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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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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s要点速读:

1、展望下半年经济恢复有诸多有利条件。首先,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总体上已经进入到快速重启阶段,随着疫情冲击的消退,稳增长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基调,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面推进,经济回升态势基本形成。

2、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美国同年人均GDP是6.9万美元。我们追赶的空间和潜能还很大,未来经济的培育新动能的空间也很大,有几个方面:一是原始创新能力的建设;二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是产业链升级;四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五是农业人口市民化。

3.当前的经济形势与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下半年经济复苏仍面临挑战:一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难度比较大;二是外部环境与2020年初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是需求不足使产出缺口进一步扩大;四是经济恢复动力在发生变化;五是市场信心和预期尚未恢复;六是重点群体就业难度上升;此外要关注成本推动型的通胀。

正文:

疫后经济重构怎么看、怎么办?我主要从3个方面解读。

第一,中国经济已经有明显改善,但依然面临挑战。

在经历了1-2月经济良好开局之后,3-5月在疫情复发和地缘政治两大超预期因素的冲击下,经济下行压力陡然增大。5月以来,随着国内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和稳经济一揽子措施的逐步落地,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触底反弹。从大数据来看,各地复工复产正在有序推进,起重机总工时指数和产业园区活跃度指数都呈现环比强劲的回升,同比降幅也在收窄。由此看来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大概率将实现正增长。

二季度由于受疫情冲击,对全年经济依然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缺口,需要下半年经济快速拉升来填补。如果按照年初预期目标5.5%的增长,全年名义GDP应该达到125.5万亿元,现在看来,二季度经济增速大体在1%左右。要实现全年5.5%的增长目标,下半年实际增速要达到7.8%才可以实现,比较去年三、四季度增长水平要高出三到四个百分点,这还是有难度的。总体看,下半年经济会有比较强劲的回升,但要实现5.5%的预期增长目标仍是有难度的。

展望下半年经济恢复有诸多有利条件。首先,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总体上已经进入到快速重启阶段,随着疫情冲击的消退,稳增长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基调,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面推进,经济回升态势基本形成。其次,稳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也在加快落地,5月底国务院出台了包括六个方面33项措施的一揽子政策举措,加大宏观调节力度,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也出台了配套政策,强调要把握好目标导向下的政策提前量和冗余度,这种政策的加快落地会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反弹的进程。逐步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轨道,而且为2023年经济复苏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积累了更多经验,2020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三个方面,“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同时要根据病毒的变异和传播新特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所以,防控的举措也更加科学,更加精准。国务院会议也强调要解决好两难和多难问题,防止单打一、一刀切,避免防疫政策层层加码,各自为政,要确保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完成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与此同时,当前的经济形势与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下半年经济复苏仍面临挑战。

一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传播力更强,隐蔽性更高,清零难度比较大,各地还是有散发,次生的社会经济成本比较高。而且疫情的变化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很难做准确决策,这对各类市场特别是微观主体行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投资风险偏好下降,消费更加谨慎,加之这两年多的疫情持续消耗大量的储备,所以,这种承受力也在减弱。从国际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取消或者放松限制。所以,疫情防控与主要经济体也存在差异,这也或许会增加我们的这种成本。

二是外部环境与2020年初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加剧,逆全球化上升,全球通胀和粮食能源危机风险增大,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增加,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另一方面,我国宏观政策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存在不同步。2020年初,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是采取超常规的货币政策,而当下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正在加速收紧货币政策。所以,宏观政策的空间也受到相应的制约。

三是需求不足,使产出缺口进一步扩大。本来疫情对需求面的冲击应该说更大。比如消费方面,家庭支出更趋谨慎,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比如汽车消费降幅比较大;投资回升后劲不足,前期制造业投资增势强劲,这和出口带动有很大的关系。现在随着成本上升,订单减少,增势也在减弱。房地产投资继续是负增长,1-5月同比下降4%,降幅比1-4月份还有所扩大。基建投资在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的支撑下保持较快增长,但仍然受到项目储备、资金用途、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化解隐性债务等方面的约束。所以,基建投资能否对冲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减缓,这取决于下一步的政策力度。再加上全球性通胀的攀升,美联储加速提息,主要经济体的滞胀风险也在上升,所以外需空间也在收缩,所以,总的产出缺口,特别是供需缺口还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缺口。所以,下一步政策也是值得关注的。

四是经济恢复动力也在发生变化。回想一下,2020年初,经济在一季度负增长后,二季度迅速转正,以后就是一个比较强劲的回升,除了政策的大力度支持之外,还得益于数字经济的逆市上扬,房地产的拉动,以及疫后率先复工复产形成的这种出口的快速增长。在本轮疫情下,这些条件都在发生变化。比如我们看数字经济,由于监管力度加大,特别是美西方打压,所以数字平台发展的势头在放缓,特别是互联网企业的估值出现了下行,拖累了风险投资。2017年中国的风险投资项目数量一度接近美国,但是2018年以后,特别是最近两年回落幅度比较大,风险投资增势放缓也影响了初创企业的成长,今年一季度新增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最近我看印度的独角兽企业增势还比较大,大有后来追赶之势。

五是市场信心和预期尚未恢复。受订单不足、成本上升和帐款拖欠等因素影响,小微企业经营状况比较困难,所以对预期和信心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些企业调整、延缓、缩减扩产计划。数字平台企业专项整改向常态化监管转变,“红绿灯”设置正在进行中,一些企业还受到预期不稳定的影响。

六是重点群体就业难度上升,企业减少新增、扩大裁员的情况增多,一些企业缩减招聘计划。所以,五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到了5.9%,特别是青年就业群体面临更大的困难,16-24岁的调查失业率高达18.1%,也是创了有统计公布以来的新高。这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此外要关注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需求不足,使得需求对通胀的拉动效应是减弱的。但是外部输入型、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依然很大,PPI高位会不会持续向CPI传导,带动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增大,也需要继续关注。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

2022年下半年是重要的节点,我们要推动经济转入一个常态化增长的轨道。疫情已经持续将近三年的时间,这三年经历了很大的起伏,统计局新调整后2020年全年增长是2.2%,2021年是8.1%,今年预期目标是5.5%,与潜在增长水平大体一致。但是,现在由于两大超预期因素的冲击,全年实现5.5%是有难度的。总体来说,疫情对经济正常恢复进程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政策目标也要推动经济逐步向常态化增长轨道回归。

短期政策还要考虑对中期的影响,从更长的时间跨度看,中国经济依然处在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之中,这种转换表现为增速由高速向中速的转换。会不会从中高速转向中低速?中国经济总体上还是在高速向中速的转换过程中,但更本质的是增长动能、质量效率、体制机制的转换,所以还不能仅仅就速度论速度。这种增长阶段的转换,关键是要解决好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未来增长动力来自何方。

把时间拉长,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基本上是一个逐年回落的态势。2010年还是两位数的增长,10.6%。回落到疫情前,2019年经济增速是6.1%,同比下降了4.5个百分点。从季度增长看,下降幅度更大,2010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是12.2%,2019年四季度经济增速是6%,回落了6.2个百分点。这主要是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我们把它称之为新常态,主要是供给侧的。过去我们也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潜在增长率,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总量逐步接近峰值,2021年中国净增人口是48万,叠加疫情冲击和影响需求侧也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常态。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后消费降幅还是比较大的,现在依然没有恢复。所以,我们就不光要关注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也要更多关注需求侧。既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更要做好需求侧的管理。

当务之急,还是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最重要的是抓住现在的时间窗口的关键节点,把国务院部署的“稳经济”一揽子措施落实到位,努力实现二季度转正,经济能够稳定在合理区间。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设定新的下半年增长目标?这就涉及到一个政策的基准,如果二季度经济增速形成一个很大的缺口,下半年是不是要对增长目标做一个设定,这样评估政策才有一个基准。我们不仅考虑下半年,还要考虑明年增长目标的衔接,使得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更好的结合起来,也更好的能够把握目标导向下的这种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这是可以讨论的。

就宏观政策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国务院一揽子措施里,已经在加大力度,增值税留抵退税新增了七个服务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的全额留抵退税,新增留抵退税是1420亿元,全年退税总量达到2.64万亿元,同时加大了地方专项债预算类投资使用进度,要求今年下达的3.45万亿专项债在6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支持范围也做了适当调整,扩大到新基建、新能源。

下一步,如果是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是5.5%,当然就需要评估政策力度够不够?这就涉及到基准的目标。如果设定的还是比较高的目标,当然需要进一步一揽子措施的扩容,比如能否适当上调赤字水平?这就涉及到预算调整。如果不调整预算,也可以考虑增加不计入赤字的特别国债的发行,并且与货币政策能够更好的配合起来,进一步来推动这种内需的扩大。

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稳健货币政策在总量上,现在流动性是足够充裕的,2022年4月15日央行已经降准0.25个百分点,有人说离市场预期还有差距。但是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央行今年上交的结算利润有1.1万亿,而且进度加快了。这一定程度上也相当于降准,政策性开发银行新增8000亿元长期性贷款,这个力度也是非常大的。总量上还是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在价格上,发挥LPR的改革效能,推动降低融资成本。在结构上,今年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的额度增加了一倍,而且资金补助比例,新增的这块央行的补助比例由1%提高到2%,推出了一系列新的结构性工具,包括碳减排、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总规模也是超过1万亿的。所以,结构性政策工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货币政策是以稳定流动性为主,政策工具上更多地以结构性工具为主,适当使用价格工具,是要向市场传递宽松的信号,营造宽松的货币环境,尽可能维护金融稳定。货币市场流动性是充裕的,而需求的收缩,融资需求的下降,才是问题的关键,本源上还是需求的问题。你要看市场利率先于政策利率下降,剔除政府债务和社会融资也是呈下行态势,特别是居民部门降杠杆幅度还比较大,过去十年,疫情前居民部门杠杆上得非常快,现在是个逆向调整。

这都反映了需求的不足,这就是在政策层面怎么去解决,源头问题怎么去解决,怎么去有效地扩大需求。这就涉及到怎样更好的促进消费、扩大投资。国务院一揽子措施里,对汽车减征车购税提出新的措施,鼓励汽车消费,包括新能源汽车消费扩大,同时推进商贸流通电商平台向农村延伸。现在也有提一些地方来发放消费券,有一些实践,中央政府也明确地方层面有条件的是鼓励的。

下一步能不能考虑通过贴息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消费信贷业务,政府适当补贴,金融机构适当让利来发放低息,甚至是免息的消费信贷,来推动消费,这都是可以去研究的。投资,因为“十四五”重大投资项目也正在推进,在水利、交通、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上,项目推进力度也大。铁路发行3000亿铁路建设债券,这都会对投资拉动起到积极作用。

第三是市场预期的问题,这是对经济稳定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稳定预期需要找到一个切口。2022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平台经济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加快完成平台经济的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的监管,怎么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监管政策,提高监管透明度,尽快为资本设置好“红绿灯”,给市场以明确的预期,这对当前经济稳定预期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当然涉企政策也要充分听取企业意见,这也是国务院的要求,政策实施也要预留适应调整期。

关于政策方面,应对下行,短期主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但也要看到逆周期调节往往也会带来中长期的效应,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就回到过去的这种负债扩张的老路上去。所以,在考虑短期加大力度的时候,也要考虑中期效应,把握好短期和中期的平衡。

最后一点,挖掘经济增长的新动能。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这离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美国同年是6.9万美元。我们追赶的空间和潜能还很大,未来经济的培育新动能的空间也很大,有几个方面:

一是原始创新能力的建设,无论是产业恢复、供应链稳定都离不开这个话题,原创能力建设,特别是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这种中间品创新能力的建设,就显得尤为关键。中国最终产品很多都有国际竞争力,比如核电。二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向。三是产业链升级。四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五是农业人口市民化。这些都会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整理自王一鸣于2022年6月25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季度论坛(2022年中期)“稳字当头的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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