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在云南支边八年，回城后我遇到两个大难题|云南省|成都|知青往事|遮放|黄杨

知青往事：回城后我遇到两个难题，没想到遇见她就迎刃而解

我是一个老知青，曾在云南边陲支援边疆建设栽种了八年橡胶树。起初我们叫兵团战士，后来叫农场工人，但我还是更喜欢知青这个称谓。

打开记忆的大门，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

清楚地记得，那是1971年3月23日，我和同学们胸戴大红花，乘坐汽车前往成都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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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亲人，欢送的锣鼓声响彻云霄。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启动，我们挤到窗口，和站台上的亲人挥泪告别，车厢里传来了令人心碎的哽咽声。长到十七岁，我那是第一次饱尝了和亲人分别的痛苦滋味。

满载知青的列车到达云南广通车站后，我们在广通做了短暂的休整，第二天大家就分乘几十辆大卡车继续前行，经楚雄、大理、保山，一路昼行夜宿，历时七天七夜，我们来到了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的潞西县遮放农场，那时的遮放农场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二团，我们分在了三营的下属连队。

我们连队驻扎在滇缅公路939公里路桩附近，在那个路桩附近的一个岔路口，沿着那条坡路往上走，不远就是我们的营房。到达连队后我们才知道，农场的生活条件跟我们之前想象的不一样，简陋的草棚就是营房，草棚四周透风，晚上躺在简易的竹床（用竹竿搭建的架子床）上，能看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生活条件的艰苦我们还能承受，令我们难以承受的是繁重的生产劳动。当时我们的任务是砍坝修梯田，挖树穴栽种橡胶树。第一天上山砍坝，我的手上就磨起了水泡，晚上回到连队，手心火辣辣地疼，双臂也酸痛，躺在床上难以入眠，想翻个身都觉得困难。一连几个夜深人静的晚间，我都听到了前排女生宿舍传来的哭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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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连队的第三年春天，我被抽调到机务营当了一名拖拉机驾驶员，当拖拉机驾驶员虽然算不上很好的职业，但比刨挖树穴要轻松很多。当时的运输任务虽然繁杂，但时间上不像栽种橡胶树那么紧张，我的任务有时去给炊事班拉菜拉大米，有时去购买生产资料，也拉树苗拉猪饲料，最远也跑过潞西县城，但就那么几次。

记得是1974年冬季，我们成都知青有几个人休探亲假，他们结伴回成都，我驾驶拖拉机送他们到遮放汽车站坐汽车去县城。当时是五个人，三名女生两名男生。那两名男生不是我们同校同学，我和他们不是很熟悉。那三名女生都是我们同校同学，之前都在一个连队，我们彼此都熟悉，和我最熟悉的还是罗美娟。

在学校读书时，罗美娟和我不是一个班级，但我们是同校同学，在学校就脸熟。来到农场后，我俩分在了一个连队，她是二排二班，我是一排二班。

一次在山上挖树穴时，突然遭遇大雨，大家都淋成了落汤鸡。那天罗美娟穿了一件薄上衣，湿透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她的前胸凸显出来，非常尴尬。正好我挎包里有一块油布，让她披在了身上，化解了尴尬，我俩彼此也就加深了印象。

那天回到住处，我们没顾上休息，大家戴上斗笠，披上雨披，冒雨又回到山上栽树苗。因为山上没有路，没办法往山上弄水，只能趁着下雨天栽树。可事情就这么巧，在下山的路上快到连队驻地的时候，罗美娟不小心崴了脚，无法走路，排长就命令我把罗美娟背回了驻地。

从那以后，我见到罗美娟就躲开，感觉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罗美娟看到我也是尽量躲避，实在躲避不开，才红着脸和我打一声招呼。

直到1974年的这次回成都探亲，罗美娟才笑着和我打招呼。那天到了遮放汽车站，罗美娟笑着问我：“黄杨，有啥子事情没有？需要我给你父母捎个口信嘛？”“没啥事情，我刚往家写了信……”我红着脸说道。考虑到都是同校同学，我到商店买了一些饼干和水果，递给了罗美娟，让他们路上吃。罗美娟没推脱，接过我买的东西，说了一声感谢。其实他们都带了吃的食物，我买的那些东西反倒成了她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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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们买好了车票，我帮他们把行李装上客车，就和他们挥手道别，驾驶拖拉机回了连队。

春节过后，罗美娟休假结束回到连队，专程给我送了一些家乡的特产，还有一听午餐肉罐头。从那以后，我就没再看到过罗美娟。到了1976年年初，我才知道罗美娟在1975年秋天就病退回了成都，据说她患了疟疾，因为当时病情较重，就办理病退回到了成都，从此我们就没有了任何联系。

1979年春天，知青返城的消息就如三月春风，吹遍了我们农场的各个角落。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心里还挺纠结，当时农场希望我留下来，还答应让我去学习驾驶汽车。那时我正和山下傣族村寨的一个傣族姑娘恋爱，真的是很难取舍。

到了5月份，看我还没回成都，我父母接连发来了两封加急电报，催促我回成都。经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的苦苦思索和挣扎，最终我决定回成都。和那位傣族姑娘分别时，我俩的泪水就像奔流不息的龙江水，喷涌不止。时隔多少年后，一想到那个傣族姑娘泪流满面的样子，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疼痛。

回到成都，我顺利落好了户口和粮食关系，到相关部门做了登记，街道干部承诺尽快给我安置工作。可一等就是小半年，我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急得我寝食难安，口舌生疮。遭遇了工作难题，还有一个难题摆在我面前，我马上就二十六岁了，早就过了结婚的年龄，却还没有对象。我为工作的事情着急，我父母为我的婚事着急，这两个难题成了压在我们一家人身上的两座山，压的我们喘息不畅，坐立不安。

那年年末的一天，我到粮店购买粮油，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似曾熟悉的声音：“黄杨，是黄杨吗？”我回头一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罗美娟，我们已经四年多没有任何联系了。

看清楚了是我，罗美娟快步走过来，伸出手就来拉我的手，我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心里既激动又紧张，还有几分局促和不自然。罗美娟凝视着我，没再说话，我看到了她眼睛里晶莹的泪水。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罗美娟，她的皮肤白嫩了，比以前丰满了，也更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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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好一会子，我才小声说道：“当时你闹毛病我不知道，后来回连队才听说你回成都了，你现在挺好的吧？”“我挺好的，回来不久病情就痊愈了，半年后我就到红光电子元件厂（106信箱）工作了。”罗美娟微笑着说道。

一番交谈后，得知我在外为工作的事情犯难，罗美娟笑着说：“我舅舅是红光电子元件厂的领导干部，回头我问问我舅舅，看能不能让你也来红光电子元件厂工作。”“谢谢你！街道上倒是答应尽快给我安置工作，让我耐心等着。红光电子元件厂是国营大厂，恐怕不好办。”我笑着说道。

相互留下了住址，我们就各回合家了。走了挺远，我回头看，发现罗美娟也回头看我。

回到家，我把罗美娟舅舅在红光电子元件厂当领导的事情告诉了我父母，我父亲说：“黄杨，你赶紧买点烟酒礼品去一趟罗美娟的舅舅家，哪有空口求人的，干手能沾上芝麻粒吗？”

我原本就没对罗美娟说的话抱希望，也不想给她舅舅送礼，要是送了礼办不成事，两边都不好。

就在我父亲催着我去给罗美娟的舅舅送礼时，罗美娟突然找到我家来，她拿来了劳动局的招工审批表，说让我填表参加体检就可以，其他事情不用我管。

很快我就办好了入职手续，成了红光电子元件厂的一名正式工人。当时能进那样的国营大厂，真得很不容易，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都很羡慕我。

老话说好事成双，这话还真灵验。工作落实后，我和罗美娟成了工友，培训学习了半个月，我就正式上岗了，正好和罗美娟分在一个车间。那时我才知道，罗美娟还没处对象呢。我问她为啥还没处对象，她红着脸说：“你不也没有对象嘛……”

就这样，我和罗美娟恋爱了。

第二个月发了工资后，我买了礼物，和罗美娟一起去她舅舅家道谢。她舅舅在工厂虽然很严肃，但对我俩很热情，留我俩在他家吃的晚饭。饭后，她舅舅说：“小黄，美娟可给我出了一道大难题，为了你的工作，我找了在劳动局当局长的战友，也是第一次违规让你进厂工作，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有下一次。你和美娟要搞好团结，不能辜负了美娟对你的感情。”

1980年秋天，我和罗美娟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结婚那天，罗美娟的舅舅没来参加我俩的婚礼，但我俩都不怪他，他有他的难处。

婚后第二年，我和罗美娟一起报考了电大，电大毕业后，罗美娟分配到报社，负责文字校对工作，我被分配到商业局工作，我俩都离开了人人羡慕的红光电子元件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