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泰坦尼克号，大部分人会想到的，应该无外乎詹姆斯·卡梅隆的那部同名电影。
这部以泰坦尼克号海难为背景的绝美爱情片，绝对是一代人的银幕记忆。
作为细节狂魔，卡梅隆在影片中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历史，大到轮船的布局和结构，小到船员的纽扣与胸针，都可以找到真实的对照。
而影片中登船的名流大亨与船员，绝大部分也确有其人。
但很少人知道，在这部影视经典中，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在船体完全倾覆的后续救援过程中，泰坦尼克号五副哈罗德·罗威驾驶着救生艇，在黑暗的海面上听到了呼救声。
一个中国人正努力在漂浮的木板上保持平衡，用粤语呼救的他最终成功搭上了救生艇。
这段情节，同样取材自船难幸存者的记述。可惜的是，它在电影正片中被完全删除了。
不过卡梅隆也提到，影片里露丝得救的段落，便是根据这名中国乘客的经历获取的灵感。
除了这支被删去的电影片段，“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一直以来都鲜少进入主流的视野。
他是谁？
他经历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在历史中销声匿迹？
在泰坦尼克号沉没109周年，一部纪录片拨开了迷雾，试图还原久违的历史真相。
那就是将在4月16日登陆全国院线的《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
是的，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不止1名，而是8位，其中6人得以幸存。
要知道，泰坦尼克号的生还率仅有46%，中国人的幸存概率显然要高出许多。
灾难过后的一百多年来，无论历史学家还是海事爱好者，一直尝试弄清，那个寒冷漆黑的海上之夜到底发生过什么？
任何一段叙事，任何一个细节，都会被记录、放大，供公众审视、知晓并演绎。
当绝大部分幸存者的故事都得以完整记载下来的同时，6名中国幸存者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正如担任影片监制的詹姆斯·卡梅隆所说，“泰坦尼克号也是个中国故事”——
可这些幸存者为什么会无人知晓？
带着强烈的疑惑，美国海事历史学家史蒂文·施万克和英国纪录片导演罗飞，踏上了一段探寻的旅程。
而这，也是纪录片《六人》的起点。
虽然是对历史的回溯，但《六人》并不像以往的历史科教片那样沉闷，相反，它充满了悬疑的色彩，依靠一个接一个扣人心弦的悬念牵引着观众。
以施万克和罗飞为首的调查小组，如同侦探一般，寻找着隐藏在历史尘埃下的草蛇灰线，试图挖掘出一百年来始终被人们所忽视并掩盖的历史真相。
悬念首先来自幸存者的身份。
调查小组得到了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名单，六位中国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只不过，都是用拼音标写的。
这无疑给调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笔迹的问题，调查小组要从潦草的签名中保证每一个字母的准确性。
比如其中一名中国人的签名是Ali lam，但来自中国的调查员很快发现，签名中的Ali其实是Ah，类似中文的“阿”。
确定了每个字母，更难的问题接踵而至：
每个拼音对应的到底是哪个汉字？
这些拼音背后，是否又涉及到不同地区的方言？
即便找到了对应的汉字，又怎能保证不是同名同姓的局外人呢？
幸存者身份的确认，无异于大海捞针。在调查的第一步，团队就陷入了僵局。
转机来自于一条网络留言。
调查小组在搜索泰坦尼克号相关的论坛网贴时，发现了惊喜：
一名网友留言说，他的父亲是泰坦尼克号幸存者。
可兴奋没多久，线索又断了。
这名网友早就注销了账号，如今也无迹可寻。
于是，调查组采用了一种笨拙却有效的对策：全面撒网。
他们尝试为网友用户名添加各种电邮后缀，发送了不计其数的邮件。
本是一出收益渺茫的绝望之举，没想到，他们真的收到了幸存者之子的回复。
在这名叫做Tom Fang的网友的描述中，他的父亲很可能是幸存者中最后一名获救的Fang Lang，也就是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被哈罗德·罗威救起的那名中国人。
Tom Fang
悬念并没有完结。
Tom的父亲名叫方荣山，并非调查组一直在寻找的“Fang Lang”，能确定他就是那名“最后的幸存者”吗？
通过Tom和其他亲戚的回忆，方荣山从未提及他曾是泰坦尼克的乘客，但在偶尔的聊天中，曾提到他在海难中惊险的求生经历。
方荣山
经过走访和调查，方荣山和Fang Lang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可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悬念：
他在船上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从未和至亲详细提起？
他为何要改名？余下的五人又去到了哪里？
谜底一点点被揭开。
随着探寻的深入，观众会发现，《六人》探寻的不仅仅是“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人”的历史，更是20世纪初背井离乡前往西方世界讨生活的华裔，残酷黑暗的移民史。
施万克提到，“从泰坦尼克号上生还绝不是他们人生中经历的最大磨难”。
更大的苦难，在他们幸存之后。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是《六人》故事的起点，调查小组也以此为契机尝试厘清每一位生还者获救之后的命运轨迹。
探寻过程中，他们了解到当年的幸存者被带往纽约，分散到不同的医疗机构救治。
但6名中国人，却不在这一行列。
事实上，他们获救后没有得到任何救助，即便是在海上挣扎求生的Fang Lang也没能获得治疗。
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他们被安排登上了一艘名叫安妮塔、开往古巴的商船，开始了繁重艰苦的工作。
从获救到离开，从未踏上美国的领土——显然，这6名中国人遭遇了区别对待。
不仅如此，带有歧视意味的区别对待还延续至海难发生后一百年来的岁月里。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他们的幸存被钉上了耻辱的标签。
场面混乱的救援现场，救生员强调先救妇女和儿童。也因此，6名男性中国人的幸存，在事后被覆以极大的恶意。
各种舆论层出不绝：
有报道说他们假扮成女性混进了救生艇；有说法称他们是偷渡客，刚上船就躲在救生艇的座位下。
这些舆论塑造了贪生畏死、鲁莽无知、不懂骑士精神的中国人形象，也让这些幸存者背负了长久的骂名。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为此，施万克在调查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物理实验，再加上幸存者的叙述，延续了一百多年的舆论终于出现了反转——
可以肯定的是，6名中国人是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并非所谓的偷渡者。
更具体的发现是，他们是英国白星航运公司——也是泰坦尼克号的所有者——的雇员，被派遣到安妮塔号上工作。而当时往来于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客轮，只有泰坦尼克一艘。
而乔装成女人，同样是无稽之谈。
在《泰坦尼克号》的删减片段中，木板上的Fang Lang穿着中式的衣服，调查小组推测当时六名中国乘客都穿着区别于西装的中式传统服饰，这也许导致人们将其错认为女性。
另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泰坦尼克号的20艘救生艇均在未满员的状态下驶离，更不存在幸存者躲在救生艇座位下的情况了。
很遗憾，这些舆论中漏洞百出的谎言，在尘封了一百年之后才被拆穿。
驱逐、歧视、污名化，6名中国幸存者经历的苦难，也是美国《排华法案》被遗忘的历史一隅。
1882年，美国通过了针对华人移民的《排华法案》。
那些从19世纪中期开始涌入美国以廉价劳动力生存的华人劳工遭到孤立，被禁止入境、驱逐和监禁，许多华人参与组成的家庭，也因此而破碎与离散。
6人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在船难之后几乎无缝衔接地开启了新的苦力工作。
不只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也通过类似的排华法案，和当时绝大部分华人苦力一样，6人只得在不同航线的货轮上辗转颠沛，最终四散到世界各地。
有人逃回了故乡，有人早早去世，有人从此销声匿迹。
唯有Fang Lang选择回到美国。
只不过，他变成了另一个人——方荣山。
排华法案时期，美国政府规定华人移民必须取得合法的许可。然而这对许多华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
于是，劳工开始通过购买假的身份证明，获得合法的移民权。
这群人因此获得了一个特殊的称谓，纸生仔。
但造假一旦被发现，等待他们的仍然是驱逐与囚禁的命运。所以他们大多为防“祸从口出”，对自己的过去，往往闭口不言。甚至面对至亲，也是如此。
方荣山，就是Fang Lang的“合法新角色”。
而这场戏，他一演就是一辈子——
为了生存，泰坦尼克号的经历，只得和Fang Lang这个名字一同被丢弃与抹消。
纸生仔在美国艰难扎根的同时，没有合法许可的华人则被集中囚禁在位于旧金山湾的天使岛，受尽凌辱和虐待。
许多人，都怀揣着相似的美国梦踏入这片土地，却仅仅因为种族，沦为了囚徒。
天使岛羁押所的墙壁上，如今仍留有当年被拘禁的华人移民写下的诗句。
万念俱灰的、满腔怒火的、壮志未酬的一字一句，化成了早期中国移民的血与泪。
中国人喜欢借诗抒怀，有趣的是，在探寻过程中，调查小组在方荣山与故乡亲人的旧信中，发现了他写道的一首诗：
天高海阔浪波波，
一条棍子救生我。
兄弟一起有几个，
抹干眼泪笑呵呵。
简单的诗句，似乎指向了Fang Lang在泰坦尼克沉没时那段不为人知的秘密过往。
然而，更令人动容的却是后面两句——
九死一生的灾难、任人宰割的霸凌、屈身辱志的压迫与污名，始终无法掐灭颠沛动荡的黑暗历史中，那抹坚韧、顽强、乐观、希望的光芒。
从打压、屈辱，到挺起脊梁，这是几代华人移民，也是近代史以来中华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
电影预告片里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红色大字，写着：知过去，珍惜未来。
这也是《六人》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它向世人揭示了宏大历史中被忽视、隐没、粉饰过的一角——
无关控诉，也无意平反，它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与选择，也呈现出更多元也更客观的历史叙事。
当人们越走近那段凝结着血与汗、笑与泪的民族过往，也越能感知如今的自信与底气的不易和珍贵。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终于不再在历史中缺席。
而这隐没一个世纪的六人故事值得被知晓，更值得被铭记。
也希望，在4月16日，泰坦尼克号沉没109周年的纪念日，能有更多人走进电影院，走近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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