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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如昆编
票友的历史变遷
“票友”一词的产生，源于满清入关后的贵胄子弟。在徽班进京之前就已经有了。而京剧票友的产生，从京剧由徽班成为京剧的开始便有，那是八旗子弟才有这种资格，平民汉人是不能加入其票房而成为票友的。但是，非王公贵族的平民中爱好京剧的人还是有的。他们没有资格成为名正言顺的“票友”，实际上，成为现在称为“票友”含意的群体，也已经产生了。光绪年间，孙菊仙已经是票友下海并且成了名角。张伯驹在《红毹纪梦诗》中说：“孙(菊仙)声如洪钟，一句唱后，欲落梁尘。孙天津人，是天津爱好戏剧者以“老乡亲”称之，但孙得此名号亦有原因，因孙曾去烟台演戏，烟台有票友帮，势力甚大，凡演员去烟台演戏，必须先去票房拜客送礼，演出始能顺利；否则，或终场无一好声，或龙头票友手提一灯，将灯点着，出场而去，后之观众，亦随之而去，至空场停演。孙至烟台，对票房疏于礼节，首场演出《空城计》，自出场至城楼，台下无一好声，探唱至末句“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孙改为“我面前只可惜对牛弹琴”，台下大哗，即令其停演，在台上磕头赔礼。时烟台亦有天津帮，乃天津人在此地经商任职者，亦在观戏，乃起而抗言，谓孙改唱戏词，固为非礼，但孙为天津人，是我们老乡亲，而票房对其演戏，自始至终，无一好声，就是渺视我们天津人，可于明日找一地方说礼，武打文打，概所不计。此时己成僵局，乃另有观戏者，出面调停，认两方各失礼，次日由孙重演《空城计》，两方言归于好。次日孙演出《空城计》，自出场至终场好声不绝。此后孙演戏，即将孙菊仙易名为“老乡亲”。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在那时，没有官家身份的草根“票友”，已经成为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群体，而且已经享有“票友”称号了。此后，所有业余的京剧爱好者均以“票友”相称。
到了民国时期，票友的成分大多是上层人物或有闲阶层。普通平头百姓比例比较少。因为看戏的票价比较贵，能够看一场戏好比参加了某种庆典，实在难得。到留声机普及后，票友的队伍扩大了，涌现出一批“留学生”(跟留声机学唱的人)。可是当时又处于内乱及抗战时期，国内局势很不稳定，一部分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士，忧国忧民。他们热衷于“实业救国”，看不起游手好闲的票友。而且这些进步人士，多数主张改革，看不起守旧的“陈词滥调”。所以，票友实际上被视为不务正业的混混。正人君子都以“卑视”的目光投向当时的票友。
“文革”时期，全国人民一齐看样板戏，一起唱样板戏。也无所谓票友不票友了。因为大家都是票友，没有什么区别，也无所谓票友不票友了。
改革开放后，传统剧目大量恢复演出，老票友和新票友汇合一起，票友队伍壮大了。又有一批青少年加入，可以说，现在成为我国历史上京剧票友最壮大的时候，活动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繁荣。可是京剧的专业队伍却陷入不景气的境地。然而京剧艺术又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殊荣。京剧需要振兴，专业队伍要生存，为票房价值(此票房不同于票友组织的“票房”，乃是指“上座率”)而犯愁。而票友另有谋生职业，有充分的精力投放到振兴京剧的事业中去。而驱动这种的动力是对京剧的爱好。这是无形的社会正能量。换句话说，就是今天的票友还肩负着弘扬民族优秀传统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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