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退休老干部的书，主编让我藏着出|三审三校|书号|公文写作|出版社|特写|自费书|退休局长|鹿大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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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8年4月，我从事编辑工作已经小有一年了，虽然还是新人，但依然能感受到行业的巨变。大概从2018年开始，出版社的效益开始下降，尤其是完成改制后，原来的政府拨款没了，从前强调的“社会效益”被搁置一旁，挣钱的口号越喊越响。

我所在的老牌出版社主做学术书，作者大都是高校的教授学者，利润来自于他们的出版资助，虽稳定，但弊端也很明显——收入来源单一，抗风险能力就弱了——当其他出版社纷纷盯上“高校”这块肥肉的时候，竞争就变得愈发激烈。领导急得天天开会，号召各个编辑室勇敢开发新选题，一个领导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只要钱到位，一切都好说。”

2018年5月，一个周六，主编让我去社里领东西。我刚到就看见主编办公室里坐了一个老头，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主编带着老头来到我的工位上，笑着介绍：“这位是马局长。”

马局长60岁出头，一米八几的个头显得很威严，灰白的头发用发蜡打得光亮，戴着一副黑色的大方框眼镜。即使天气已经热了起来，依然穿长袖长裤，外面套着深色夹克衫。

我还是第一次见主编带着这种卑恭的态度说话，于是赶紧起身，硬挤出微笑。主编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是编辑小路，某大的高材生，别看才工作一年，做出了不少的成绩，让他负责您的书没问题。”

原来不是上面来的大领导，而是要出书的作者啊。我松了一口气，不过又感到有些不同寻常——主编在休息日让我赶来接任务，难道是有什么问题，不想让其他同事看见？

马局长在沙发上正襟危坐，腿一翘，很有领导派头。

他滔滔不绝地说，自己从小就喜欢文学，年轻时开始写作，发表了不少的作品，退休以后就想把自己几十年的写作材料整理出来。他花了5年时间写完70万字，到处找出版社出版，“一个人的肉体早晚会消逝，只有文字是不朽的。”

马局长声音沙哑，气势很足，说话抑扬顿挫，像是在做报告一样：“我知道现在出书基本都是自费，可是其他社看我的书体量大，都开价10万以上。他们太短视，完全看不到销售以后的价值，还好遇到你们主编给我打了7折，不然这么好的书不能问世，太可惜了。”

图书发行必须有一个“书号”（ISBN），相当于图书的身份证，有了它，书才能在市场上流通，否则就是“非法出版物”。私人想出书，资助费就相当于“买书号”。只是这个报价让我也吃了一惊，这么大的体量，7万元的资助基本就挣不到什么钱了。

等我看到合同最后的附属条款才明白——“印300本，作者全部购入”——类似这样“自产自销”的模式在出版行业里很常见，如此算来，利润率能维持在50%。

私底下，主编再三叮嘱我，马局长这本书以后直接向他汇报，就算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也不要多说。主编的顾虑我明白，过去出版社一般也不接这种老干部自娱自乐的“自费书”，因为质量大多不好，编辑们瞧不上。

如今为了赚钱出这种书，主编也怕丢人。

一周后，马局长把稿子交给我，三大摞厚厚的A4纸。马局长说自己年纪大了，不太会用电脑，原稿是一笔一划写的，用光了四五瓶墨水，用坏了十几只钢笔。写完后，找打印店录入电脑，“花了好几千块钱”，又对着打印稿修改了三四遍，才交到我们出版社来——说了这么多，核心其实就是一点：“这是我的心血，希望你能好好对待。”

我答应马局长一定好好编，但主编早有交代，要尽快完成这本书，“反正都是他自己买，又不会上市，质检也抽不到，不要费太多心”。

按照流程，编辑拿到稿子后要大概了解内容，申报选题，等选题立项与资助款到账后，才正式开始编校。可马局长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显得不正常。

那天，我把选题申请表交给主编，主编却把它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哪里写错了，主编却笑眯眯地拿出了一份已经批准的选题表，“忘了告诉你，我已经提前找领导们签过字了，这可是特批的哦。”

这种审批一般只适用于重点图书或者某大家的书，马局长顶格是一个退休的副厅级干部，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面子？我想着其中有蹊跷，但又不敢多问，拿着选题单要走，主编又叮嘱了一句：“记住，这本书的事对外不要多说，小心隔墙有耳。”

当时我还觉得有些好笑。

书的前言是马局长自己写的，相当于一个自传。

他写自己是贫下中农出身，七十年代初考上了某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在大城市机关单位工作的机会，主动申请调往基层，最后被分配到一个煤矿的宣传科。当时，周围都是技术工人或者理工科的大学生，大家聊专业话题，他都听不懂，一直融入不到圈子里去，于是发奋再次拿起书本，啃机械工程、物理化学之类的东西，最后成了一个“文理工兼通”的人。

再往后，他步步高升，成了领导秘书，但也没放弃自己的文学爱好，接着又成了系统报刊的通讯记者，写的各种工作报告经常作为典范在系统里传播，获奖无数……

尽管这里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我还是不由得对马局长多了一些尊敬。仔细阅读正文，发现稿子整体分为两个部分：工作与生活。大头是“工作”——是马局长几十年的工作心得与总结，比如一些工作报告与会议讲话；“生活”则占了1/3，都是老年人的人生感悟与心灵鸡汤。

很快我就把“生活”那部分校对完毕了。剩下的“工作”部分，我犯了难，整篇的理论、数字、图表、公式，我一个学历史的怎么看得懂？于是我找到主编要求支援，主编却满不在乎地说：“没事，你管那些干嘛！这书又不会上市，谁会关注呢？你就看汉字，保证没错别字就行了。”

虽然主编这么说，但我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大意，毕竟万一出了问题，责任都在我身上。于是便向马局长咨询意见，他给了我一个微信，“这是我以前的下属，业务水平很高，有啥看不懂的可以请教他。”

这位王哥似乎十分不乐意，但又不好得罪老领导，只说这些文章都是以前发表过的，校对了多遍，可靠性很高，“你放心过就行了。”

我只好放开手脚，看错别字了。

一个半月过去，一校终于结束，我按流程拿稿子给主编审阅，然后发送二校，没想到主编看也没看就让我拿走。我小心翼翼地问：“这个二校给谁呢？”

主编反问：“你觉得有二校的必要吗？又不上市。”

“三审三校”是出版底线，虽然我们也接过一些不重要的稿子，但该走的流程一个也不少过，而且主编天天强调“三审三校”的重要性，这次怎么带头违规？

“还是校对一下吧……缺一个流程怎么都交代不过去，最后我写工作记录不能把二校一栏空着吧。”

主编歪着头做活颈操，“行吧，你放着吧，我来安排。”

一般来说，30万字的稿子二校至少需要一个月，马局长的书怎么也得两个月，没想到两周后，主编就把稿子返给我，翻看了一下，改动不多。我不好明说，就委婉地问这是从哪儿找来的校对，这么快就看完了。

主编一脸得意：“我师兄现在是硕导，听说他有两个学生以后想当编辑，就拿过去给他们练手了，既做了人情还省了一笔校对费。”

主编算盘打得好，但他这样做，背后的顾虑却没有明说——我们社合作的外校很固定，如果他们觉得稿子问题大，是有权向社里反映的。马局长稿子的质量不高，除了我，主编连自己编辑室的人都瞒着，自然不会去冒这个险。

明知主编给我埋了一个大雷，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三校”是我和主编最担心的一关，因为要把稿子送到校对科去。

校对科直属于总编室，一般拿到稿子后，会先机校“过黑马”——用“黑马”软件查出其中的错别字。再由那些眼光毒辣的老校对仔细看一遍，如果他们认为前面的编校不过关，会直接把稿子提交给出版社总编，相应的编辑室就会被问责。

马局长的稿子质量如何，我跟主编心知肚明，中间又少了一个专业的校次，谁知道会有多少问题。就算没有大问题，内容也有水分，传出去主编很容易落下笑柄。思来想去，主编让我把三校先放一放，他来想办法。

一个周五，快下班的时候，主编让我把电子稿发到一个指定的邮箱，他说这个人是专门负责过“黑马”的，“我跟他打过招呼了，趁着下班帮咱们偷着过，三校样纸质稿你就不要提交了，让马局长再好好看一遍，你自己再翻翻，最后结合‘黑马’统一改一遍就行了。”

“那最后做表的时候怎么办？”

“你就填今天，内容写模糊一点就行。每天校对科看那么多稿子，谁记得住谁看的啥，出了事有我呢！”

主编如此瞒天过海，我心里直打鼓，但权衡利弊，这么做是最保险的。我安慰自己，反正书不会上市，“就这么着了，谁会查呢？”

还好马局长自己改得也十分仔细，找出了不少小问题。到了9月下旬，总算基本完成，等书号下来，就能下厂付印了。

可就在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还是出事了。

2018年国庆前夕，整个出版社里弥漫着松散的气氛。那天下午，我突然接到总编室的电话，问我是不是马局长那本书的责编，有些事要核实一下。我以为是书号下来了，可对方却严厉地说李副总编看了封面，认为简介问题很大，要重改，不然书号不能批。我吓了一跳，赶紧跑过去。

按规定，编辑在申请书号的同时，要把书的电子版提交到出版社的电子库存档。不知怎么，李副总编竟然知道这本书，还特意调出来看。他指出问题有三：第一，简介字数太多，一般封面文字不超过200字，而马局长写了近500字；第二，罗列的奖项太多，还有不少是水分很大的“野鸡奖”；第三，过度宣传，马局长夸自己的书是人生指引和工作宝典，“太过分了”。

当初制作封面时，我就指出了简介的问题，但马局长不愿意改，说这里是他最得意的地方，“大家看了这个简介，就知道我这个书的内容了，不就能勾起了大家的阅读欲了嘛！”拒绝我之后，他还联系主编评理，主编依然是那句老话：“反正不上市，随他吧。”

为何会被副总编揪出来，我多少有些纳闷，直到后来，社里的一个同事告诉我，当初社里决定开源创收，降低对作者的要求，说白了就是谁出钱就给谁出书。李副总编反对这么干，他认为我们作为老牌出版社还是要坚持传统，多做学术书、精品书。

虽然我们以前也接一些局长、董事长写的书，但这些人都带有学术身份，比如兼职教授、研究员什么的，不算违规。这次，马局长完全属于“白丁”，李副总编反对给他出书，当初选题会差点给毙掉，还是主编上下活动才立的项。

主编瞒了这么久，没成想到了最后一步，李副总编居然还记得。我把他的建议告诉主编，主编一脸阴沉，阴阳怪气地说：“你看着办吧。”

他俩谁高谁低，我还是懂的，只能按要求修改。可是我好说歹说，马局长就是不同意，喊着：“这是我的心血，全书的引领，没了这个简介，全书少了魂一样，小路啊，你应该体会我啊……”

这种关头，我只能硬着口气回：“按照合同约定，我们有完全的修改权，最终定稿权也在我们出版社手里，如果不改的话，最后封面上可能什么也加不了。”

马局长在电话那头吭哧了半天，最后一声长叹，还是同意了。就这样，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走完了最后的流程。

10月中旬，稿子交给印厂，到了月底，300本书就全部印好、被马局长拉回了家。马局长看到书，笑得合不拢嘴，连连对我竖大拇指，还特意找了家高档饭店请我跟主编吃饭，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五粮液。

本以为这个工作到此就结束了，想不到，后面的发展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大概在11月中旬，王哥突然找到我，问马局长的书还有没有。按惯例，我们每次印书都会多印一些，我找出5本，卖给了王哥。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地接到了一些单位的电话，都问马局长的书是否还有货。我很意外，这事儿一直都千瞒万捂的，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还是主编点醒了我，“马局长好不容易出书了，不得宣传显摆一下？”原来，马局长虽然退休了，但仍会被一些单位邀请去做讲座或技能培训，每次有这种场合，都不忘把自己的书带着吹嘘一波，还寄了不少给以前的同事留念。这些同事大都已经是单位的领导了，吩咐下属买一些捧场也正常。

主编应该是早就预料到了后续订购的事，才压低资助费，拿下马局长的书。他让我统计好信息，告诉这些人我们以后可能会加印。

王哥又来订书，我忍不住问他，“买这书真有用吗？”

“别的单位我不知道，但在我们单位这书太重要了，”王哥如此感慨，不过紧接着又加了一个限定，“当然，仅限于下册的工作部分。”

最初按领导要求买了5本书，王哥也觉得这就是给老干部捧捧场，但仔细读了几篇发现，里面的东西对自己的工作帮助竟然相当大。毕竟“工作”部分是马局长积攒了几十年的工作心得。

王哥单位里的人大多是理工科出身，每到写报告的时候就头疼——能把问题讲清楚就不错了，更别说什么文采，所以每次都要修改七八遍才能过关。马局长却是系统内少有的文理工全才，他书中收录的报告逻辑通畅、深入浅出。如今已经成为写作模板了，十分抢手。

“这不，我们领导又要让我再订10套，我们同事也要合伙订呢，你们什么时候来了书记得先给我留着，马上年底了，大家写报告等着用呢。”王哥嘱咐道。

听完这些话，我有些惭愧，心想自己过去实在是小看马局长了。不过心里随即又宽慰了许多——还好自己做的这本书是有价值的。

虽然每个单位只订个十本八本，但架不住人多，合起来也有小400本，最后居然又有两家单位合起来追订了500本。其中买的最多的单位看名字是在北京，收货地址却在杭州，订购人千叮万嘱：“马局长要问的时候，你就说是北京那个单位，不要提杭州那个。”

我觉得奇怪，但也没多想，毕竟与我无关。

马局长很高兴，与主编商量加印1000本，卖不掉的由他自己买入。有了数量保证，不出一个月，书就全部印好了，我抓紧跟各个单位联系，收款登记、联系发货，累得够呛。最后还剩下一百多本，马局长按照承诺全部购入，他说上次的300本很快就送完了，“还有好多人要呢”。

为了感激马局长，主编特意定制了10套精装版，免费送给他当纪念。

那天，马局长的儿子开了一辆皮卡来出版社搬书，我俩忙活了一个小时才终于搞定。当时已经下班，为了表示感谢，他开车送我回家，路上聊起马局长，他一肚子牢骚。

他说马局长年轻的时候就是工作狂，家里的事都不管，回家就埋头写作，搞得家庭关系比较紧张。还好写文也能挣不少稿费，家里人慢慢也就不说什么了。

“本以为我爸退休后，能安分一点，帮我带带孩子，享享天伦之乐，他呢，哼！忙活几年，居然要花钱出书。我妈气得要命，干脆把他钱全部掐了，想不到他居然去外面借钱，还差点被骗去借高利贷，你说这老头怎么那么自私呢？”

我赶紧打圆场，说马局长的书还是不错的，卖出去很多，“有两个单位一口气买了500呢！”

没想到他又“哼”了一声：“说出来不怕你笑话，那是我妈找人买的。”

原来，马局长推书并没有很顺利。他生怕自己的书没人买，天天联系之前的同事，可现在查得严，家里人也怕他被人投诉，卖书事小，别到头来再弄个晚节不保——毕竟这些年，领导出书也是一种常见的“腐败手段”了，比如资助费公家掏、印出的书单位买、或“强迫”手下单位订购，自己再收一笔版税，“名利双收”——也正是担心被人诟病，那两个购书大户都是局长夫人私下找的亲戚朋友。

听了实情，我也只能宽慰说，马局长的书还是有价值的，真查了也不算违规的。马局长儿子的表情这才轻松了一些，“这事你可千万别告诉我爸，他这人好面子，不然知道了，又不知道要闹啥幺蛾子。”

不论怎样，马局长这事算是告一段落了，我彻底松了一口气。最后一算，盈利率竟十分可观，算得上是我们社前十了。

等到2018年年底，编辑们纷纷把自己这一年负责的书的盈利情况提交上去。一天，主编忽然找到我，神秘兮兮地说：“我跟财务说好了，马局长那本书盈利分成两批报，今明年各报一次。”

按规定，一本书的盈利超过一定标准，责编也是有提成拿的。见我表情略显低落，主编又“劝慰”道：“你想啊，马局长这书要是如实报上去，一定会引起大家关注，你能保证这书编校质量没问题？那么多人盯着，没事也能找出事，一出就是大事，你能扛吗？”

我完全没了脾气了，颓丧地退出了主编办公室。心想，这大概就是主编的厉害之处，他说是为我考虑，其实也是自己更怕出事。

2019年春节前，马局长又特意请我吃饭，说准备把以前的文章整理一遍，再出本书，可计划总比不上变化快。因为各种原因，我在2019年下半年选择了离职，过往种种，都成了云烟。

离职之前，我特意跟主编提起了马局长新书，但是主编却没啥兴趣，这才跟我说了实话：“我也不瞒你了，马局长毕竟是退休的人了，人家给他面子买一次书还行，还能次次买吗？而且你也知道，今年开始书号少了，那些重点书都不够分的，马局长这种乱七八糟的书怎么会给呢？”看主编的脸上愁云密布，我也不再多言了。

离职后，一次我跟前同事吃饭，他眉飞色舞地跟我说主编最近走背字，“搞不好也要跟你一样走了。”

“咱们社的人事关系你也是知道的，主编的靠山是陈副总，现在退居二线了。本来也没啥，他的靠山不止一个，但是他的另一靠山张主任不仅没升，反而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前同事笑了起来，说总编退休后，极大可能是李副总编上位，主编跟李副总不对付，所以现在到处找门路，准备跑路了。

“哎，咱们室现在也是人心惶惶，这几年主编太高调了，急于求成，做的书问题不少，而且树敌太多，不是好事啊。”

我暗自庆幸，自己早早远离了那个是非之地。

很快新冠疫情爆发，出版行业也受到了不少的冲击，李副总没能成功上位，而是从外面空降了一个新总编。听说主编这下又来了精神，开始积极向新总编靠拢，处处响应新总编的号召。编辑室的选题也风格一变，全换成了新总编喜欢的口味，再次成了全社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