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从1976年到1979年，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正是我们国家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时期”，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寻找一个合适的舵手成为了更加重要的任务。
在1979年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陈云同志曾经当中说道：“东兴同志已经走在后面了，已不能为党的发展、修正以往的错误提供好的意见，很显然，已经不适合待在中央岗位上……”陈云同志的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讨论，也让汪东兴在1980年主动辞去了一线领导职务。
那么为何陈云会对汪东兴有这样的评价？
忠诚卫士的“错误思想”
汪东兴作为一名老革命，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16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党员，参加了红十军。
小小年纪就见证了革命的许多大事件，参加革命后，凭借着出色的工作成绩被调到了毛主席的身边，负责警卫工作。
后来汪东兴长期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深受毛主席的信赖。在特殊时期，毛主席对汪东兴的信任更甚以往，汪东兴不仅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工作，还成为了毛主席和其他重要人物的“联络员”，毛主席需要传达的信息的时候，都交给汪东兴去做。
有的时候对于毛主席的工作安排，只有汪东兴知道的细节最多，
此前汪东兴一直在中央办公厅担任重要工作，虽然在特殊时期汪东兴也受到了不少影响，但是从1968年开始，他的处境发生了改变，当时他不仅成为了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
而且在随后的粉碎活动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评价他称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
但是在1978年左右，对于汪东兴，不少同志对他提出了批评，陈云也表达了对汪东兴的看法，陈云同志表示既要肯定汪东兴之前在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也要明确指出汪东兴所犯的错误。
陈云同时指出对汪东兴所犯下的错误，“对现在出现的一些不正常事情应该有所检讨和说明，对汪东兴同志这些问题也应该记录在案”。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评价，汪东兴为何最后会从中央离开。
对于汪东兴的评价，正如陈云同志说的那样，在批判的同时也要肯定他的功绩。
汪东兴此前深受毛主席信任，他也对毛主席非常忠诚。在特殊时期，汪东兴受到毛主席的保护，才能免于被迫害的命运。在毛主席去世后，也是汪东兴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保住了毛主席最后留下的一些重要手稿文件。
当时汪东兴在面对质疑的时候表示：“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
因为汪东兴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所以他的话具有不小的影响力，由此保护了毛主席生前的很多文件。但也是因为对毛主席的绝对忠诚，导致他后面犯下了一些错误。
在毛主席去世后，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说法，这两句话被刊登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
而这篇社论正是当时还在中央负责工作的汪东兴交给宣传工作负责人的，还特地强调不能更改一个字。
这两句话被刊登出来后，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还成为了华国锋“治国的指导思想”。
但是也因为这两句话，影响到了后来邓同志的复出。虽然华国锋同志一直非常支持邓同志复出参与工作，但是汪东兴的立场却显得有些不同。
甚至他在1977年的时候，还对批判文章的媒介进行了批评，当时汪东兴提出“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
汪东兴的这句话，无疑是给下面的宣传机构的工作奠定了基调。可以想象，即便是在粉碎活动之后，这种论断在当时国内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真理标准的大争论
而当时邓公在看到“两个凡是”的说法时，就给华国锋和叶剑英同志写了一封信，其中提醒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
可见当时汪东兴虽然对毛主席保持着非常忠诚的态度，但是对于毛主席的思想理念还是认识得不够透彻，体会的不够深刻。
面对这种论调产生的负面影响，邓同志还表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但是因为邓同志当时的特殊处境，让他的话很难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大上，华国锋等人不仅依旧坚持“两个凡是”，并且在这次会议上，汪东兴还成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此时的汪东兴已经抵达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可是在197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扭转了当时的局面，这篇文章就是后来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是这样说的：“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这种倾向性针对性很强的表述，在传到汪东兴这里后，汪东兴马上对这篇文章展开了批判，他认为这篇文章是将矛头指向了主席思想，甚至反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求党报坚决不能刊登这样的文章。
但是这篇文章真的是在针对毛主席的思想吗？实际上这篇文章正是来自于毛主席思想的深刻内涵。
邓公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对当时汪东兴等人的反应感到十分迷惑，他提出“现在发生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随后他就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也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才能证明正确不正确”。
在真理面前，汪东兴还保持着怀疑的态度。他的反应也变得更加激烈，不仅批判了胡耀邦，因为这篇文章就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才能刊登，还职责了当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负责人。
但是更强烈的反击随之而来，在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一篇更加振聋发聩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
紧接着《解放军报》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后面又出现了《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等文章。
这些文章无疑都是在批判“两个凡是”，可是面对大趋势，汪东兴还是坚持不让步。
从这一问题上，就能够看出，陈云之所以批判汪东兴，认为他已经不能再提供好的意见了，这一说法是十分有根据的。
中央工作会议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从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优先集中在解决遗留问题上。此后对于“两个凡是”的批判愈演愈烈。
后来这场争论终于有了定论，汪东兴在会议上做出了书面检查，他公开表示“1977 年 2 月 7 日《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
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
他同时也承认了自己在过去的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且最后表示，“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符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
结语
在完成了自我批判后，汪东兴的政治生涯也随着这场真理大讨论的定论而落幕了。此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国内形势的新局面，我们不再被困在过去的问题上，开始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
虽然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就恢复了被撤销的职务，但是受到一些影响，他的思想在一段时间内是被否定的，直到1978年底，才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否定了汪东兴等人此前一直坚持的“两个凡是”。
而汪东兴也在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批准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在离开权利中心后，根据汪东兴的家人回忆，他很快就适应了这一角色的转变，晚年的汪东兴一直专注于家乡的编史修志工作。
参考文献：
[1] 余玮.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J]. 传记文学, 2018, (01): 98-109. [2] 臧如月. 华国锋与“两个凡是”（1976～1978）[D]. 天津大学, 2017.
[3] 张金才. 陈云对待犯错误同志的一贯态度 [J]. 党史博览, 2016, (05): 10-13.
[4] 韩钢. “两个凡是”的一段公案 [J]. 炎黄春秋, 2016, (0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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