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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26 轻推：轻度的家长主义措施

如果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简单分析，人们是有充分理性的，也具有有关的知识，所做出的选择，是在有关约束条件下，把其效用最大化的。除非有像垄断力量和污染等外部成本造成市场失误等因素，市场的自动调节，“如水之向下”（司马迁），自然会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除非让一些人的情况变坏，不能让任何人的情况变好的效率最高的情形。因此，除了可能需要适当的财富重分配，与提供治安、环保等公共物品，政府完全不需要干预人们的选择。

不过，根据这几十年来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人们的决策，受信息不充分的影响，又有很大的不理性的成分。我们在上一星期的文章，已经讨论了一些像不顾及快乐或痛苦感受的时间的长短的不理性倾向。

如果是这样，是否应该让政府来实行中央计划，才能够达到最优呢？市场有失误，中央计划未必更好。我们应该避免罗马皇帝的失误。传说有一个罗马皇帝，要选出全国最好的歌手，在全国比赛，得出最后两个最好的歌手后，要通过殿试，由皇帝亲自御定哪一位应该获奖。皇帝听完第一位歌手唱完后，马上把奖牌赐给还没有试唱的第二位歌手。可能第一位歌手唱得不好，但怎么知道第二位歌手不是更加糟糕呢？

像世界上许多事情一样，在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选择，最好的不是全黑，也不是全白，而是适度的黑白相间，中庸之道。市场调节能够大致有效，没有重大失误的地方（多数情形），由市场调节；市场有重大失误的地方，例如环境的严重破坏，食品安全问题等，必须由政府补充。政府如果还是做得不好，则必须设法改进。除了极端右翼的市场万能论者，绝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会同意这种中庸之道。然而，对于一些理性不足的选择，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则还没有很一致的看法。笔者的看法依然是中庸之道。

首先，政府在这方面的干预，不可以太粗暴，也不可以太细，不可以对人们指手画脚。这不但增加行政成本，更重要的是影响人们的自由。自由对快乐有很大的正作用。即使人们的决策是错的，政府的是对的，政府通常也不可以在私人决策范围取代私人。即使短期看来是改进的，对自由的影响，长期而言，多数会是灾难性的。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平衡，我们以后在关于公共政策的问题，还要进一步讨论。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当人们的决策有相当程度的失误，后果又相当严重时，政府虽然还是应该避免使用粗暴的手，但却可以考虑采取“轻推”（nudge）的方法。2017年经济学诺奖得主Richard Thaler和其合作者Sunstein于2008/2009发表的书，就以Nudge 《轻推》为名，论述如何用轻度的家长主义（soft paternalism）或符合自由的家长主义（Libertarianpaternalism）的方法，不是强制而是鼓励人们做出更加适当的决策。通过克服人们的无知或错误的倾向，使人们做出对他们自己更加有利的决策，包括增加健康与福祉。

其中一项建议是要求厂商给消费者的合同，必须简单与容易理解。现在的绝大多数合同，不但长篇细字，内容也很难读通，使多数消费者（包括我在内）连看也不看。(参见Sunstein 2011。) Thaler& Sunstein (2008,第176页)认为，如果人们“有完全的信息，无限的认知能力，又不缺乏自我控制”，就会改变那些违反自己福祉的选择。【参见Camerer等2003, Lambert 2017；对轻度家长主义的批评，见Qizilbash2012， Epstein 2018；关于经济条规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见Knoll等2013；关于超越轻推的政策，见Bhargave &Loewenstein 2015.】

一项在西方国家很成功的轻推政策，在中国可能不需要，但可以参考其原则，用在其它方面。多数西方国家，人民的储蓄率很低，多数国家实行以低税率鼓励（甚至用强制要求）人们储钱在养老金账户的政策。美国国会的极右的保守派与左倾的自由派（liberals）联手通过“明天储蓄多一些”（save more tomorrow）的轻推政策。这方案不要求人们马上增加储蓄，因为这样人们比较难接受。它要求当将来薪水增加时，自动开始增加储蓄部分的加薪。由于不须要马上减少消费，人们比较能够接受。

除了美国，包括英国与韩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接受了轻度家长主义的政策。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小组，应用行为科学来帮助政府。这小组的正式名称是“行为洞见队”，但人们管叫它为“轻推队”。Richard Thaler教授是这“轻推队”的顾问。

一个很轻度的限制政策，是在一些有合法赌馆的地方，包括新加坡和美国的一些州，政府让人们或其家庭成员可以申请限制自己或家庭成员不可以进入赌馆。在美国的Michigan州，那位最早申请的人，也是第一位因为违反这个限制而被逮捕的人。他自己签名限制自己后，又不能够控制自己，偷偷进入赌馆赌21点。他被发现后，不但被罚，他赌博胜的一千多美元也被没收。

人们为何要限制自己呢？现代脑科学分析，大脑中处理感情与推理的部分是不同的。因此，你冷静理性时，知道赌博或吸毒等对你自己不好，但你被诱惑或上瘾时，你的理智可能不能够控制你的感情。

如果人们对自我限制有需求，为何不能够由市场来提供？这是因为，在没有政府的强制力量时，人们的短视的感性的自我，会取消理性自我的限制。

例如，远在政府采取限制毒品之前，在18世纪时，英国的烂漫主义诗人Samuel Taylor Coleridge就雇佣工人来阻止他自己进入鸦片烟馆。但是，当他要进入时，又会警告那些工人说，如果不让他进入，他会让警察来逮捕他们。

由于人们的很普遍的惰性、拖延、对诱惑的难以抗拒、各种不理性等原因，造成大量的过度肥胖、酒精中毒、储蓄不足等问题，一些轻度的家长主义的政策，轻推人们采用对他们比较有利的选择，只要避免粗暴的方法，应该是各国政府可以考虑的政策。我们以后还会继续讨论。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用征税来代替禁止（寓禁于征），比如，向不健康食品像烟酒和多糖饮料征收高额税收，使人们少消费。不但提高健康，还有税负的收入可以用来提供公共物品，包括环保与除贫等。

读者们，你们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尤其是，你认为，轻推或轻度家长主义的政策，在中国的情形，有哪些具体措施是可以考虑进行的呢？

文献

BHARGAVE, S. & LOEWENSTEIN, G. (2015). Behavioral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102: Beyond nudg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 Proceedings, 105(5): 396-401.

CAMERER, C., ISSACHAROFF, S., LOEWENSTEIN, G.,O’DONAGHUE, T. & RABIN, M. (2003). Regulation for conservatives: Behavioraleconomics and the case for "asymmetric paternalism". 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51: 1211–1254.

EPSTEIN, Richard A. (2018). The Dangerous allure oflibertarian paternalism. Review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5(3-4),389-416.

KNOLL,Bodo, PITLIK,Hans &RODE, Martin (2013).A note o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gulation on life satisfaction.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9): 916-920.

LAMBERT, Thomas A. (2017). Symposium:Evaluating Nudge: A Decade of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Foreward: From Gadfly toNudge: The Genesis of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Missouri Law Review. 82, Available at: https://scholarship.law.missouri.edu/mlr/vol82/iss3/5

QIZILBASH, Mozaffar (2012).Informed desire and the ambitions of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Social Choice andWelfare, 38: 647–658. DOI 10.1007/s00355-011-0620-8.

SUNSTEIN,Cass B. (2011). Empirically informed regul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Review, 78(4): 1349-1429.

THALER,Richard H. & SUNSTEIN. Cass R. (2008).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ALER,Richard H. & SUNSTEIN. Cass R. (2009). (updated edition). Nudge: Improving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York: Penguin.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往期回顾：

https://c.m.163.com/news/s/S1578293650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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