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提到了明朝中后期因为官绅贵戚不断占有百姓的土地，导致明朝土地兼并问题和财政赤字问题。 所以明王朝的统治阶级针对这些问题连带着其他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挽救方针，嘉靖末年的首辅徐阶和继任首辅高拱都曾做过一些措施，但效果不明显，笔者今天讲的是这些补救明朝危机中的主要代表事件，就是张居正改革，以及张居正改革失败后遗留的弊端，对明王朝最终的覆灭产生的影响 。
明朝中期，官绅贵戚以及宦官，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再以各种手段占取了全国一半的纳税土地，拒不纳粮缴税，百姓可耕种的土地急剧减少，只能租种他们的土地，国库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政府的权威日益丧失，当时明神宗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针对这些问题开始着手进行改革。
首先要知道为什么是改革不是变法呢？
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简单说一下，张居正改革主要是进行的一种生产力上的改变，列如改革开放也是如此，而变法为生产关系的改变，列如商鞅变法和戊戌变法，是带有一种革命性质的改变，上从上到下的大换血，简单来讲比革命要低一个层次。
张居正改革涉及到官员人事、朝廷和地方行政、明朝军事、边疆边防、士农工商、田赋税收、水利建设等多个方面，其中政治、经济、军事是主要改革点，这三项中经济又是重中之重。
明朝初期，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列如百官上朝时有严格的朝仪制度，大小官员稍微有失礼的地方就要受到惩罚，当庭杖责或者罚惩俸禄还好说，有时可能会因此命丧黄泉甚至全家株连，百官上朝前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有的官员上朝前一一给家人告别，时刻备着棺木，下朝回来后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因为内阁制度权利日益扩大，兼管事项越来越多，这样皇帝的负担就变的轻松了很多，导致了明朝皇帝一代不如一代，虽然皇帝依然大权在握，但君威日益丧失，以至于后来百官上朝时大吵大闹，争得面红耳赤，在朝堂上随地吐痰现象屡见不鲜。朝廷烂一点，天下就烂一片。
世宗崩，阶草遗诏，引与共谋。寻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月余，与裕邸故讲官陈以勤俱入閤，而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明史·卷二百一十三·张居正传》
朝廷上已经烂掉一片了更不要说天下官员了，一些官员贵族，肆意妄为，如果只是不作为，混吃等死还算好的，多数尽是上行下效的欺压地方百姓，巧取豪夺，百姓怨声载道，各地农民起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多官员空守其职，完全不懂得职内之事如何管理， 张居正改革失败后情况又恢复到之前，或更甚。
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
明神宗长隐深宫，不理政事，声色犬马，肆意挥霍。上下各官员贪污腐败，贪官墨吏比比皆是，内阁缺员也不递补，衙门官员长期空缺，政事无人料理，吏部，兵部无章印官。户部废弛，各边兵不及时发放，礼部懈怠，国外各藩属友邦来明的使者堆积到六七百人，竟然无人过问。刑部失职，囚者塞满牢狱，冤假错案无官为其审理，司法形同虚设，朝廷的权威慢慢跌落。明朝的衰败速度远远快于唐宋。
张居正首先针对政府官员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改革，肃清吏治，加强中央集权，补救在百姓心中政府日益丧失的权威。张居正推出“考成法”，并获得了明神宗的批准。
张居正画像
考成法一颁布就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通过对地方的严格管理也加强了内阁的权利，同时裁掉了一些闲置职位和干吃响不办事的官员，让任务落实到每个官员头上，责任也同时摊派到每个人都头上，这就让政府官员的办事效率和办事质量有了一定的提升，通过考核，对官员内部进行了一次换血，罢免了一下因循守旧的顽固派，注入支持改革的新鲜血液。张居正改革相当于给明朝这台破旧的大机器进行了一场检修和保养，但是依然没能挽回这台腐朽机器被淘汰的命运。
如果说吏治已经到了荒废的地步，那朝廷的财政困难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而财政赤字日益加大的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兼并问题，和一条鞭法遗留弊端导致粮食短缺的问题。
明朝王公及皇族子弟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规模侵占土地，隐瞒土地实际数目，多收少缴，官绅及宦官和得了些许功名的人，依仗他们自古以来不用缴纳赋税的特权，利用请乞，骗取，抢夺等手段占有百姓的耕种田，可供缴纳赋税的土地日益减少，而百姓还要缴纳各种赋税，列如规定每亩缴纳六斗粮食，哪怕收成只有七斗，这缴纳六斗也是不能改变的。
明中期一斗大概为18斤—20斤。光景好的年份一亩地能收300斤粮食左右，遇上天灾，颗粒无收也是常事。
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明朝初年,全国的土地的数额有850万余顷，到天顺七年(1463年)就只剩下429万顷（古代一顷约为现在的3.33公顷）。
弘治15年(1502年)统计额度才422万余顷，百余年就比明初减少了一半之多。
通过上文，就出现一个问题，人口越来越多耕种土地怎么会越来越少？
其实主要还是地主豪绅，皇亲贵戚隐瞒了兼并土地的实际数量，慢慢的，受苦受难的是天下苍生，最后得到报应的必将是明朝的统治阶级。
《明史·五行志》中记载，饥民食“观音土”， “母烹其女”，“易子而食”，“父与兄弟夫妻相食”。
这些问题明朝的最高统治者仿佛一点都不知道，天启年间，明熹宗下令拨给桂王、惠王、瑞王三王和遂平公主、宁国公主二公主的庄田,少则80万亩，多则300万亩。这些皇族子弟还不满足，有了开矿等经济特权后不仅不稍微收敛，反而更加贪得无厌继续侵占百姓的土地。
明神宗时期，仅皇帝的皇庄就占地214万余亩，宗藩外戚庄田也急剧扩大。只河南一省除废藩伊王、徽王外，还有周、赵、郑、唐、崇、潞诸王，早已把河南的土地瓜分干净。明神宗把福王朱常洵封藩到洛阳后，又要赐良田4万顷，因为河南实在是无地可拨，上下官员竭尽全力也挤不出来那么多地，后来改为2万顷，河南数凑不齐，就以邻省山东甚至湖广土地补齐。逢年过节还要给地主们献“冬牲”，“年肉”，“芒扫”。地主一方下乡去收租还要给这些剥削者供酒饭。
最让人气愤的还有那些地主为了剥削农民而层出不穷的方法，大斗进、小斗出更是地主惯用卑鄙手段。列如池州府贵池县地主，收和用的秤每石有220斤，而出贷出用的秤每石仅仅90斤，两者竟相差130斤之多！
各地豪绅贵戚因为勒租而杀害佃户的事情也时常发生。
列如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 福王朱常洵派下属到河南汝州丈田收租，每钱增收至5分，因勒索无果，就残忍的将佃户打死。天启年间，地主谢秉谔对欠租的佃户“破其阴囊，剔其外肾”，残酷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到了明朝末年愈演愈烈，土地兼并已经到了历朝历代前所未有的地步。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疯狂的兼并土地，大多数的农民相继失掉土地，丧失土地的农民不得不租种他们的土地，沦为佃户尚且还能苟活，至于剩下的不是流亡千里导致饿殍满地，就是聚众起义，揭竿而起。
关于土地兼并问题看似是明朝内忧外患的主要原因，其实主要是因为土地兼并带来的财政赤字日益加大，到了明末，耕地10亿亩以上，人口过亿，但缴纳的赋税收入却连20万精锐都招募不到，军饷屡次拖欠，再经过层次盘剥，士兵自然怨声载道，随时可能哗变反戈，第一代闯王高迎祥所领的军队里众多倒戈兵就是最直接的列子。
所以当时张居正看清了土地兼并带来的明朝财政困难，对此采取的措施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这也是张居正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条。张居正认为，要想提高朝廷的财政收入就必须丈量全国土地，让那些隐瞒不实的土地浮出水面。即使是朝廷要征用民力也要按人头支付一定的酬劳，其中施行“摊丁入地”，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进行统一征银。之前百姓按照户、丁定期缴纳役银，以后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把丁役部分摊到土地里征收。田赋及其他的一律征收现银，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同时农商并重，打破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激励百姓经商，推动了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白银流通量的提升，也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定期收取赋税时也会少了很多阻碍，国库日益充实 。
一条鞭法施行后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明王朝的朝政收入进一步提升，全国官仓的存粮从饿死老鼠变成了仓仓满溢，嘉靖年间储备粮食尚且不够一年使用，但通过张居正改革后储备粮食够用近十年，也改变了明政府外强内干的局面。
但张居正改革失败后“一条鞭法”得以保留，一条鞭法的实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了明王朝的经济危机，缓和了政治危机，更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是大明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的推行失去了往日的执行力，到了明朝末年的朝廷加派征收“三饷”。下面官员各种压榨百姓的苛税更是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鸡饷”、“鸭饷”、“禾饷”，至此本有机会中兴大明的一条鞭法被破坏殆尽。
但一条鞭法也遗留一些弊端，张居正死后也没有人进行改善和调整，其中比较严重的是一条鞭法中两税收的是现银。百姓在缴纳赋税的时候会将谷物等粮食产物折算成白银，所以在定期缴纳两税时要和商人换取，无商不奸，商人又趁机将银价抬高，造成了恶性循环，征收现银的办法，虽然充实了明朝的国库，但是因为这些原因却让很多农民弃地去做工，对于百姓来说反正种地和做工都是缴纳现银，种地不如做工现银来的轻快多了。
到了天启年间，农民种地者日益减少，放眼望去荒地随处可见，明朝末年连年战乱，军队缺少粮食供应，战士气低沉，战斗力底下，即使在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也因为缺少钱粮，急于速战速决，最后惨败。这就是一条鞭法遗留的弊端中十分明显的一条。
嘉隆万三朝，皇帝生活奢靡，国库入不敷出，张居正改革失败后又经过万历三大征，明缅之战，萨尔浒之战明朝军事开支用银高达千万以上这时候明朝的财政尚且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到了明末，只说一下明朝对辽东方面的军事支出，辽东战事仿佛就是一个无底洞，源源不断的银两砸进去，反而越剿越盛，明朝仅对后金的军事开支就高达六千余万，这些被钱摊派到了百姓头上，不仅明朝的财政彻底硼溃，民心也彻底丧失， 这时候的明朝统治者已经回天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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