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作者：[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译者：方杰、方宸，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没有多少旅行记述，曾比约翰 · 斯特德曼《关于五年征伐苏里南起义黑人的叙事》得到更热情的国际认可（和推广）。这本书1796年问世后吸引整个欧洲的想象力长达三十年之久。

斯特德曼的《关于五年征伐苏里南起义黑人的叙事》以奢华的两卷本出版，有八十幅版画插图，其中包括出自威廉 · 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十六幅，其生动、散乱的纲要将18世纪欧洲帝国前沿编码的全部保留剧目编织起来：人种志、博物学、军事回忆、狩猎故事、公民描述、生存故事、反奴隶制批判、跨种族爱情。这样的结合，使得他的书成为“曾经写过的有关18世纪种植园社会生活最细致的‘外来者’描述之一”。复调看来是故意而为的。斯特德曼认为，他的书“也许是曾经向公众提供的最非凡的作品之一”。他在“前言”中将这本书描述成被安排得“有几分像一个大花园，在那里人们与芳香的花儿和荆棘、金光闪闪的苍蝇、令人厌恶的爬行动物相遇”，希望整个花园将会“如此杂色斑驳以至于提供……信息和娱乐”。该书初次出版之后的四十年里，被翻译成德语（1797）、法语（1798）、荷兰语（1799）、瑞典语（1800）、意大利语（1818）；其爱情情节被作为戏剧、诗歌、短篇故事、长篇小说反复上演。

约翰 · 斯特德曼是苏格兰人，他继承父亲的任命在荷兰军队的苏格兰旅做军官。他出生于1744年，似乎十分认真地接受了新兴的现代个人主义。他努力工作将自己塑造成一种绅士流氓（gentleman Dicaro）；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以罗德里克 · 兰登、汤姆 · 琼斯、班菲尔德 · 穆尔 · 卡鲁为模型塑造的自己，最后一位是逃跑并加入吉卜赛人的英国男孩。作为作家，他的偶像是劳伦斯 · 斯特恩（Laurence Sterne）。（极其令他懊恼并激烈反对的是，斯特恩书中的人物被从手稿编辑删除，而某些感伤则是编辑进去的。）

1773年，斯特德曼作为一次军事远征的志愿者去了苏里南，那次远征是对殖民开发制度中的一场危机做出的回应。由于好几个原因，包括区域地理在内，苏里南的奴隶有可能大批逃进茂密的森林，而要在森林里再将他们抓捕则十分困难。到18世纪中叶，两个成熟的逃亡黑奴社会，萨拉马卡人和德朱卡人，已经在内陆形成，并展开与种植园主的持久恐怖战争。由于不能打败逃亡黑奴社会，种植园主被迫在18世纪60年代与他们签订和平条约，包括保证他们的独立以换取他们不会帮助更多人逃跑的承诺。对于种植园主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签订条约的消息使得叛逃奴隶人数以天文数字增加。几年之内，由于不能维持所需的奴隶劳动力，苏里南的整个种植园经济都岌岌可危。1773年，荷兰政府出手相助，派出斯特德曼参加的远征军击败逃亡黑奴群体，重将他们变为奴隶。军事行动于1778年结束，反叛的逃亡黑奴逃往法属圭亚那。这是一次付出极大代价取得的胜利，重新沦为奴隶者为数寥寥，而欧洲军队则表现出其在丛林战中的无能为力。战争中，欧洲人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大多是死于疾病。逃亡黑奴社群的后代，依然被人称作萨拉马卡人，现在仍生活在那个地区，保持着他们18世纪形成的独特的非裔美洲文化。

斯特德曼有关其在苏里南岁月的记述，大多致力于生动讲述杂乱无章、装备不良的丛林战。结果证明，这场战争在对付逃亡黑奴方面完全无效，反倒是极其有效地使欧洲士兵暴露于热带疾病的侵害之下。斯特德曼用悲哀的笔调详细讲述他们的悲惨境遇，用细致但绝非技术性的动植物群描述点缀苦难，这些描述常常是关于狩猎偷袭或准备食物的场景。因此，斯特德曼正是通过军事行动，将他自己与内陆旅行的新时代联系在一起。他在“引言”中说，尽管苏里南长期以“欧洲人在其海岸附近栖息和耕作”而著名，自然障碍却使得内陆探险不可能进行下去。不过，一场军事行动的必要性“迫使我对[它]进行观察”。

在针对逃亡黑奴的远征间歇期间，斯特德曼生活在荷兰殖民社会的心脏，用戏剧性且往往坦率的细节描述其运作方式。他轻蔑地描述荷兰种植园主的懒惰、嗜虐、饮食过量，与巴罗对南非白人最差的描述完全吻合。很难说他书的哪方面在欧洲引起更大的轰动：对荷兰人残酷对待其奴隶的惊人谴责和可怕图解，抑或他与穆拉托人女奴乔安娜理想化的浪漫传奇和婚姻。废奴运动大量利用刻画奴隶制之恐怖的戏剧性版画（特别是布莱克所作的）；而这个爱情故事生成了浪漫文学的后代，包括弗朗茨 · 克拉特（Franz Kratter）的一部题为《苏里南的奴隶》（1804）的德语戏剧、1824年在伦敦发表的一个短篇故事《乔安娜或那个女奴》、欧仁 · 休（Eugène Sue）的长篇小说《埃居尔 · 阿尔迪历险记》（巴黎，1840），以及赫尔曼 · J.德 · 里德（Herman J. de Ridder）的《杀戮场上的生活》（1857）和约翰 · 埃德温 · 霍克斯塔姆（Johan Edwin Hokstam）的《博尼》（1983）两部荷兰语长篇小说。我建议在此考察斯特德曼的爱情情节，作为对种植园社会面临严重危机时殖民关系的再审视。

正如斯特德曼讲述的那样，他在抵达苏里南后不久，在一个殖民者家里遇见十五岁的乔安娜。当时她在那里做家奴，是全家人都喜欢的人。他立即被她的美貌和魅力弄得神魂颠倒，而这种美貌和魅力又得到一种相对裸露状态的修饰润色。人们也许觉得，有关她身世的解释，几乎和有关殖民地错综复杂的性和种族的解释一样，是一个寓言。乔安娜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绅士”和一名女奴的女儿，她和他生了五个孩子。那绅士不是他的情妇的主人，他曾尝试购买其孩子的解放，但遭到他们主人的拒绝并伤心而死。然后心胸狭窄（且无绅士风度）的奴隶主自己破产了，“因为他不公正且苛刻地将他所有最好的黑人木匠赶进了森林”。他逃到荷兰，留下妻子因其债务而被逮捕。这位女士现在住在斯特德曼遇见乔安娜的那个人家里，由乔安娜照料。乔安娜自己的命运依然不确定，因为她是最终将被清算用以偿付那位奴隶主债务的资产之一。有一天，斯特德曼听说这件丑恶的事确实就要发生，便焦急不安、发疯地跑到乔安娜身边：“我发现她浸透在泪水中。—她给我这样一副样子—啊！这样一副样子！—从那一刻开始，我决心做她的保护人，使她免受任何侮辱。”

斯特德曼立即做出“奇怪的决定”，他要买下乔安娜，让她接受教育，并与她一起返回英国。乔安娜拒绝他的建议，并具有说服力地陈述原因：她正处于奴役状态，“如果我[斯特德曼]很快返回欧洲，她要么必须永远与我分离，要么得陪我到世界的那个地方，在那里，她的低劣身份必定极大地成为她自己以及她恩人的不利条件，因此无论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很悲惨”。斯特德曼病倒了；当乔安娜和妹妹来看他时，她的保留意见却不可思议地有了转机。她不同意去英国或接受教育，但是暂时地“匍匐在他的脚前”，“直到命运把我们分开”或者她的举止使他不快为止。斯特德曼康复了，他们结婚并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婚礼上我像任何新郎一样幸福”。

这对夫妻一起的生活，包括在一个（奴隶们给他们造的）乡村农舍伊甸园般的插曲，一个被命名为约翰尼的儿子诞生。他们间或会因斯特德曼返回丛林，抑或乔安娜返回种植园而分离，不能生活在一起。当斯特德曼的军团被召回欧洲时，他再一次强求乔安娜与其同行，而她再一次拒绝。斯特德曼独自离开，许诺要寄钱来。五年后，他在英国与别人结婚时，得到乔安娜的死讯，显然是嫉妒她幸福和声望的人将她毒死的。他们的儿子带着母亲积攒的两百英镑到了英国，后来当上年轻的水手，结果死于海上。斯特德曼在书的结尾写了一首挽歌，与读者挥泪作别，希望读者能够“带着同情的感性细读这个叙事”。

像这个时代小说中的许多跨种族风流韵事一样，斯特德曼与乔安娜的婚姻，是对一种特殊形式的殖民主义性剥削的浪漫主义改造；根据这种形式，派往殖民地的欧洲男人从当地家庭购买女人，作为他们逗留期间的性伴侣和家庭伴侣。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也许还有其他地方，此类安排可以借助举行正式仪式的假结婚得到官方认可，这种婚姻有时需要领事（如勒瓦扬的父亲这种人）的允许。比如，1782年，丹麦旅行者保罗 · 伊泽特详细描写圭亚那海岸的制度，指出这种纳妾制被认为是欧洲人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因为女人知道如何制作当地食物和药物，能够在欧洲人生病时照料他们。感伤旅行书写将这一作用加以转变，形成以“体贴的本地人”闻名的慈善女性形象；她出于同情、自发的仁慈抑或性激情，照顾受苦受难的欧洲人。她是这种感伤版反征服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理查德 · 普赖斯（Richard Price）和萨莉 · 普赖斯（Sally Price）讨论过斯特德曼的日记。在其日记中，斯特德曼实际上就是将他与乔安娜的伴侣关系当作一种正式的纳妾制关系。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斯特德曼从她家人那里得到她，并使之成为他在苏里南抛弃的许多性伙伴中的一员。这种安排的踪迹依然保留在这本书的浪漫传奇化版本中，大多是经由或通过乔安娜而非斯特德曼表达的。比如，她“在其妹妹陪伴下”意外出现在他的住处，而在斯特德曼日记中记录的则是现实中的谈判会议。在发表的旅行记述中，纳妾制似乎首先是通过乔安娜对它的意识以及系统抵制明确表达的。例如，从一开始，乔安娜就反对这种婚姻，不管斯特德曼说什么，她都清楚表明自己知道这种安排是临时的。虽然斯特德曼并没有提到购买乔安娜的服务，而是讲述用二十个几尼给她买礼物的事—但是他们订婚的第二天，她就归还礼物并且把钱交给他，强调自己奴隶和妻子身份的现实。他的爱和善待是她想要的一切，她对他说。在面临以斯特德曼妻子的身份前往英国的选择时，乔安娜拒绝了。她说出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斯特德曼平等主义和人道主义建议非人道的一面。以下是斯特德曼对她（假定的）原话的转述：

想不到，虽然命中注定的分离显得令人恐怖，或许再也不能相见，可是她却宁愿留在苏里南：首先是出于一种意识，按照礼节，她没有权利支配自己[她仍然是奴隶]；其次是出于自尊，在她目前条件下，宁愿在美洲做她那个阶级的一位顶尖人物，也不愿在欧洲成为我的影子或负担，因为她坚信情况必将如此，除非我们的处境将会变得更为独立。

正如彼得 · 休姆如此敏锐讨论的那样，18世纪晚期叙事中大量出现的跨种族爱情故事，在许多方面是由经典扩张主义文学的先行者塑造的，尤其是《奥德赛》和《埃涅阿斯纪》。例如，狄多和埃涅阿斯的故事，就是体贴的本地人与困难重重的旅行者结成夫妻，并始爱终离模式的先例。与此同时，这些情节对18世纪晚期欧洲帝国主义的危机做出回应。当时的欧洲帝国主义在新前线被热带疾病和当地的抵抗所困扰，在老前线则受到独立运动、废奴主义、奴隶制利润下降，以及空前规模和效力的土著人和奴隶反叛的挑战。例如，斯特德曼的叙述在1791年圣多明各奴隶暴动的直接语境下被解读，这场暴动是一个血腥、令人恐怖的事件，其成功几乎一手造成废奴运动数年的瘫痪。废奴主义和美国独立战争引发的合法化危机，需要对奴隶制和军事征服以外的世界进行想象。人们很容易将跨种族恋爱情节视为想象之物；在这些想象中，欧洲人的霸权得到情感和社会纽带的保证，性取代奴隶制成为他者被视为从属于白肤色男人的方式，浪漫爱情而非孝顺的奴役或力量，为被殖民者有意的屈服提供保证。乔安娜和斯特德曼是星期五和克鲁索想象的替代者。在这种转换中，殖民主义的一个基本维度消失了，也就是对劳动力的剥削。就像星期五们一样，乔安娜们是财产，可是她们不是因为其劳动力而被拥有。浪漫爱情的寓言将剥削神秘化到让人茫然无知的地步。

如果跨种族恋爱情节，借用休姆精心挑选的字眼，“通过浪漫传奇”明确表达“文化和谐的理想”，那么使得这种理想成为一种理想的还是互惠的奥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浪漫爱情就像资本主义商业，自认为是互惠的。互惠，即匹配的个体之间彼此得到回报的爱情，是其理想的状态。互惠抑或双方之间对等关系的失败，是其主要的悲剧和丑闻。芒戈 · 帕克的旅行在交换的戏剧中付诸行动，斯特德曼与乔安娜的浪漫传奇也是如此。这些情侣的对话常常包括用什么作为对什么的回报等真诚交换。乔安娜送给斯特德曼一篮水果，帮助他从他在得知其境况后陷入的“精神压抑”中恢复。他后来辩称，那种姿态让他一辈子都欠她的，使得他欠她的债，成为他要她的基础。芒戈 · 帕克的礼物交换，是对商业抱负的一种意识形态概括，而他正是以其名义旅行的；同样，斯特德曼与乔安娜互惠的浪漫传奇，在一个平等主义价值观的时代，概括了在美洲的白人抱负。尽管这对情侣挑战殖民地等级秩序，但最终他们还是默认了这些等级。互惠是不相干的。

这就是要从殖民地爱情故事中汲取的教训；在这些故事收场时，“通过浪漫传奇达到文化和谐”总会破灭。无论爱情最终得到回报与否，无论被殖民的情人是女性还是男性，结局似乎大致相同：情侣分离，欧洲人被欧洲重新吸收，非欧洲人则英年早逝。譬如，乔安娜与斯特德曼的命运，与故事在18世纪晚期取得神话地位的另外一对著名情侣，尹克尔与雅丽可的命运只略有不同。根据这个流行的可能是杜撰的故事，美洲印第安女人雅丽可在海滩上发现遭遇海难的英国水手尹克尔，她照料他起死回生并爱上他。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一起，直到尹克尔在身体复原的同时也恢复了对利润的贪婪，将她又卖给奴隶主。在一个更耸人听闻的版本中，雅丽可试图改变情人的主意，对他说她怀了他的孩子。尹克尔的反应却是提高卖她的价格。

斯特德曼在书中直接提及尹克尔与雅丽可的故事，列举出其与自己故事（实在太）显著的差别。尹克尔与雅丽可的故事，将资本主义贪婪导致的互惠性的失败变成主题，强调浪漫爱情这种意识形态的矛盾。难怪这故事令人难以忘怀。尽管如同所有这些故事一样，这个故事被吸收进废奴主义的宣传，但是它不出意料地清楚表达了作为奴隶制基础的生意就是生意的价值观。可是，虽然斯特德曼是尹克尔的对立面（他回报乔安娜的爱并且不想抛弃她），而乔安娜是雅丽可的对立面（她拒绝追寻其情人的足迹），但是两个故事里的底线相同。乔安娜和雅丽可的结局都是失去丈夫并在殖民地遭到奴役，而尹克尔和斯特德曼最后都返回了英国。不管怎样，对“通过浪漫传奇达到文化和谐”的幻想并没有实现；一种融合的后殖民社会的寓言本身根本没有完成。对于支持或反对奴隶制的事业，这种寓言并没有起作用。乔安娜不是被嫉妒她的邻居，而是被文类下了毒。

正如评论者指出的那样，欧洲感伤文学中被殖民的男女主人公，很少是“纯粹的”非白人或“真正的”奴隶。像乔安娜一样，这些男女主人公是典型的穆拉托混血儿或梅斯蒂索混血儿，他们已经拥有欧洲亲缘关系，或者用一种较老的说法，他们“实际上”是王子或公主。非欧洲爱情对象的传统面部素描，将她或他与刻板的奴隶和野人画像区分开来。譬如，乔安娜有着“自然能够展示出的最优雅的身材……尽管她肤色黯黑，可是长着透出美丽的朱砂色调的脸颊……她的鼻子形状完美、纤小；她的嘴唇有些突出”，凡此等等。尽管这些跨种族爱情故事普遍被解读为废奴主义的，但是它们通常抵消奴隶制的具体维度。爱情关系在某个边缘抑或特许的空间展开，在这里劳动力和财产的关系被束之高阁。海难常常会提供这样的空间。在乔安娜的例子中，她主人的破产将她从其在种植园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上挪走。虽然她生活在奴隶制中间，乔安娜却被看作远离奴隶制；读者被允许认为她是财产，而不是受强迫的劳动力。此类特征是休姆所谓“特许叙事”的标志，意思是“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承认土著观点，提供一种对欧洲行为之批判，但只能够以不涉及核心问题的方式这样做”的叙事。

然而，在他们这种不真实之中，这些理想化的半欧洲属民，确实体现18世纪晚期加勒比社会的另外一种完全真实的维度。到那时，在加勒比地区和大部分西班牙语美洲，非奴役混血儿人口逐渐等于或超过那里的白人。混血群体（梅斯蒂索混血儿、穆拉托混血儿、“自由有色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洲反殖民起义期间，获得了新的引人注目的政治重要性。他们会为反叛的下层阶级提供领导，还是会追随自己阶级的利益与白人精英站在一边？在独立的斗争中，他们会支持克里奥尔人领导的独立运动，还是欧洲殖民势力？从欧洲霸权的角度，对于“拥抱”诸如属民这样的群体，将他们带进政治和社会想象来说，浪漫爱情不亚于任何策略。斯特德曼习惯将乔安娜称作“我的穆拉托女人”，这具有一种政治效用。当然，感伤小说的特征是将政治铸造成色情的，试图在家庭和繁殖的范围内解决政治的不确定性。在斯特德曼的书中，这种寓言化与一种更平实的政治戏剧形成对比：他与“他的穆拉托女人”的和谐插曲，与深入内陆打击黑人反叛的军事攻击交替出现；前者产生一个儿子，后者则导致欧洲士兵的死亡。尽管存在废奴主义的解读，在斯特德曼的叙事中，社会和谐依然与奴隶制结盟，而解放则与致命的战争携手。

斯特德曼记述中的新元素，是乔安娜拒不接受欧洲文化和进行同化的邀请。与其著名的先行者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甚或其同时代人菲莉丝 · 惠特利（Phyllis Wheatley）不同，乔安娜不想接受学校教育、穿鞋子、觐见英国国王。根据斯特德曼描述她品质的生动文字，她宁愿留在美洲做她自己阶层中的顶尖人物，也不愿意在欧洲做斯特德曼的“影子或负担”。如果读作政治寓言，这些话暗指18世纪90年代欧洲人越来越被要求想象的另外一种景象，美洲的独立。乔安娜在其与斯特德曼告别时提出这个词语：假如她与他更为独立，她说，他们的关系也许会奏效。就这样，乔安娜和她四分之一混血的儿子，带着一笔收入和他们自己的一位黑奴，留下来漂白这个种族，开创一个新的后殖民精英时代。不过，这景象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自治的：美洲的家依然是斯特德曼的属地，一个没有他而不完整的家庭，这个家忠诚且没有反叛的方法或动机。乔安娜之被毒死，是处理这种幻想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施毒常常与非裔加勒比宗教相联系，是加勒比地区奴隶用来消灭其主人最戏剧性的工具之一。看起来，一如在战争情节中一样，非裔的美洲在这种爱情情节中有最终的发言权。

苏里南的反叛奴隶社群，有他们自己关于斯特德曼所描述的抵抗斗争的记述。在《初次：非裔美洲人的历史想象》这本书中，理查德 · 普赖斯将苏里南内部逃亡黑人奴隶社群的当代后裔向他提供的口头故事和历史收集在一起。这些故事和历史许多回溯到18世纪70和80年代的戏剧性事件。萨拉马卡人的这种证词，被一位人类学家转换成印刷文字，进入也是在斯特德曼有生之年开始形成的一种话语空间。随着第一批前奴隶通过废奴运动开启的一扇门进入欧洲印刷文化圈，18世纪最后几十年标志着非裔美洲文学的开始。进入的方式主要是自传。第一批奴隶自传是自我描述，其出版常得到持不同政见的西方知识分子的促进。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描述的结构与西方文学机构以及西方的文化和自我理念一致，但是直接对立于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首先将非洲人排除在西方文化和自我理念之外）。斯特德曼高度意识到这种新兴文学。他提到伊格内修斯 · 桑乔的书信和菲莉丝 · 惠特利的诗歌。在他写自己的书期间，大量欧洲人正在阅读《奥拉达 · 艾奎亚诺生活趣事》（1789），到1794年，这本书出了第八个英语版本。这些早期文本以十分详尽的方式承诺不再复制，而是参与西方有关身份、社群自我、他者性的话语。他们的动力是跨文化的，以从属与抵抗的关系为先决条件。我将表明，这些动力在当代自传以及诸如口头历史、证词、本土艺术这些相关形式中继续。这就是我说的，普赖斯搜集的萨拉马卡故事进入了始于斯特德曼时代的印刷圈。正如我上文表明的那样，当这种“自传式人种志的”文本，被简单地读作“真实的”自我表达或者“不真实的”同化时，它们的跨文化特征便遭到忘却，而且它们与西方表征模式的对话性接触也输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