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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林沁的是非功过一百多年来，在史学界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对于这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蒙古亲王褒贬有加，众说纷纭。作为僧格林沁故乡、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上成长起来的后人，我不可能为其正名，只是想通过笔者在档案部门工作近30年特殊经历和所查阅到的第一手历史档案资料，汇撰出僧格林沁的戎马生涯和他所统领的蒙古骑兵的兴衰以飨读者。
僧格林沁，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嘉庆辛未年（公元1811年）出生在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据《蒙古世系》记载：僧格林沁是元世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巴图哈萨尔第二十六世孙。蒙古族历史悠久。其源于大约公元7世纪的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讷河)东岸的古老部落。旧《唐书》中的“蒙兀室韦”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音译名。9世纪蒙古部落西迁到蒙古高原，与居住在那里的突厥语族的居民融合、繁衍，分化出很多氏族。13世纪，以铁木真为首的蒙古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凭其军事才能，削平各部，统一草原，并于1206年被选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随后成吉思汗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把势力扩大到中亚和南俄罗斯。横跨欧亚的汗国。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自立为汗，1271年改国号为“元”，后灭南宋，统一中国。1368年明朝建立,元朝亡，蒙古统治集团退回蒙古高原。明朝末年，女真贵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势力逐渐强大，建后金国。漠南、漠北、漠西及新疆、青海等地的蒙古各部先后归顺金国(即清朝)。
一、 近代蒙古族抵抗外国入侵者斗争的序幕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全国各族爱国军民奋起还击。当时，驻防在东南沿海各省的蒙古八旗官兵，同满洲、汉军八旗兵和绿营兵，并肩作战，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同年6月，当英军侵入渤海湾，进泊大沽口外严重威胁京师之际，内蒙古东三盟及察哈尔蒙古骑兵数千名，先后奉调天津海口驻防。同时，蒙古各阶层人民纷纷捐献军饷、马匹、银两，积极支援东南沿海爱国军民的抗英斗争。从此，揭开了近代蒙古族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的序幕。
自清初以来，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蒙古八旗兵和满洲、汉军八旗官兵就在东南沿海各省驻防。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蒙古八旗兵仍在东南沿海各地驻防，如驻防在京口(今镇江)清军水师中，”每船酌派蒙古兵十二人，搭配操演”，练习水战，”以重操防”（《清宣宗实录》卷399）。据统计，当时广州、福州、杭州、乍浦、江宁、镇江等六城，共约有15000名驻防八旗兵（《清文献通考》、《清朝通典》卷70）。其中，蒙古八旗兵当有数千名。除沿海各省驻防蒙古八旗兵外，清廷还从内蒙古各盟和察哈尔征调大批蒙古骑兵参加了鸦片战争。
1842年5月27日，谕令察哈尔都统铁麟：”现值英人在浙省滋事，天津沿海口岸早已布置妥密，惟防堵要地，不厌周详。著铁麟、敬穆预备察哈尔都统精兵二千名听候调拨。并于总管叟齐、桑旺札木苏、巴雅斯胡朗、达什德里克四员内酌拔二员。其扎兰、章京、佐领等官，由该部都统等酌量选派，以备届时分起管带。再于商都达里冈爱挑备壮马二千匹，所需器械、兵甲、帐房、马乾，著一并预备”（《清宣宗实录》卷371，第9～10页；卷373，第3页）。察哈尔都统铁麟等接旨不足一个月时间，于6月24日，即将蒙古官兵2000名、壮马2000匹，照数备齐。并将所有马匹”齐集博罗柴济(距张家口北30千米地方) 游牧”，听候调遣；与此同时，清廷还从内蒙古”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等三盟征调三千名蒙古骑兵，携带器械、衣甲、帐房等件，派员管带，在于各该盟近口地方驻扎，听候调遣”（同上，卷373，第2～3页）。
清廷在察哈尔、东三盟征调兵马的过程中，蒙古各阶层人民捐献大量马匹、银两、马乾等，积极支援前线。如察哈尔蒙古八旗的一些官员，鉴于征调时随同”派往防堵之蒙古兵丁、跟役二百名，无力自备乘骑”，先后有”镶黄旗骁骑校拉什栋鲁布捐马一百匹，正黄旗原任总管鄂特浑之孀妇代孙幼丁巴彦保捐马一百匹，镶红旗中公佐领贡索隆扎布捐马一百匹，作为跟役兵丁骑乘马匹”之用（同上，第29～30页）。还有军台扎兰章京旺楚克等，共捐输马1050匹；正黄旗佑宁寺叶古则尔呼图等愿捐马250匹，以备调用。还有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布仁特固斯、张月各捐钱1000吊、喇嘛希纳瓦捐钱600吊（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蒙文档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日文，内蒙档案馆藏），支持蒙古士兵出征。
二、满蒙汉各族官兵在乍浦的奋力抗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期，江、浙沿海地区是中国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军的主要战场。1841年10月间，英国侵略军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宁波之后，继续北犯。至次年7月，浙江之乍浦、江苏之吴淞海口、镇江、江宁(今南京)等地，相继失守。当时，驻防在这些地方的满洲、蒙古八旗官兵，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在中国抗英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42年5月，英军首先进攻乍浦。乍浦是江浙两省交界的海防重镇，这里驻防有八旗官兵1841名。其中，蒙古八旗官兵有838名(包括蒙古协领一人)。此外，还有增援的陕、甘绿营兵1000名，山东雇勇1500名，乍浦本地乡勇700名，共计约7000名，在此驻防。5月18日(四月初九)，英军以战船7只，运输船及小舢板船数十艘进犯乍浦，英军2000余人，分别从黄山岭、唐家湾登陆，兵分左、右纵队，直犯乍浦城垣。驻防在城外之满、蒙八旗官兵，在都统长喜的指挥下，”奋力抗战”。其中，位于城南三里的观音山脚下之天尊庙，驻有八旗满蒙官兵200余人，在佐领隆福的率领下，奋力抵抗，”英军两次猛冲，均未得逞，受创极重”，英军”第四十九团，第十八团，伤亡颇多”（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最后，英军右队在援军配合下，用重炮猛轰天尊庙，旗兵困于重围，苦战达3小时，卒因众寡不敌，隆福自杀，旗兵伤亡殆尽，其有未死者，均”引刀自刎”，壮烈牺牲，”其坚贞不屈，殊可风也”（《中西纪事》卷24，第5～6页）。除八旗兵英勇战斗外，守卫在乍浦城东门之陕甘绿营兵，亦英勇抵抗，他们”以扛炮伤敌甚重”，迫使英军”转攻南门”。最后，英军左、右队合力”进犯东门，梯城而入，乍浦遂陷”。兵备道守将宋国经率兵退走平湖。英军入城，纵火满营，焚杀甚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7，第54页）。据统计，在这次乍浦抗战中，满、蒙、汉各族爱国官兵共牺牲696人。其中，以副都统长喜为首的清军官员17人，汉族士兵400人，满、蒙旗兵为279人（沈实甫《壬寅乍浦殉难录》；《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1）。
三、满蒙八旗官兵在镇江抗击英军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驻防在镇江的满、蒙八旗官兵对英军也进行了英勇抵抗。战前，镇江额设京口副都统一名，隶江宁将军管辖。旗兵额为满洲协领2人、佐领14人、防御16人、骁骑校16人。八旗蒙古委前锋校4人、前锋52名、领催96人、骁骑1014名、步军228名、养育兵150名；弓、箭、铁匠各 16名（《清朝通典》卷70《兵三》）。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驻防镇江满、蒙八旗官兵和绿营兵共为1183名。从外省调入的援兵，山东400名、四川 520名、广西200名、江西1000名，共有3000余名。但是，当英军进攻镇江一开炮，很多外省援兵便逃至45里以外新丰镇。而主要抵抗力量乃是驻防在镇江城内的满、蒙八旗官兵，在此奋力抗战。
7月21日(六月十四日)，英军约15000人，组成四旅分兵三路进攻镇江城。城内八旗守兵在副都统海龄指挥下，拼死抵抗。英军从西门攻入城内后，八旗官兵进行激烈的巷战。最后，海龄见战局无法挽回，旗兵”死伤十之八九”，他举火自焚，”全家自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5，第2131 页），壮烈殉国。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满、蒙八旗官兵和东三盟蒙古骑兵在抗击外国侵略的战斗中，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诚如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协理台吉旺沁巴拉率领蒙古旗兵回师时，他的儿子古拉兰萨曾写下了一首题为《祝灭寇班师还》的诗。诗中写道：”英寇狂暴侵海边，勒令我父扫狼烟。将士云集晓思义，旗丁纷聚效忠贤……旌旗凌空蔽日月，剑戟挥舞天地炫。”这生动地表达了当年蒙古八旗兵和各盟的蒙古族骑兵战士抗击英寇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他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 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被清王朝“倚为长城”
僧格林沁是清王朝”倚为长城”的蒙古王公，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统帅清军和蒙古骑兵抗击英法侵略军起过重要的作用。1825年(道光十五年)，僧格林沁袭爵科尔沁札萨克博多勒噶台郡王后，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先后曾任御前大臣，兼管火器营，并以御前大臣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后扈大臣、总理行营大臣和兼管虎枪营等军事官职，是道光帝身边的一位”亲近重臣”。进入咸丰年间，僧格林沁又以”御前大臣署管銮仪卫掌卫事”重要职务，颇得咸丰帝的信赖和重用。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清廷为防御京师和镇压太平军，命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督办京师巡防等军务。1855年（咸丰五年），清廷因僧格林沁”督兵剿贼，叠著勋劳，此次攻克连镇，生擒首逆，调度有方，深堪嘉尚，著加恩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咸丰朝《上谕档》）。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在”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7）的严峻形势之下，起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置直隶总督)，前往天津一带，加强海口防务。
1858年6月2日，清廷”颁给僧格林沁钦差大臣关防，督办军务”（《清文宗实录》卷252，第3页；卷251，第35页）。僧格林沁接任官防后，立即率京营及蒙古马队各一部，自通州前往天津，并调察哈尔官兵1000名，”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军营，听候调遣”。僧格林沁到达天津后，便会同瑞麟亲往海口查勘，决定加强大沽、双港等地海防设施。他认为大沽是天津的门户，首先需要重建大沽炮台。到1859年11月，经过他重建的大沽口炮台，由4座增至6 座，每炮台守兵约400人，海口南岸炮台3座，高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炮台2座，一高五丈，一高三丈。6座炮台共安设大炮60门。其中，一万二千斤铜炮2 门，一万斤铜炮9门，五十斤铜炮2门，西洋铁炮23门。所有炮台周围均坚筑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又在海口排列三道拦河铁链，配置铁戗，安设木栅，连成巨筏，以便阻拦敌舰。整个大沽海口地区共有防兵4000人。
此外，僧格林沁还在双港设防。双港距天津30余里，他鉴于双港地势较高，河身狭窄，便于阻击敌人，故在沿海两岸设兵营9座，驻兵6000人，修建炮台 13座，共安设一万二千斤以下大小铜炮81门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77页)。除在大沽口和双港两地设防外，对大沽至山海关一线的众多海口，本着”择要分布”的原则，分别在北塘海口、丰润县的涧河口、乐亭县的清河口和老田沟、昌黎县的浪窝口和蒲河口，以及山海关内的白塔岭、秦皇岛、小河口等处，布置了相应的兵力。僧格林沁还重用民力，在天津道府及沿海各县，招募了乡勇、团练共5万余人，保卫天津海防前线。
僧格林沁在加强天津防务的同时，为增强防兵的战斗力，非常重视京营和蒙古骑兵的战斗作用。1858年7月14日，他由天津返回通州大营，对各处防兵作了”通盘筹划”。他上奏清廷：”现拟遴员随同瑞麟前往，在天津迤东海河两岸，相度地势情形，恐垒安营，以备先行移兵进扎。”根据他的”移兵进扎”天津驻防计划，驻通州地区的防兵，”除分扎通州运河两岸，内外火器营、炮营、健锐、技勇、巡捕等营官兵一千五百名，密云、热河兵各五百，宣化镇兵一千名，共计三千五百名，应请照旧分扎毋庸裁撤外”，可将”京旗二千九百名，全行裁撤回旗”。并将察哈尔2000蒙古官兵，”挑留一千兵”驻扎通州（《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9，第1067页）。驻天津海口地区的防兵，他认为”天津郡城应为重镇”，咨令直隶提督托明阿(曾任绥远城将军)，除酌带本省绿营官兵”缜密防守”外，应将”现在扎采育绥远城官兵一千名，交该提督一并统领，赴天津迤东驻扎。”此外，从1859年初开始，不断从察哈尔、绥远和内蒙古东四盟征调大批蒙古骑兵驻防天津海口。3月20日，据僧格林沁奏报：”除由吉林、黑龙江调来二千名马队，驻防在天津海口至山海关一线外，还有蒙古骑兵二千名驻防天津海口。其中：副都统成保，统带哲里木盟官兵五百名，在新城驻扎；头等侍卫布尔和德、二等侍卫舒明安，统带昭乌达盟官兵五百名，在新河地区驻扎；郡王衔扎赉特贝勒拉木棍布扎布、头等侍卫札精阿，统领哲里木盟官兵五百名，在双港西岸驻扎；围场总管常山，统带昭乌达盟官兵五百名，在双港东岸驻扎”（同上，卷35，第1306页）。与此同时，清廷谕僧格林沁将前调锡林郭勒盟马二千匹，”以一千匹解天津军营，一千匹解山海关军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9，第1307页）。
至同年6月，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两岸严密设防，共设兵营9座，驻兵共达6000人。其中，驻守在天津海防前线的蒙古骑兵和绥远城马队共达3000 人，加上驻守在通州的察哈尔蒙古马队1000名、总共约为4000名。这些蒙古骑兵，在抗击英法联军入侵的战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 蒙古骑兵与英法联军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858年6月，英、法两国迫使清廷签订《天津条约》后，又以”修约”为名，重新挑起战争。1859年6月，英法联军舰船共计21艘、载海军陆战队共 2200余人，在新任侵华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少将指挥下，再次进犯大沽。叫嚷着”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1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英法联军舰队集结大沽口外，鸣枪放炮，咨意挑衅。其实，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设防早已就绪。驻防营兵，严阵以待。正如僧格林沁所奏：”现在鸡心滩下连接停泊夷船九只，拦江沙外约计夷船十余只”，我军”现在守大沽海口，观衅而动”，”该夷如敢突入，即行开炮轰抵。”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32页）。6月22日，僧格林沁奉命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大沽海口北15千米北塘登陆，进京换约，并不准他们随带兵船武器上岸。但英、法公使凭借武力，骄纵妄行，倨傲无礼，坚持沿白河武装护送进京，并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同上，第1456、 1439页）。但僧格林沁仍”隐忍以待”。23日，英法舰队派出一名通事孟甘乘船到清军炮下游说：”各船今日并退外洋，一二日再进口湾泊”，故作缓计。是日巳刻，”该船旋即撤退，仍余一只停泊在鸡心滩外，其旧停泊拦江沙外各大轮船，又与退出之船，逼近拦江沙排列拢泊”。这时，僧格林沁当即指出：”夷情诡谲，不易揣测，诚恐故作缓计，使我疏懈，乘潮闯入铁戗”（《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56、1439页）。于是，他”督率各营官兵，加意严防”，时刻准备迎击联军的侵犯。
6月24日夜，英法联军先以小舢板船驶入拦江沙内，用炸炮轰断拦河铁戗（铁戗，即用铁制成尖状的伸入水面具有阻拦敌船靠岸作用的障碍物。它的底部由三根削尖的铁脚所组成，戗尖由铁脚交叉处伸出，尖端低于戗尖的顶部。这些障碍物每隔约20英尺，用两根铁链和一根粗索一行行排列水中，当河水水位高的时候，铁戗尖浅浅浮在水中，这对舰船底部可以起着破坏作用）的大铁链二根、大棕缆一根，当即被清军哨船截回。随后清军迅速将炸断的铁链”接系稳固，照旧横拦河面 “。
25日拂晓，英、法联军军船10余只，排列铁戗口门外，公然升起”红旗”，并有三只舰船，竟然驶入海口南岸炮台之下，直逼铁戗，破坏中国守军防线。这时，僧格林沁”惟念两年抚局，一经开炮，则局势全变，仍复隐忍静伺，严阵以待，而蓄我军之怒”（《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45页）。他压住心头怒火，终未发出反击命令，仍保持镇静。据外文史料记载：在这一段时间内，大沽炮台静悄悄的；它的炮眼都用席子盖得很好，远远望过去一个炮口都看不见，城墙(指炮台土墙)上也看不到一个士兵。在这个时候中国人要打沉这些白花力气在木栅上的船只是轻而易举的。这说明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设防，其防御措施相当严密和完备。
当日下午2时左右，英法联军”合船蜂拥直上，冲至第二炮台，直撞铁链”，将守军第一道障碍物防线突破，直向横锁海口的铁链逼近，并发炮轰击大沽口两岸炮台。这时，僧格林沁忍无可忍，他抱定”上申国威，下抒民望”的决心，立即命令驻守大沽南北炮台的各营官兵开炮还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英法联军遭到惨败。这次大沽口战役的具体经过，根据僧格林沁所呈的奏折称：
“二十五日辰刻，该夷火轮船十余只，排铁戗列口门外，又傍南岸炮台 下，驶入火轮船三只，直逼铁戗。旁以数人凫水，用丝绳系铁戗前往，而引其端于该夷船尾，另以一船轮回曳之，一二时之久，拉倒铁戗共十余架。其排列多船皆竖红旗，立意寻衅用武，骄悖情形，实难容恕……”
正在相持之际，”……该夷即开炮向我炮台轰击，我军郁怒多时，势难禁遏，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余船皆竖白旗，起定下驶，仍复绕至破船后，向炮台轰击，直至日夕，未能稍休，又有小杉板船二十余只，满河游驶。其向后十余只，径行拢泊南炮台河岸，该夷步队一并上岸排列濠墙以外。当即加派抬枪、鸟枪各队前往策应，连环轰击，该夷不敢径越濠沟，均向苇地藏伏，暗施鸟枪，似此凶悍，实堪发指!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国威，下抒民望”（《僧格林沁、恒福奏洋船先行开炮我军回击折》，五月二十六日发，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45页）。
再：僧格林沁发出奏折称：”查二十五日与夷接仗，共火轮十三只，我军轰击，有直沉水底者，有桅杆倾倒不能移动者，仅有火轮一只驶出拦江沙外，余皆受伤不能撑驾。该夷炮势如雨，向我轰击，炮子之大，有重五六十斤者，火箭炸炮，络绎齐施，幸炮营围墙深厚，尚足抵御。而各炮台口门，适当夷船，与之相对还击，满、汉各营兵弁阵亡三十二名”（《僧格林沁等又奏查明接仗情形请恤阵亡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48页）。
依上记载，在第二次大沽口的战役中，蒙古骑兵积极参加了战斗，他们以”战气百倍”的爱国精神，投入这场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当英法联军舰队驶进大沽海口时，首先有屯扎在双港的扎赉特旗蒙古骑兵数百名，在该旗统领拉木棍布扎布的统率下，驰至大沽海口，”在草头沽一带，梭巡放卡，以备不虞”。5月25日，双方交战后，蒙古骑兵统领拉木棍布扎布，在”夷炮如雨之际，亲督马队驰骋，扼防海岸”。当英、法联军攻上岸之后，扎赉特旗蒙古骑兵为”保全营垒，尤为出力 “（《僧格林沁等又奏扎赉特贝勒忠勇奋战请加恩鼓励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9，第1466页），同敌军进行英勇的战斗。原驻守在新城哲里木盟、昭乌达盟的1000名蒙古骑兵，奉旨”驰回大沽”，两盟官兵归僧格林沁调遣。当英法联军上岸”直扑营垒”时，僧格林沁立即命令蒙古骑兵出击。据直隶总督恒福奏报：哲、昭”两盟马队于枪炮如雨之中，往来驰突，连环枪炮，击毙极多”（《恒福奏两盟官兵出力开单请奖折》，同上书，第1476页）。由于英、法联军”势众凶猛”，僧格林沁饬令两盟马队，”拨改步队数百名以护营垒”。于是，这支蒙古官兵排列南岸炮台濠沟以外，英勇”奋力堵截”敌军。当时，这支数百名蒙古步队，”不避锋镝，洵为勇敢得力之军”，他们在同敌军的战斗中，”均能一往无前，异常奋勇”；最后，”击退夷众，力保营盘”。
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国侵略战争中的一次光辉战例。满、蒙、汉各族官兵，在僧格林沁指挥下，打沉敌舰5只，打伤6只，打死打伤英国侵略军1578人，生擒2名（《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107页）；法军死伤14人。这次战役的胜利，是与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坚固设防及其正确指挥分不开的。例如：英、法联军”向我炮台先行开炮，官军愤怒，列炮迎击”，当英、法联军上岸，”步队直逼南炮台濠沟”时，僧格林沁则立即调火器营”用抬枪、鸟枪连环轰击”，使敌军”纷纷倒地”；当敌军千余人藏匿在芦苇丛中，”伏地抢进”时，他又命”我军以火弹筒御之，每火光一亮，瞥见该夷，即排施枪炮，对准敌人，该夷术穷力尽，不敢恋战，向船逃窜”（《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47页）。这些战斗，都是在僧格林沁的”以恣该夷之骄，而蓄我之怒”军事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他还以”上申国威，下抒民望”的信念，来激发广大爱国官兵的斗志。由于士气旺盛，郁怒多时，当”此次接仗一昼夜之久，各军奋力堵御，战气百倍。”直隶总督恒福在战后上奏清廷说：”僧格林沁自上年奉旨办理海防以来，昼夜辛勤，殚诚竭虑。今年正月又亲至海口驻扎。与士卒誓同甘苦，风雨无间，劳瘁至今，其忠勇朴诚，实为奴才所不及。”可见，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蒙古骑兵与英法联军第三次大沽口之战
1859年6月，英、法联军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遭到失败后，继续对华扩大侵略战争。1860年7月初，英军约18000人，法军约7000人，由联军总司令格兰特、孟班托率领始达上海。至7月中下旬，联军分别占领烟台、大连，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8月初，英法各种舰队船只173艘，陆续齐向天津大沽口逼近。8月1日，英法联军陆战队约5000人，趁清军北塘(距大沽口3千米)守备空虚，顺利登陆，并占领北塘镇。僧格林沁在大沽”炮台了望见有夷船三十余只，悬挂红旗，烟气冲空，乘潮驶至北塘河口，旋有夷人马匹登岸占踞村庄”之际，他立即”饬派马队遥为屯扎”，等待”结队前进”时，”再为截剿”（《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448页）。8月3日(六月十七日)，北塘敌军一千余人，”人拉马驾车炮数位，直向塘沽营垒攻扑”，是日，僧格林沁在炮台撩望，见到英法联军 “枪炮连环，络绎不绝”。于是，他立即命令清军都统德兴阿带同侍卫明安、卓明阿、托伦布、德成，参将常善保等官兵，”督带吉林、黑龙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归化城马队官兵迎头抵御”（同上，第450页）。经几个小时战斗，即把刚出村十里以外的英、法侵略军截回。在这次战斗中，”我兵受伤三名，受伤马数匹，马步夷匪均有伤毙。”这是英法联军占领北塘后与蒙古骑兵第一次交锋。
英法联军在进犯塘沽失败后，并不死心，于8月12日(六月二十六日)拂晓，由北塘出兵万余人，联军分为两路攻扑新河、军粮城；其主力带炮车数十辆，中途又分左、右两翼扑向新河。驻新河的蒙古骑兵”不及二千名，仍分两路迎敌”，冒着敌军的炮火英勇奋战，”毙贼多名” (同上，第461～462页)。蒙古骑兵在阻击敌军扑攻新河的战斗中，还采取了诱击敌人的打法，即将其右翼部队驱往新河东北的沼泽地带，尔后加以歼灭的机动战术，英勇抗击英法侵略军（《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一册，第19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最后，由于联军因势变换了队形，派出700名陆战队迎战，致使蒙古骑兵陷入重围，加之”连日大雨，遍地积水，仅有一线道路，马队不能抄击，虽毙贼多名，究系众寡不敌”，战不多久，伤亡近400人，所余蒙古骑兵”退守唐沽”（《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462、456页）。
英法联军占领新河后，僧格林沁奉命加强塘沽防务。因塘沽与大沽相距仅一河之隔，是大沽口北岸炮台侧后的重要屏障。僧格林沁除在塘沽原有连同蒙古骑兵总兵力约3000人以外，又调西凌阿马队”设法迎头截击”。并命塘沽副都统克兴阿、侍郎文祥”扼守壕墙，严加戒备，不准稍有松懈”。
8月14日(六月二十八日)凌晨，英法联军数千人，扑向塘沽，枪炮连环，相持两时之久。据僧格林沁奏报：”二十八日之战，该夷炮车二百余辆，夷人五六千名，实系众寡不敌，然亦毙贼无数。我兵每发一炮，该夷成行倒毙，余贼不顾尸身，仍向前进”（《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465～466页）。最后，由于联军凫水由苇塘抄入，清军兵力不支，不得不退守后路，所有满洲军官兵和蒙古马队，则由塘沽退至北岸，坚守大沽口炮台。
英、法联军占领塘沽后，僧格林沁积极加强大沽南岸炮台的防务。他将蒙古马队分布”大沽濠外，临河扼守，以防偷渡，并由南岸营内抽拨大小炮位陈于河岸 “。而大沽口北岸炮台，则命蒙古族将领乐善（乐善，伊勒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原任云麾使，即銮舆卫属官，正四品，武职，后任陕甘参将。咸丰七年，擢河北镇总兵。九年，调赴僧格林沁天津军营，奋力抗击英法侵略军，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立有大功，被提升为直隶提督）任总指挥。乐善身先士卒，愿以热血洒疆场的爱国精神，誓死保卫大沽。正如《清史稿》卷494《忠义》记载：”十年夏，(英法)舰队复集天津大沽口，提督乐善奉命驻兵大沽，至则以关防交僧格林沁，命所部愿留者听，得千余人，誓死守。”
8月21日(七月初五日)凌晨，英法联军万余名步兵，集中全部火力突然向大沽北岸炮台猛烈轰击，”提督乐善督率官兵，奋力攻击”，一度把”夷人击退”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5，第2083页）。上午8时许，联军分为左右两翼，向石头缝炮台发起冲锋。乐善亲率守军用鸟枪、长矛、弓箭奋勇杀敌。当时，守军”以难以描述的勇猛精神，寸土必争地进行防御”。战斗”自早晨五时至八时，炮火始终没有中断过，炮弹如雨”，但中国守军仍拼命作战。直到10时半，北岸炮台已完全失陷，蒙古族爱国将领乐善同千余名官兵，壮烈殉国。
大沽口北岸炮台失守后，僧格林沁认为南岸炮台”万难守御”，他遵照咸丰帝的”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营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身寄命于炮”（同上）的旨意，则命南岸炮台守军和蒙古马队尽撤天津。随后直隶总督恒福即在南岸炮台挂起免战白旗，把三座炮台拱手交给了侵略军。第三次大沽口战役遂告失败。
第三次大沽口战役虽然失败，然而， “鞑靼人，帝国(指清朝)的最好的军队还想抵抗并寸土不让地保卫领土”（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第2卷，第149页）；”在离开要塞三十五公里的地方，可以看到某个鞑靼兵一个人忒操纵着这门大炮。这个勇敢的人把背贴在地上，钻到大炮下面去，就这样装好炮弹，然后再爬起来开炮”（保尔瓦兰《征华记》第133～134页，转引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83页）；”八月二十一日早晨开始炮击(指敌军炮击大沽北岸炮台)，鞑靼守军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敢，甚至在法军深入炮台内部后，他们还继续进行抵抗”（拉沃勒《法国和中国》第347～348页，转引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85页）。还有这样的记述：”在炮台内找到了……成千具鞑靼人的尸体”（布隆代尔《1860年远征中国记》第103～106页，转引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80 页）。上述事迹说明，蒙古族官兵在这次战役中，依然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七、阵亡将士缅怀录：惊天动地的八里桥之战
1860年8月21日，天津大沽失陷后，僧格林沁统率蒙古马队七千、步兵万余名，从天津撤防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八里桥一带，准备与英、法联军进行”野战”。8月24日(七月初八日)，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城。8月31日(七月十五日)，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到达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向英、法侵略者谈判乞和。9月7日(七月二十二日)，当谈判破裂后，联军决计进犯北京。咸丰帝朱谕军机大臣和王大臣绵愉、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表示与英法”决战 “，并提出了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0，第2233页）。同时，谕令”所有通州一带防剿事机”，统归僧格林沁、瑞麟”严密布置”，”厚集兵力，以资攻剿”。次日再次下达朱谕：”一面发报，一面知照僧格林沁督兵开仗”（同上，第2238 页）。僧格林沁便在通州一带加紧部署防务。他表示”自当奋力截击”（《僧格林沁瑞麟奏报洋人北来预筹迎剿办法折》），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军的进攻。
当时，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带的军事部署是：他把督师军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由他统率马、步兵17000人，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通州至京师广渠门(今建国门)的大道，战略目的是保卫京师。其兵力的部署，防守通州有4000人，张家湾驻兵1000人；命副都统格绷额督带蒙古马队3000 人，驻守在张家湾的东面和南面，准备迎击来自北塘和天津的进犯之敌；又命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蒙古马队4000人防守八里桥；另有1000名察哈尔蒙古马队由总管那马善统带，防守马驹桥东南之采育，以防敌军从马头西进，绕道进犯京师；署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4000人防守通州。总计：僧格林沁统率清军约达近 3万人，其中蒙古马队共近1万人。此外，还有副都统胜保率京营5000人驻守齐化门(即朝阳门)以东至定福庄一带，作为声援僧格林沁和护卫京师的后备部队。僧格林沁为了加强通州一带的防务力量，除原调绥远、归化二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操演兵1000名外，”还派兵五百名，遴委得力将弁管带，配齐军火器械，于七月十九日，兼程驰往通州，听候调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0，第2254页）。与此同时，僧格林沁奏谕又从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三盟中每盟各续调1000至2000名蒙古骑兵（《清文宗实录》卷325，第8～9页），调往京师附近驻扎。
9月18日(八月初四日)，英、法联军先头部队自天津北犯，是日中午，自河西务逼近张家湾附近，并向张家湾的清军驻地发炮攻击。僧格林沁所部守军早已严阵以待，并遵前旨：”倘该夷一过张家湾寸步，即督兵迎击，痛加剿戮”。杀伤敌军众多，但如僧格林沁奏报说：”至该夷于午刻马步各队进前扑犯，经我兵枪炮齐施，毙贼无数。正分拨马队抄击，该夷火箭数百支齐发，马匹惊骇回奔，冲动步队，以致不能成列，纷纷后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咸丰十年八月初四日，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84页）。在清军失利的形势下，僧格林沁立即率部退”入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随后，英、法联军一举占领了张家湾和通州城。
僧格林沁所部满、蒙马队和绿营兵退守八里桥后，他和瑞麟商定，全军分设南、东、西三路截击敌军。其中，将近1万名满、蒙马队军部署在八里桥一带防守。八里桥东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在这里构筑了土垒和战壕，准备和敌军在此决一死战。当时，僧格林沁在奏折中曾向朝廷立下誓言：”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赶紧再振军心，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 （《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咸丰十年八月初四日，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84页）。
9月21日(八月初七日)凌晨4时，清军由通州和张家湾、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上午七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冲杀，他们用长矛、马刀和弓箭等落后武器，齐声呼喊杀敌。一部分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距敌人四五十米远的地方，短兵相接，英勇杀敌，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随后，由于南路法军第二旅将大炮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清军遭到重大伤亡。但守军与法军第二旅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试图分割敌军的阵势。尔后，由于胜保所部败退，只是与西路敌军进行激战，因此，僧格林沁指挥蒙古马队分割敌人阵势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他仍然”骑着马站在前面，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第2卷，第230～231页，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3页）。
八里桥之战，从早上7时打到正午时刻，战斗十分激烈。其中，蒙古骑兵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敢，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多次冲向敌军阵营进行英勇的战斗。史书中记载：”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他们顶住了使他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最后，他们”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吉拉尔《法兰西和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4页）。还有的史书记载说：”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保尔瓦兰《征华记》，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2页）。
僧格林沁作为清军的统帅、八里桥战役的总指挥，他以英勇顽强抵抗外国侵略者的精神，奋力指挥全军作战，最后在八里桥上决战的时刻，公然挺身而出，骑着马站在桥中央，命令一名身材高大的蒙古旗手，高举”僧王大旗”挥师抗击敌军。根据一个英国随军翻译的记载：在八里桥激战时，”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指僧格林沁)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直到一枚”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德里松伯爵《翻译官手记》第283～284页，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4页）。如此可歌可泣的壮烈场面，代表性地表现出了中国各族军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
八里桥之战，是关系到北京安危的关键性一战，这次战役虽遭失败，但以蒙古骑兵为先锋的中国军队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英雄业迹将是永不泯灭的。
八、高楼寨之战——僧格林沁蒙古骑兵覆灭
高楼寨之战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捻军在山东菏泽高楼寨（今高庄集）歼灭僧格林沁部的一次著名伏击战。
1852年11月，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长期活动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省的捻党纷纷起义。至1855年秋，豫皖边的捻军首领齐集亳州的雉河集会盟，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决定建立五旗军制，推举了各色旗的总首领：黄旗张乐行自兼，白旗龚得树，红旗侯士维，黑旗苏添福，蓝旗韩奇峰。会后，发布文告，痛斥清政府地方官吏视民如仇，起义目的是“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愤”，并宣布军纪和行军作战条例。从此，捻军在淮河南北广大地区不断打击清军，有力地支援了南部太平天国的革命。
但是，由于捻军组织不严密，缺少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在和清朝正规军队的作战中多次失利，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张乐行等著名领袖相继牺牲，捻军的根据地雉河集也于 1863年失守，只有任化邦、张宗禹等人率部突出清军重围，继续和清军周旋。1864年7月天京陷落后，全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捻军和太平军余部没有被清军的血腥镇压所吓倒，而是不畏艰险，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864年11月下旬，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淮王邱远才两部太平军二三千人，在鄂北地区与张宗禹、任化邦等部捻军二三万人汇合，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军、捻军也陆续前往集中。接着，他们在豫、鄂边境进行合并和改编，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的新捻军， 张宗禹，任化邦共推赖文光为最高领袖。赖文光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李允为魏王，牛宏升为荆王，张禹爵为幼沃王。
军队沿用捻军编制，仍以五色旗区分，下分大旗、小旗。军事上根据捻军骑兵较多和北方地势平坦等特点，决定易步为骑，加强部队的机动能力。清军方面，与捻军作战的主帅是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
1864年12月初，僧格林沁亲督翼长恒龄、成保及副都统常星阿等部进抵湖北枣阳， 旋即而进。12月7日，赖文光等督军败僧军于襄阳，然后挥军北上，进入河南邓州（今 邓县）境。
赖文光、张宗禹等选择邓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筑垒，部署兵力。12日，僧军分左、 中、右三路发动进攻。捻军首先打败敌右路步队，然后从侧后抄袭敌人的中、左两路，大败僧军。
1865年1月28日，捻军经伊阳（今汝阳）返回鲁山，僧格林沁又一路追到。捻军诱敌过滍水（今沙河），然后回军猛击，并以马队从后抄袭。僧军大恐，营总富克精阿、 精色布库等率部先逃。捻军乘势奋勇杀敌，先后毙敌翼长恒龄、营总保青、副都统舒伦保、营总常顺等多人。僧格林沁在总兵陈国瑞援救下，才幸免于死。
僧格林沁经邓州、鲁山两次大败之后，气急败坏，将首先败退的富克精阿、精色布库处决，借以镇慑所部，他决心猛追捻军，报仇雪耻。捻军本来准备西进陕西，由于清军防堵甚严，于是决定在河南境内与僧军继续周旋。
鲁山获胜后，捻军经叶县北走襄城、禹州，复经长葛，新郑，转入尉氏县境。1865 年2月11日，尾随捻军的僧军到达尉氏县城，捻军已南下鄢陵。僧军先头部队3000人孤军冒进，追至鄢陵县北阎寨坡。捻军探明追兵单薄，便以少数部队诱敌，大队回马力战， 将其击溃。2月中下旬，捻军由临颍、郾城南下，攻西平，围汝阳，僧格林沁只得于3月 5日亲督马队南下。捻军见僧军追来，便挥军南下，进攻信阳州城南关。
待敌军到达信阳时，又举旗北上，经确山、遂平、西平到达郾城，然后攻挟沟，入睢州境。3月29日，捻军自河南考城进入山东境内。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僧格林沁尾随捻军之后穷追不舍，从豫西、豫中、豫东、豫 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 言”。僧格林沁自己也被拖得“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捻军》四，第85页）。清廷曾告诫他不能一意跟追，但刚愎自用的僧格林沁，一意孤行，仍穷追不舍。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阳进抵曲阜。
僧军仍在后紧追。山东巡抚阎敬铭派布政使丁宝桢率本省防军进入兖州，妄图夹击捻军。为了继续疲惫敌军，捻军北趋宁阳、东平，途中击败总兵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平阴、肥城，然后转头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 赣榆、海州、沐阳。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 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北上宁阳、汶上。
5月10日过运河进至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面的罗家楼、濮州（今河南濮城）东南的箕山一带，最后进至黄河水套地区（黄河水套是1855年黄河在考城铜瓦厢决口后在濮州、范县以南和郓城西北一带形成的一个河汊众多的地区）。隐蔽在这里的各地起义失散人员纷纷参军，使捻军人数众达数万。然后，捻军驰抵菏泽西北高楼寨地区，等待僧军。而这时的僧军已被捻军拖得极度疲惫，僧格林沁本人也因几十天不离马鞍，疲劳得连马缰都拿不住，只得用布带拴在肩上驭马。
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率军追至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迎战，诱使僧军向高楼寨地区深入。18日中午，僧军进至高楼寨，埋伏在高楼寨以北村庄、河堰、柳林中的捻军一齐出击。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等率左翼马队，总兵陈国瑞、何建鳌各领本部步队为西路；副都统成保、乌尔图那逊等领右翼马队，总兵郭宝昌率本部步队为东路；副都统常星阿、温德勒克西等各领马队为中路。捻军也分三路迎战。西路鏖战二小时左右，捻军稍却。适中路捻军已将常星阿部击溃，便支援西路捻军向敌人发起反击，将西路清军歼灭。与此同时，东路捻军也已将敌军击溃。在后督队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残部退入高楼寨南面的一个荒圩，捻军乘胜追击，将该圩团团包围，并在圩外挖掘长壕，防止敌人突围。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菏泽西北7.5 公里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战士砍死在麦田。这一仗，捻军全歼僧格林沁以下70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高楼寨之战，捻军全歼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使清军的精锐骑兵损失殆尽。副都统成保奏称：“我军失利后，马步兵勇收集无多。”（《平捻方略》卷二百三十一，第6 页）。由于僧格林沁的盲目轻敌，一味穷追，后方供给不继，部队饥疲交加，士气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鲁清军的有效配合，成为衰弱的孤军，最后被捻军歼灭。
来源 │ 玛拉沁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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