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菊如：闽西工农银行的杰出创始人
□邱子祥 曹振华
1981年1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党组书记曹菊如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在1月24日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悼词：曹菊如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严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他认真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按照党的正确的经济方针、政策办事，对于来自“左”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曹菊如同志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和人民的一大损失。
中共中央、国务院如此高度评价曹菊如的一生，可见，曹菊如在我国经济金融界具有重要的地位。
寻求救国道路
曹菊如，又名曹淡初，1901年4月生于龙岩县（今新罗区）红坊镇南阳村一个清贫的店员家庭。祖上本来比较富有，因其父早逝,叔父染赌博恶习,导致典卖家产。曹菊如懂事时,家庭经济已经十分拮据。6岁始，辗转于私塾、旧制小学、龙岩商业学校、湖洋开明小学等处读书。其子曹阳文回忆：“在幼年时代，父亲听到外国人诬蔑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十分气愤，不顾老人和社会的压力，毫无顾虑地剪掉辫子，虽然当时已处于反帝反封建时期，但剪辫子的人还不多。”早熟的曹菊如人小志气高，梦想通过经商以发展民族资本,暗暗地立下了“报国救民”的志向。15岁时，他告别了慈母到河南睢县烟店当学徒，后又到江西赣州塘江一烟店当店员。一次，老板让他筹备一场商会活动，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完成后，老板却恶狠狠地对他说“商会只有老板才能参加，你回去吧，现在没有你的事了！”曹菊如当即从老板的话中体会到店员与老板的差别，世上人与人的不平等。无独有偶，因曹菊如经常到邓子恢当店员的铺子里收账，有幸结识邓子恢并与之成为莫逆之交。在邓子恢引导下，他开始认真学习《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先进理论和革命思想。
在龙岩白土（今东肖）桐冈书院创办闽西第一个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社团———“奇山书社”
1922年春，他回到龙岩，与邓子恢、章独奇、林仙亭、陈明、张觉觉等进步青年，在龙岩白土（今东肖）桐冈书院创办闽西第一个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社团———“奇山书社”。他在认真做好社团事务的同时，积极为社刊《岩声》撰写文章。1923年冬，他应亲戚邀请，到印尼苏门答腊岛实武牙的一家香料厂经理账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实行白色恐怖统治，许多革命志士避险印尼。曹菊如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反帝大同盟”和华侨集会，广泛接触新思想，积极从事进步活动，并在华侨救国会担任秘书。一次，一位革命同志因张贴标语被捕，曹菊如花了一百元把其保释出来并帮助他转道香港回国。从商期间，他经常为店员鸣不平，深受工友们的爱戴和信任。因写揭露和抨击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文章，呼唤店员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他受到了上层社会的打击。
1929年春，他得悉家乡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情况，决心以一颗赤诚之心，投身革命洪流。7月，中共闽西特委任命曹菊如为闽西总工会秘书，从事工人运动的政策指导。9月，因工作出色，曹菊如光荣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指导合作经济
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开辟红色根据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虽然革命政权已经建立，农业、工业、商业都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因民间高利贷被废除，国民党中央银行等发行的纸币被取缔，相应的金融服务机制尚未建立，有些地方出现了农民因生产生活需要而又借贷无门的窘况，加上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压迫和剥削，农民生活依然比较困难。为了稳定金融秩序，发展经济，搞活流通，在金融上支持革命战争，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了《农村合作社条例》《借贷条例》和《取缔纸币条例》，要求“普遍发展信用合作社组织”。在中共闽西特委倡导下，由群众集资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入股，永定县太平区和丰田区、上杭县北四区创建了全国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信用合作社。随后，长汀县、兆征县等其他闽西县区也相继建立信用合作社。
闽西工农银行股票（复制件）
由于闽西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推动，农村信用合作社快速发展。作为新生事物，信用合作社的日常管理暴露出一些问题，并隐藏着一定信用和资金的风险。1929年10月，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找到有过管理商铺账务经验的曹菊如商量对策，要求迅速深入了解清楚当前信用合作社发展的形势。之后，曹菊如被闽西苏维埃政府确定为信用合作事业联络人。为不负重托，他带着助手，花了近十天时间，深入永定、上杭等地开展调查研究。现场调查中，他发现各地信用合作社普遍存在纸币发行程序不规范，发行储备不足额，资金核算流程不严密，账务处理不谨慎，金融服务不统一，货币信誉受影响等问题。在收集真实依据，认真总结经验，客观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曹菊如等人向闽西特委和苏维埃政府专报“苏区信用合作社发展情况”，提出了解决当前信用合作社突出问题的具体方法。规范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成为闽西特委和苏维埃政府负责人的强烈共识。1930年3月18日到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的《经济决议案》提出……将合作社的管理置于法律之中；明确了信用合作社为纸币发行机关，规定了发行纸币的储备金，发行面值为一角、二角、五角三种。1930年2月22日出版的第78期《红旗报》刊登了定龙撰写的《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现在各乡都有群众集股开设的消费合作社。工农必需的油盐等货，群众自己采买，不受内地商人的剥削。此外还组织了各种生产合作社，工人共同经营，共享权利。”“多数区政府开办了信用合作社（即农民银行），苏维埃下的群众，有正当需要（用在农业或工业上），可向政府供货，至多只取一分的利息，打破了高利贷的剥削。”
曹菊如曾经回忆：“闽西地区在收割季节，稻谷上市集中，谷价下跌，农民只好低价出售；到青黄不接时，谷价上涨，缺粮农民只好借高利贷买粮。为了帮助农民解决‘谷贱伤农’和高利贷的剥削，苏维埃政府帮助各县建立合作社，向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发放贷款，在收割时以较高价格买进粮食，缺粮时按原价九五折扣卖给农民，安定了农民生活，发展了农林经济。”
筹建工农银行
闽西各级信用合作社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发展社会经济需要，对货币信用，金融服务，财政税收等提出了更多更新更高的要求，客观上催生了革命根据地银行的成立。
1930年9月2日，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为要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以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唯一的办法是建立闽西工农银行，各县设分行。”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关于设立闽西工农银行》第七号布告：“闽西自从土地革命胜利，红色政权建立后，社会经济已日渐发展。可是，目前敌人经济封锁致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很大阻碍，因此，决定设立闽西工农银行”。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在《政府工作报告大纲》中提出，统一财政，建立工农银行，消灭高利贷，集中现金发展社会经济。
长征时期曹菊如、曹根全等闽西儿女多方筹集的两毫银币
经闽西苏维埃政府与筹备处认真研究，决定阮山、张涌滨、曹菊如、邓子恢、蓝维仁、赖祖烈、黄维耀7人为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相当于现在的董事会），阮山为主任委员兼任行长，下设秘书科、会计科、营业科、司库室等职能部门，曹菊如任会计科长，陈寄今任出纳科长，赖祖烈任营业科长，配备十余名职工，在各县设分行，在各区乡政府设代理机构。之后，曹菊如又兼任总务科长，并被任命为闽西工农银行党支部书记、中共闽西苏维埃政府总支部干事会组织干事。
1937年冬，陕甘宁边边区政府任命曹菊如为财政厅厅长兼边区银行行长。经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批准，边区银行用“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开始发行各种辅币。
成立闽西工农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金融实践活动，既无现行的银行的规章制度可以参照借鉴，又无专业人员可以出任，面临的困难不亚于打一场硬仗，恶仗。因筹委会主任阮山还身兼政府要职，而曹菊如又有过指导信用合作社的工作经验，筹建闽西工农银行的工作重任主要落到曹菊如肩上。为了不辜负党和根据地人民的重托，曹菊如潜身研习，深入探索，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先根据现行信用合作社的资金核算方法，参照商店旧式的记账方法，初步摸索出银行账目的平衡关系。一次偶然的机会，从土豪家得到一本北京某大学商科的《银行簿记讲义》，他如获至宝，尽管许多内容看不懂，但总感觉有了专业理论作依据。曹菊如精心地把讲义里的一张张表格描绘下来，与同志们反复学习和认真研究，初步制定出了简明实用的业务和财务操作方式。后来，又借助毛泽民同志从国民党统治区买来的《银行簿记实践》，曹菊如等人综合运用，不断地加深了对会计核算、信贷管理、转账汇款、货币发行、金银兑换等方面知识的理解。一次前方来款中，曹菊如发现包装纸上印有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格式，于是，又着手草拟了一个简单的税款缴纳入库的制度。此外，曹菊如还虚心请教受到我党政策感化的国民党银行从业人员，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经济核算和银行运营管理水平。经过短期紧张的筹备，闽西苏维埃政府制定出《闽西工农银行章程》《闽西工农银行业务运营规则》等，193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闽西工农银行在龙岩县城下井巷原“彩昌店”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开业仪式。开业前，闽西工农银行从龙岩东街东碧斋印刷厂调来了一台石板印刷机，赶印闽西工农银行暂用币一元纸币三万元。开业那天，实际上也是募股日，吸引了很多群众。
闽西工农银行对民众持有的国统区流通的银元，按一定比例兑换纸币，禁止黄金、白银外流，取缔金银投机活动。该行附设熔银厂和贸易部，熔银厂将收集的银器熔解提炼，提纯后铸造成银饼，把金子熔成金条。贸易部则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木材、矿产、土纸等，购回苏区急需的食盐、药品、煤油、布匹等并负责军粮供应。
闽西工农银行建立初期，群众对发行的纸币有顾虑，很多群众持纸币兑换银元。曹菊如和同事们商定，为了保持银行信用，一律敞开兑换，“不论兑多兑少，均予兑给，还随来随兑，并一直保持着银元与纸币一比一的比例。”推行这些措施后，纸币的信用度慢慢深入人心。之后，持银元兑换纸币的人多了起来，很多搞贸易的人因为银元不便携带，反而愿意来银行把银元兑换成纸币。由于闽西工农银行拥有一定数量的白银、黄金和丰富的物资作储备，其发行的纸币币值稳定，需要102枚银元才能兑换100元纸币。
一年多来，闽西苏维埃政府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取得显著效果，苏区工农大众看到自己期盼的美好日子逐渐到来，对苏维埃政府的爱戴油然而生，自愿将身上金银与首饰等抵价入股。1931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在长汀举行周年纪念活动，将金条银元分别垒成金塔银塔展示了一个星期。人们还没有见过如此多的金条白银，更加坚定了对闽西工农银行的信任。
闽西工农银行千方百计支持工农业生产发展，积极开展百姓资金融通服务，全力推动了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如开办“耕犁合作社”“农具合作社”解决农业生产的耕牛、农具、肥料等实际问题；创办的“粮食调剂贷款”曾作为成功经验被推广到整个中央苏区；在永定，帮助当地利用资源优势开办石灰生产合作社，产品还通过汀江水运销售到上杭、广东大埔等地；信贷支持有300名职工，100台织布机，月产棉布18000匹的长汀中华织布厂，缓解了苏区军民用布；向汀连南阳铸铁合作社投资，制作农具与铁锅，及时解决了农具短缺的问题；向造纸企业发放贷款，解决了苏区各种类型用纸的困难；同时，还支持了长汀熬盐厂、红军被服厂、闽粤赣军区兵工厂等企业。
龙岩县城陷落后，闽西工农银行随闽西苏维埃政府机关搬到龙岩大池，后又迁往永定虎岗。虎岗失守后，闽西工农银行又迁上杭白砂；红军重新攻克长汀后，闽西工农银行搬迁到长汀。主力红军长征后，该行业务基本宣告结束。闽西工农银行虽然运营时间不长，业务范围也有限，但其为发展生产，活跃经济，沟通贸易，打破封锁，支持革命战争，巩固工农民主政权，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其带来的影响是深远和长久的。
闽西工农银行旧址
开创红色金融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成立，邓子恢任政府财政部长，阮山任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局局长、秘书长（1935年1月被叛徒杀害）。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毛泽民为行长，闽西工农银行将20万元（大洋）及时上解国家银行，成为国家银行成立后获得的最大的一笔资本金。毛泽民非常赏识曹菊如的银行管理才干，将其调任国家银行总行会计处长，后兼业务处长，成为毛泽民的得力助手。曹菊如根据自己掌握的银行管理知识和闽西工农银行的从业经验，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起草出国家银行的章程，制订了国家银行的业务规程，设计了银行的各种账簿、凭证和单据。曹菊如还协助邓子恢和毛泽民开展整顿税收、统一财政，建立国家总金库制度，同时，还制订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等，奠定了临时中央政府经济金融的坚实基础。考虑到闽西工农银行是由苏区群众合股所有，遵照临时中央政府指令，闽西工农银行停止募股,但继续保留机构，根据工作需要，两家银行进行了具体分工：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负责代理金库，收纳税款和没收土豪的金银，从资金上支持闽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主要业务是管理支持信用合作社，支持农业与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因闽西工农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在苏区信用非常好，因此，国家银行成立后，它继续流通了很长时间才逐步被收回。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实行血腥统治，残酷杀害革命者，闽西工农银行员工冒死走村入户结清存款、收回纸币，用生命呵护着银行的信用。到11月10日，闽西工农银行保存的账册记载金额为666.615元，主要来自国家商店与粮食局，还另有未分红的股东款5685.67元。1935年春，中共福建省委被打散，闽西工农银行将账簿、设备、资金埋藏，停止股东分红发放，才真正地结束自己的使命。
1952年，为了保障群众的利益、维护党的金融信用，经中央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同意，对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以及股东所持有的原股金收据或股票，中国人民银行皆按银元的牌价进行收兑。
（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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