
我们，欠他一个道歉！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