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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连载第08期。
1
2000年春节母亲带着我回娘家时，我见到了从广州回来的小舅。那时的小舅年轻精瘦，伸手想抱我，但身上的机油味把我呛得大哭。最后他只好讪笑着把我还给母亲，转身去墙角抽烟了。
2年前，小舅带着高中学费和一帮朋友南下，其中一个大个子领着他们去亲戚家吃了一顿，又在工厂宿舍里打地铺睡了个觉。或许这个亲戚并不像大个子吹得那样有本事，几个中学生没有得到工作，之后他们在旅店过了几晚，等钱快挥霍光了，才不得已回了家。
这次短暂的、没有成功的外出，让这群农村少年被大城市迷了眼，第二年，小舅揣过外公烧砖凑来的学费，又不声不响地去了广州。
“他还有什么心思读书！”那天，大婶的声音从房内传来。她让小舅回来帮外公种棉花，不要再去广州瞎混。小舅想进去争辩，被我母亲一把拦住，他粗鲁地甩手，接着迎头撞上了出来的外公。
外公脸色铁青地问：“你以后真的不读书了？”
小舅把头偏向一边，满不在乎地说：“我在广州有出路。”
他的大个子朋友已经在亲戚的帮助下找了搬运的工作，在广州落下了脚。小舅人生地不熟，靠自己在修理厂里找了个包吃包住的学徒的活儿。每天，他灵活地钻进货车底部拆修，想着再苦个三五年就能出去开一家汽修厂单干——广州大马路上的私家车越来越多，不愁没活干。
可是全家人都质疑小舅的想法，其中也包括我父亲。父亲是大姐夫，算长兄，他也跟着长辈们一起指责小舅“不懂事”。
但一年后，他俩的地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毕业的父亲被迫从国营工厂下岗，而高中都没念完、孩子样的小舅已经在广州与朋友合伙做起了服贸生意。
那年回家过年，小舅身上的化纤毛皮味逗得我鼻子发痒，他给外公奉上了厚墩墩的羊毛围巾，给我母亲带了时尚的牛仔夹克，连我都分到了一条雪白的蕾丝公主裙。收到礼物后，大家非常欣喜，只有外公沉默不语，他嫌弃这些花里胡哨的衣服，更不理解外面的世界经历了何种变化。
不过从这以后，外公开始默许小舅出去闯荡——儿子有能力在大城市活下去，就不能像自己那样在田里忙活一辈子。
直到10年之后，我才第一次来到广州。
这年开春，小舅的生意似乎更好了，他给外公买了一辆锃亮的摩托车，又在广州租了一个新仓库，还把我郁郁不得志的父亲带到广州合伙做生意。
我们到达的那天，小舅借了朋友的一辆SUV来接我们，夜里又领我们登上轮船游珠江。我在甲板上压抑着激动，胆怯地眺望雾里的高楼、流淌的车流，想象着白领们如何在其中穿梭——当时我已经在追都市小说了，对繁华的城市有着无限的向往。
“我要来广州。”我心里暗想。
但接下来的几天，现实生活使我对广州的美好幻想开始破灭，甚至感到很失望——三元里城中村的出租房仅有五六层楼高，楼间过道像阴沟一样终日流淌着污水。抬头往上看，是打结的电线和密布的晒衣绳，就像一张将落未落的大网。
城中村里，还有一张“网”是无形的——那几年，不断有乡邻被小舅带到广州谋生，他们散布在这里，牢牢地联结，结伴去和毛料商砍价、相互介绍低价的加工厂、还一起威吓抢版式的竞争对手……
有空的时候，小舅就带我轮流拜访这些乡亲。他们大多也做服装生意，房间的格局大同小异，进门就能看到几台旧电脑，靠墙的货架被退换货塞满，里面还有卷尺、线头，地上散落着水洗标碎片。
平日里要是有什么热闹事，乡亲们总愿意挤在小舅的出租屋内，大口嚼着重油重辣的家乡菜，把酒言欢，满面红光。
在一次聚会上，我的大舅说：“老张的那批货，料子不行……”
大舅是家族里的老实人，却是最早跟着小舅下海的，当时他已经另立门面，专做女士夹克。
“他销南美的，没问题，我担保！”做皮具的大叔接过话。
众人议论纷纷，小舅“嗯”了一声，他一个人喝白酒，眯着眼看着大家，喉咙里发出快活的咕噜声，俨然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小老板的模样。
没多久，小舅开始吹嘘，说他打算跟兄弟们合伙办工厂。那时候，作为中间商的小舅从工厂订货，再卖到档口赚差价。赚了钱后，他野心勃勃，想弄几台机器自己加工生产服装。这个提议让在座的人都兴奋起来，甚至有人已经想好要把家里的女人带出来，“做个女监工或者是烧饭什么的”。
在广州的那段日子，白天我和弟弟在出租屋里睡大觉，到了下午2点，小舅妈在QQ上抄好客户报来的单子就去仓库取货。打开铁门，一股死耗子的闷臭味飘出来，我站在门外不肯进，弟弟却像泥鳅一样溜进了那两人多高的衣服堆里。
“作孽，莫乱踩！”小舅妈在后面大喊。但很快她就高兴起来，弟弟已经懂事，可以来回穿梭帮她配货，成了帮手。
赶上旺季，小舅或小舅妈每天下午都要开面包车去十三行送货。车子后排的椅子全卸了，堆满了从仓库里拖出来的各色衣服。我也跟着去过几次，一层大楼被分割成密密麻麻的小隔间，档口真像一个个向外张开的“口”字，很有趣。有的档口主营线上，有的做批发，也有的零卖，十几平米甚至上百平米的店铺内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但一律没有试衣间。
不少喷着刺鼻香水的黑人和穿热裤的女学生会来此淘衣。老板娘对这种散客总是爱搭不理的，“二三十块钱的衣服，看好就买”。要是客人再多问，老板娘就会不屑地转过脸去。
不过，她们对前来送货的小舅妈却十分热情。拣完货，老板娘们就从土黄色或墨绿色的腰包里掏出红钞票，小舅妈谨慎地再点一遍，这笔交易就算成了。
记得一天回程时，小舅妈从裤袋里掏出零钱给我和弟弟买糯米鸡，弟弟吃得很欢，我却紧紧地挨着舅妈走。那时候，我已经有了零星的关于“钱”的意识，广州街头到处都是和我一样的外乡人，会令我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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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整个广州似乎都响彻机器声。这种服装加工业的“盛况”其实与版权保护薄弱有关。除了几家萌芽中的国产品牌，一些服贸加工厂商为了赚快钱，都抄袭国外品牌的版式。他们生产衣服全靠制版工人的一双眼、一支笔，从成品或照片上往下扒版样。
郊区的布料厂里，挂着皮的、毛的、化纤的、棉的料子，回收的牛仔裤在门口堆成小山，不论样式、质量，全按斤卖；城中村的服装加工厂多半是将民房打通，摆上机器，就能初步完成裁剪、缝制、刺绣……然后，女工们在缝纫机上缝边角、剪线头、贴标装袋，一件件成衣就制成了。
小舅带去广州的人当中，数那次大舅在饭桌上提到的老张心思活络，他盯上品牌在中国设立代工厂的时机，偷偷贴了品牌水洗标，下游的一些销售商“心有灵犀”，往往能卖出更高的价。早先这样做的人有不少致富的，他们后来开起了自己的加工厂或是洗白了搞原创品牌，继而在网购兴盛时站稳了脚跟。
小舅也曾有这样的机会，一个销售商找到他，说想做一批贴牌货，“真假混卖出海”。但小舅很谨慎，因为品牌logo没有谈拢而作罢。他只做最简单也最经典的版式，总选用羊毛支数更高的布料或更结实耐用的五金，虽然比其他仿品质量好很多，但也没有爆红过，只凭借着多年积累的人脉，每年稳定出货。
“踏踏实实挣点钱，有些钱不敢赚。”小舅说。
最开始，小舅还要去3公里外的档口送货，后来积累了点口碑，渐渐就有销售商找来下大订单，他再去工厂加工。
生意越做越顺，家庭矛盾却产生了——小舅开始频繁地出入棋牌室、KTV和宾馆包房。连我来广州的那些天也不避讳。
这种娱乐场所通常藏匿在城中村比较深的巷子里，外面挂着台球室的LED灯。穿过前台，里面是一条很深的走廊，空气中弥漫着散不去的烟味，两边的房间传出吆五喝六的声音，开门看，红的绿的筹码在桌上飞来飞去。
那段时间，母亲总在深夜接到小舅妈的电话，她说小舅又没有回家。小舅妈性格坚强，她处理完一天的订单，还要强撑着辅导女儿的作业，直至孩子睡着后，才能张口向我母亲埋怨。外面有传闻说，小舅一夜输掉了几万元的货款——当然，也有故意输给工厂老板或下游销售商的成分。
母亲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劝她，等孩子长大就好了，并一遍一遍地叮嘱：“把钱管得牢一点。”
或许是因为实在无法阻止小舅赌博，舅妈成了乡亲里第一个在广州买房的女人。她行动迅速，立刻把家里的存款拿出来凑了首付，定了一套小三室。她说：“买房收心，以后的生活也有了奔头。”
为了送货方便，小舅和小舅妈买房后还是住在三元里，但有些东西已经变了：小舅牌品变差，渐渐不上桌，不怎么赌了；几年之后，因为付不起高昂的借读费，乡亲们纷纷把孩子送回老家，而舅妈的女儿成了唯一留在广州读书的孩子。
然而，城中村里还是出事了——很早就跟着小舅到广州闯荡的老李在一次送货途中被抓了。
之后大家躲在出租屋内好几天不敢出门，小舅出去疏通关系、打听消息，回来后感慨：“有钱赚，谁都眼红。好在不是在仓库被抓的。”
因为推车上的货物不多，最后律师为老李争取了轻判。
同行嫉妒是难免的，此后小舅行事更加低调，外人很少知道他在做什么大单，他也将“财政大权”移交给了舅妈。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工厂那边也出了事。
那家工厂是我们邻村的人开的，由于是老乡，小舅向来是先打钱再取货。那天，他在仓库卸货时才发现一批货的刺绣工艺太差，不仅线头多，而且织得松垮，只要轻轻一扯就散掉一块，再拆开几件，也是同样的情况。
小舅把货直接拉回工厂，那个老板娘还在门边打马虎眼，先说是正常情况，又说可以换，“但是目前正在赶制其他的单，要重新排期”。
小舅一巴掌挥过去，打在门上，伸着的食指快戳到老板娘的鼻尖：“姓陈的，找你老公下来，全部重做，我要全部重做，立刻！马上！”
老板娘白着一张脸去找她男人。后半夜，小舅蹲在工厂楼道口一根接一根抽烟。里面的缝纫机踩个不停，天亮了，他哑着嗓子给运货的人打电话，看着那十几个麻袋滚上车。
等买家在账本上签了字，小舅才收回他那带着一丝暴虐的目光，露出紧绷的精神突然松懈后的疲惫。我记不清那天小舅进账多少，只记得那晚亲人们聚在小舅家的客厅里吃卤味喝啤酒。小舅有些醉了，他操着土话十分郑重地对我说：“文文，听你舅妈的，好生读书，将来考上大学，住进大学城里。”
当年拿了高中学费偷跑到广州的小舅，好像突然对教育生起了执念，他闲时领着我逛遍大学城。我的学习成绩只能算是中游，却对中山大学的大草坪表示羡慕，小舅点头露出满足的微笑：“文文，你以后就考这里。”
3
自从父亲随小舅去了广州，母亲有时会关着门哭，或跟那些同样留守在家乡的女人们彼此安慰。她们并不知道广州多么丰饶，牌场上红票子进进出出，烟熏缭绕中有人大谈生意经；也不知道广州多么贫瘠，缝纫机“咚咚咚”的踩踏声，送货小拖车要走上三四公里路。我夹在中间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变得格外乖巧，把脸埋在厚厚的数学题里。
年底，父亲回来，还清了之前创业欠下的部分债务，母亲央求他别再南下广州了，父亲却摆摆手，加入了大舅他们的牌桌。小舅的烟瘾也日益加重，发黑的牙齿、蜡黄的脸色，看起来像个吸毒的人。
遥远的广州，改变了外出人们的模样。
母亲继续在家守着，看我顺利升学，她感到欣慰，但这短暂的顺心却被父亲的骨伤意外打断——父亲在搬运布料时一个踉跄跪倒在地，疼得叫不出声，小舅大舅连夜开车将他送回家。母亲坐在卧室中，一转身突然落泪。
父亲这次没有带回多少钱，因为在广州染上赌博和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他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腿养好后，他去了本地企业上班，我们全家闭口不谈广州，直到母亲又接到小舅的电话。
“我们现在天天待在家里，不敢去档口，据说有便衣。”
“老张是在仓库被抓的，他一现身就被抓了……”
好像是一夜之间，小舅又将村里的年轻人都带了回来，唯独少了老张。
老张的女人着了慌，把钱抓得紧紧的，还是小舅出面帮忙疏通关系、上下活动。但这次不同于之前的同行嫉妒，大家凑的钱被退了回来。过了几天，小舅也回了家，他躲在房里抽烟，见人便摇头。
乡亲们像被堵在洞里的老鼠一样郁郁寡欢，但记得按时给老张前妻生的女儿寄生活费。第一次探监时，他们送去了衣服，并承诺会抓紧找律师，然后是败诉、判决书下来。
老张被判了2年，他的老母亲哭晕了两次，他从广州带回来的女人回了娘家。
小舅他们与广州的“蜜月时光”如此短暂。
“三打两建”（指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之后，乡亲们被迫回到家乡或转行。大舅在广东开长途运输，小姨回来找了家公司上班，而背负着房贷压力的小舅只能在风头过后重返广州。
低学历加上年龄大，小舅几乎被所有公司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接手自家小区里的一家画室，为忙碌的家长提供托管服务。十多年前小舅妈的买房之举，又成了一条退路。
我高考发挥不错，分数竟高出中山大学分数线许多，去了东部一个985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因工作来到广州，暂住在小舅家。一进门，还是两台旧电脑，地上都是线头，货物正在装箱，上面贴着英文单号，是加拿大的地址。
和过去卖贴牌、仿货不同，小舅妈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创立自己的品牌，以应对亚马逊日益严苛的版权保护。
“这几年不好做了，同行太多，而且也搞不懂美国人、欧洲人到底想要什么。”小舅妈说，去年人鱼毯热卖的时候，价格从几美金一路飙升到二三十美金，仍然抢售一空，国内的工厂赶制出货，结果囤积了百余万的货物，一半在国内，一半积压在海外仓。
一念之间，大卖家伤筋动骨，小卖家破产倒闭。人到中年，失业、房贷、儿女教育，这些困难小舅妈都遇到了，但她又抓住一点希望挣扎谋生——先是把儿女放在学校，又借钱维持房贷不断供，最后毅然奔赴深圳，从零开始学跨境电商。
“整整半年，只回来过一次，因为路费也是钱。”小舅妈说，每天晚上她跟孩子视频，听到一声“妈妈”都觉得心疼，最受不了的就是被问及何时回来。
刚入行的时候，那一沓讲义还标记了英文注释，初期问题较多，她只能顺应时差，深夜跟亚马逊客服电话沟通，还不得不一遍遍请求对方降低语速。店铺运营最好的时候，产品被送上了搜索的首页，但遇到同行恶意压价，把一款产品逼得毫无利润空间，只得下架……如此种种，她都熬了过来。
那天晚上，舅妈向我盘算起平台下半年的大促活动，小舅则招呼过路的一个年轻男人，聊起直播带货的事。他们共同的朋友开了家网红经纪公司，但起步不算早，竞争激烈、流量很难找。
“仅‘直通车’（卖家购买此项服务后，店铺会在关键词搜索结果中排位靠前）就烧了几十万。”那男人苦笑，“但销量还是上不去。”
人生起伏已经让小舅变得不再尖锐，甚至有些平和，他递根烟点上，在烟雾里缓缓地说：“都不好做，不好做啊。”然后看着那男人矮小精壮的身形一愣，又说道：“慢慢来，慢慢来。”
人到中年，他们倒是越来越相信“时运”了。
如今，小舅妈的手机里有十几个亚马逊卖家群，其中一个是当时的培训班级群，群内成员活跃，常常互通有无。
“老罗的日本站做得非常大，但他其实一点日语也不懂。”舅妈笑着说起那个成功的同学，似乎是相信这一点奇迹也会发生在勤奋的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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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小舅和小舅妈的身份发生了调换。
舅妈忙着回复顾客信息，小舅就带女儿去广场散步；舅妈急着发货，小舅就主动包上一碗热饭，等她有空再吃。有时小舅也会跑来打下手，但他对“流量”、“曝光率”、“转化率”这类词有点头疼，而那些优惠券、预售、按区域设置邮费似乎有重重陷阱，让他更不习惯。
大舅则完全不懂，他谢绝小舅带他入行的好心，继续去跑长途运输维持生计。在广州高昂的借读费面前，大舅选择把自己十几年的打拼换作老家县城的一套学区房，送儿子回去读书。再过两年，他也想回去，彻底安定下来：“跑长途运输，在哪儿不是跑呢？”
小舅打算“死磕”广州，再奋斗几年换个学区房。
“华附是难得了。”小舅问舅妈，“是广外好还是广雅好？”
“我想上广外！” 妹妹清甜的声音说着流利的普通话。
仔细想来，为了走向城市，小舅这代人付出的代价更为深远。
不同于小舅妈的远见，我的大部分亲戚都选择把孩子放在老家。缺失父母的管教，一个远房表妹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逃课、早恋，在中考前玩消失；大舅的儿子回老家后性格大变，心事重重甚至有些乖戾，还偷拿老人的手机给游戏账号充钱……
即使把儿女接到身边教养，小舅也不得“牺牲”上一代的生活——外婆被接来广州帮忙料理家务，可她乡音浓重，起初跟邻居老奶奶交流全靠“嗯，啊”一类的语气词，后来发觉融入不了，干脆全身心投入洗衣晒衣、择菜做饭的日常琐碎中。
我住小舅家的那段日子，发现外婆晚上会跟外公视频通话，详细地询问：“吃得怎么样？葡萄秧剪了没有？降压药吃了没有？”
外婆来广州后，照顾外公和太姥爷起居的重担就全落在了太姥姥一个人身上。外婆叮嘱外公：“不要让妈洗衣，放楼上的洗衣机里一起搅。”那台洗衣机是小舅给外婆购置的，外婆一直嫌电费贵，坚持用手洗。
我离开广州前的某一天，舅妈带我去给小舅送晚饭，经过一栋楼的时候，她突然停住脚步，紧紧拉住我说：“这几栋里最便宜的房型，当时只要十几万的首付。”
一向从容的舅妈有点激动，她觉得当时大舅或我父亲若能守住钱袋，在这里购置一套房子，或许就不会伤心地离开广州了。
而只要留在广州，就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
小舅和小舅妈努力工作，渐渐偿清了债务，他们一家算是真正地在广州扎下根来。还有一件事情将随时间逐渐被淡忘——那年老张入狱，小舅以他的名义四处筹借“活动经费”，大额的对方退还了，但活动还是耗费了一些钱。老张出狱后，他的女人从娘家回来了，又唆使他以“账目不清”为由拒绝还钱。
没过多久，老张家的宅基地上修起了漂亮的三层小别墅。从此两家交恶，小舅也很少回乡。当年异乡打拼，相互扶持，结局竟如此难堪。
广州拿走了太多，又赠与了太多，远远超过那个偷学费下海的年轻人的想象。
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向往大城市的年轻人：和20年前小舅的路径相似，他离开村庄，我离开小城；他去了广州，我简历投的是广深；他赶上轻工业兴起、服贸加工的时代浪潮，我急急投入信息时代的怀抱中去；他折戟于“三打两建”，被产业转型升级所淘汰，我则时刻担心互联网泡沫的到来。
父辈的终点，又成为下一辈的起点。看过了长辈们的起起伏伏，在轮到自己打拼时，我突然变得既坚强又脆弱——广州于我，早已不像10年前小说里写的那样体面光鲜了。它混合着汗水与疯狂，梦想与苦闷，绝望与希望，还有一只时代的巨手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搅动一切。
我多么想学小舅当年的语调说：“我在广州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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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玦
编辑：罗诗如
题图：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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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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