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加可阅读性，本文部分情节做了艺术化加工，请注意甄别。
每个人的命运，到底是上天注定，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很多年以前，我也曾嗟叹过命运的捉弄。但却用一种不服输的精神，生生扭转了命运之旅，改变自己的人生，也改变了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
我叫黄小关，68年出生在湖南益阳的山区农村。我家兄弟姐妹三个，我是家里的老幺，也就更受父母的宠爱。加上我也有几分小聪明，从小读书的成绩就不错。于是，虽然家里困难，也是没有任何阻拦地读到了初中。
上五年级那年，父亲遭遇了一场意外，从大队的灰料山上摔了下来，虽然上天保佑没有生命危险，却也摔断了一条腿。
当时农村还是生产队集体，一个人家没有主劳力，全靠母亲和大哥两个半劳力的工分，全家人吃饭都够呛，更何况还要给父亲治伤买药呢？
父亲也是个不服输的人，虽然一条腿没有了知觉行走不便，伤口长拢后就拄着拐杖下地干活。只是很长时间都不习惯，做着做着就忘了腋下夹着的拐杖，好几次都不明不白摔倒在地。
那时候，我更多时间都会成为父亲的“拐杖”，陪在他身边做点力所能及的轻农活，也提醒一下他别“得意忘形”忘记自己的腿伤。
父亲做累了，就会随地坐下来喘口气，嘴里抽着自家种的旱烟，一只手却总不忘捶打自己没有多少知觉的左腿。
每当那时候，我就会挨过去坐在他身边，捋起父亲的裤腿，双手给他揉按一阵。心里就有一个最大的愿望：
如果自己有《神笔马良》里的那支神笔，哪怕只能用一次也好，那样就能给父亲“画”一条健康的左腿。
在我这个幺儿面前，父亲会尽量表现得平淡，偶尔也会摸着我的头说：老幺啊，你老是想着那些有的没的什么神笔，倒不如想想自己是神医呢，那样就能治好我这条腿了。
是的，就那么一瞬间，“医生”这个词就在我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尽管那时候我所见到的医生，无非就是村里的卫爷爷，背着一个简陋的红十字箱子的赤脚医生。但自己偶尔感冒发烧了，不都是请他来打一针吃颗药，马上就活蹦乱跳么？
可父亲的腿，连区里的医院都束手无策，卫爷爷那样的赤脚医生就无需提及了。
自从父亲腿受伤后，上初二的大哥主动辍学回家，读初一的姐姐也死活退了学。
母亲当时拿着竹丫枝赶了他们好几次，大哥二姐却从不跑，硬生生地受了几下，嘴里却带着哭声说：父亲受伤了，我（大哥）就要去出工，我（二姐）可以做家务。
只有还在上小学的我没有吭声，其实也在心里决定，自己读完小学就回家，那样才能帮父母减少点压力。
可五年级毕业后，我以年级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公社的中学。听说我也不读书了，父母竟然破天荒地没有动用“家法”，就是那根放在碗柜上的竹丫枝。父亲只是捋起裤腿对我说：
老幺你不读书了，你老爸的腿怎么办？
我不说话了，老老实实去中学报了名，但心里暗暗立下誓言：自己将来一定要当医生，一定要把父亲的腿治好。
为什么这么想？父亲的腿受伤后，最开始整条左腿没有知觉，可一年多后，竟然总是觉得脚上有蚂蚁在爬，有时候溅滴热水在脚上，左腿还能不自觉地弹一下。
在所有人看来，他的腿还没到绝望的程度，只是某根“筋”不通而已。
初中三年，我的成绩毫不担心，依旧保持在年级一二名的样子。初三中考前，那时候有个中专的预考，我不出意外地通过了预考，获得了考中专的资格。正式毕业考又考上了地区的卫校，真的成了一个准医生。
我们地区卫在当时的市里面，离我家还有一百三十多公里路程，父亲的腿不方便，只好让大哥送我去上学了。
说起来也真的好笑，大哥自己也没有去过市里，我们两兄弟抬着一个给我装行礼的木箱子，在镇上坐上班车，到了市里车站下车后，又硬是抬着箱子在街上走了五六里路，终于找到了学校门口。
大哥把我送到宿舍开好床铺，就得往回赶，我又跟在他屁股后面把他送到车站。
看着两兄弟难舍难分的样子，哥哥最后从衣角里掏出来五块钱，兄弟俩在一个小饭店吃了顿饭，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吃的是什么：一个菜，辣椒炒魔芋，但吃得太香了。
我就这样开始了卫校的学习生涯，那些理论课我完全没有压力，就是我天生胆子小，看到那些标本就发觑。
最开始还好，标本还只出现在实验室。可慢慢地，就有同学把标本借出来带回教室甚至宿舍了。
于是，你就有可能在某个同学的抽屉里发现一根股骨，在某个同学的床位上看到一个心脏模型。
虽然胆子小，但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来学医的初衷，那就是要当个好医生，给父亲治腿伤。
于是，我也就硬着头皮去习惯那些可怕的东西。为了培养自己的胆量，也开始借标本带回宿舍了。
人就是这样的，只要你认准自己的目标不放松，必定能找到解决之道。
在卫校的两年时间里，我从一个以前睡觉都得偎在大哥身边的胆小鬼，变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子汉。
两年的理论学习很快就过去，我的成绩依旧保持在学校前列。加上到了发育的年龄，个头也飞速增长。
成绩好加上样子也不错，赢得了很多女同学的青睐，抽屉里经常能发现女同学偷偷塞进来的纸条。
在实习之前，我有了女朋友。她叫阿芳，和我是同一个县的，只是她家在县城，据说父亲还在某个局上班。
那时候的我们也没有考虑其他，都是一个县的人，毕业后就会回到县里，那不就还能在一起么？
实习的时候，因为我成绩突出的缘故，被学校安排在校医院实习，也就得以留在市里，其他同学基本都是各回各家，顶多是在自己老家的县医院实习。
一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我的学生生涯也结束了，将来在哪里工作，到不用我们自己担心，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做就行了。
因为有过被学校照顾留在市里实习的先例，我对分配的事一点也不在乎，毕竟我的成绩和实习评价都摆在那里，完全可以分到县里的医院。
到了通知日期，我们县里的三个同学，也就是我和阿芳、还有一个叫阿强的男同学，三个人一起去卫生局领报到信时，马上就领略到了社会给我的第一击。
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叫北银乡的卫生院，地名倒不错，里面还有个“银”字。
可这个地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从地域来说，我老家在东头，北银乡在西头，都离县城有一百多公里。
更主要的是，北银乡还不通公路，从乡镇府所在地到区里，还要走二十里的机耕路，路也就两三米宽，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就是泥塘。
这样的卫生院，你说能有什么前途？我的满腹热情就像被淋了一盆冷水，拿着介绍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倒是阿芳和阿强，她们显得很兴奋，阿芳分在了县医院，阿强则去城关医院报道。
阿芳看到我的神色不对，抢过介绍信看了一眼，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消失了。看样子，她是知道北银乡的。
我们三个出了卫生局，阿强很是兴奋地向我们大招呼，还对阿芳说，到时候请你多照顾。
阿强顺带也安慰我，去了北银乡也不要紧，只要回了县城，可以随时来找他，一定扫榻相迎。
我半点开玩笑的心思也没有，阿强走后，阿芳默默地陪着我漫无目的走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江边。阿芳很是黯然地对我说：你真的要去那山窝窝里么？
我能不去吗？
当然，我也可以不去，但既然不接受分配，那就只能自谋出路。
问题是90年代初期的编制，那可真是铁饭碗啊，有多少人钻破脑袋也得进这个门槛，我还真没有决心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机会，更何况，我还得给我父亲治腿呢。
我读卫校的这三年，父亲的左腿几乎成了我的“试验田”。我手里的第一支银针，就扎在父亲的腿上，我的第一张处方，也喝到了父亲的肚子里。
父亲对我的信任，也能看到一些效果，至少，那条曾今失去知觉的左腿已经能自己拖着走了。
阿芳的询问，我无言以对，但最后还是只能对她点头。
阿芳叹了口气说，那好吧，今后有时间你就多回来看我，你那里那么偏 ，我可走不了那么远的山路。
当时的我，还在天真地认为，只要我多回县城，我和阿芳的爱情就能持续下去开、最终花结果。
但两三个月后，我就得到了明确的结果：阿芳提出和我分手了。
尽管这几个月来，只要有时间，我就会赶到县城和阿芳团聚，但她还是毅然选择和我分手。我也是这时候才知道，她的父亲是轻工局的局长，难怪能分配到这么好的单位。
阿芳和我正式分手时，阿强就在旁边。
我始终不明白，我和阿芳说这么私人的事，他为什么要不离不弃？直到阿芳最后告诉我，自己已经决定和阿强在一起了，两个人都在县城，将来的发展肯定会更顺利。
我没有强求，应该是在拿到分配信的当天，我潜意识里就有了这个准备吧，哭哭啼啼哀求女友留下来的局面没有出现。
当然，我也不至于潇洒地去祝福她和阿强的未来。
我回到了白银乡，回到了那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卫生院。没有了牵挂，很快就彻底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熟悉了也才知道，这里除了偏僻和落后之外，民风却更淳朴。
尤其是我们卫生院的老院长，更是经常安慰我，说小黄你不嫌弃我们这穷乡僻壤，那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好了，有什么麻烦主动告诉我，我解决不了就去找乡里的书记，甚至你自己都可以直接去找他。
但我并没有太多的钻营心理，看着缺医少药的当地人，一个小小的感冒，除非是实在挨不过去了才来买点药，基本都是靠自己身子硬扛，我完全有种感同身受的悲壮。
于是，我很用心地寻找各种医学书籍，开始发疯似地钻研里面的内容。
每周我还是会回一次县城，骑着单车走二十多里机耕路，然后才有班车去县城。
到了城里，再也无需去找阿芳了，直接就钻进书店，用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买回来各种各样的书。
那时候的书店也是资源有限，对于相关的问题，我只能给自己卫校的老师写信寻求帮助。
尽管我已经毕业了，但曾经的老师并没有拒绝我的求助，很热心地回答我的各种问题，甚至还主动给我寄来各种各样的书籍，里面就有一套完整的自考教材。
老师在信中勉励我：你只有中专文凭，但想要在医学上有所发展，那就得继续深造，先自考拿到大专文凭，然后还可以专升本甚至考研。
老师的话如醍醐灌耳，我很快就沉醉在自考之中。除了接待为数不多来卫生院看病的乡亲之外，我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自学上。甚至连家里父亲的腿伤，也不得不暂时选择性放下。
我的付出是有回报的，只花了一年多时间，我就通过了自学考试拿到了大专文凭，在老师的指导下，又完成了升本科的任务。
这时候，我在北银乡才工作三年多点，从最初的中专生开始，我已经拿到了自考文凭。
可卫校的老师还在激励我不要停，凭你的天赋，有机会完全可以尝试考研。
这可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我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未知世界。
为了彻底弄清自己未来的方向，我特意请了三天假，回学校请教自己的恩师。和老师活生生聊了三个昼夜，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尽可能考省城医学院的研究生。
这一次的过程没有前面两次的顺利，直到第三年，我终于考上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整个北银乡几乎都沸腾起来，一万多乡亲都知道了，卫生院那个毛头小伙医生，竟然从中专生考到了研究生。
老院长和乡里的领导更是没有任何的阻拦，我的入学一路绿灯，三年后毕业，我被安排在市里的中心医院，成了一个主治医师。
也就是正是读研之后，父亲的腿伤又被我翻了出来。不知道差阅了多少资料，也记不清向导师请教过多少次。到我毕业时，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丢掉了拐杖能自己走路了。
算起来，父亲的腿伤已经有了15年之久，能够放下拐杖，基本和正常人一样行走，父亲也是老泪纵横，拉着我的手说：老幺，你到底没有辜负老爸。
时间来到2008年，我们卫校毕业二十周年，同学们在母校举行了一次同学聚会。
我虽然不大想去，却也拗不过老师同学们的邀请参加了。毕竟我就在市里上班，真的不去也有点说不过去。
聚会当天，当时55个同学到了50人，不幸去世的有两人，一个女孩子支边去了西北，路途太远和同学们失去了联系。
还有两个缺席的，一个是阿芳，一个是阿强。
只是这时候，我几乎完全忘记了他们的存在，但看着贴着他们名字空荡荡的座位，心中还是免不了一些感慨。
有同学告诉我，阿芳和阿强婚后关系不好，几年前就分居了，阿芳去了南方打工，阿强一直在城关医院，只不过调去了后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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