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文/三喵先生
正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大师之谓也，这绝不仅是一句空话。回首西南联大的历史，此言不虚也。
话说这21世纪以来，国内各方面都在取得极大发展，有些方面甚至在遥遥领先。
尤其是这些年国家和企业对大学和科研的投入不可谓不大，其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很多大学的教学楼，校园和实验科研仪器上。从规模和品质来讲，早就做到了对国外同行的绝对碾压。然而在顶尖学术这一块儿却始终差点意思。
而回望历史，这样的失落就会愈发浓重，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中国曾有一所临时拼凑的大学，不但培养出了诺贝尔奖得主，也在学术界影响了中国几代人，至今这所大学的传奇仍然存在于各路传说当中，如您所知，这所大学的名字叫西南联合大学。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所学校的故事。
◇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简称长沙临大，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很快沦陷，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师生们辗转来到湖南长沙，在岳麓山下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继续进行授课研究。但没过多久，武汉沦陷，长沙也不再安全，而云南距离日本最远，又有滇越铁路通往国外，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最合适的建校的，于是这个临时大学又一次搬迁。
师生和教学设备分三路辗转来到云南昆明，女生和教师家属们先坐船到到越南再坐火车到昆明，还有一路男生一路步行辗转，跨越贵州来到昆明。到了1938年下半年，各院系师生陆续到达之后，学校名字改为西南联合大学，继续教学。
◇ 由长沙前往昆明的两条路线 图/纪录片《西南联大》
◇ 抗战时期大专院校内迁示意图 《中国抗日战争图鉴》 湖南人民出版社
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到至暗时刻，大学的拨款仰仗政府，而当时国家的资源会优先供给军队，导致对大学的拨款捉襟见肘。如此一来，联大的教职员工生活顿时陷入困窘，那时候昆明有一句谚语，叫做“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而比起教授，学生的条件也没好到哪里去，很多学生家里是沦陷区，此时家人杳无音讯，更遑论汇款。
为谋生路，师生们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有些学生和教授跑到中小学当家教贴补生活，物理学教授吴大猷每天要化妆成乞丐，到菜市场拣没人要的烂菜叶熬汤喝。著名的闻一多教授在上课之余，凭借着一手刻印的绝活赚些养家的费用。甚至联大的校长梅贻琦，到了昆明之后也得和夫人一起卖米糕贴补家用。有一次梅校长摆摊生意好，到学校迟到了，不由地跟学生感慨万千，说今天点心卖得好，有钱挣啊。
◇ 昆明大西门外 西南联大校址 图/纪录片《西南联大》
◇ 梁思成设计的茅草房教室
校长教授们都如此，西南联大的条件有多艰苦，不难想象。对于师生来说，除了没钱，还有其他困难，比如上课和学习和住宿的地方从来紧张，课后没地方学习，只得结伙去学校附近的茶馆，花上一两毛钱泡碗茶，一直坐到晚上，然后点上油灯继续看书。
当然，更可怕的是日本飞机不断地空袭，除了造成实际伤亡和物质损失，那种听到防空警报就要跑的焦虑也如影随形。如此，天长日久，联大师生也就习惯了这种几乎天天“跑警报”的生活，也留下了不少传奇的段子，比如有一位历史系的老先生，讲课的时候滚瓜烂熟，从不带教案，而且每节课讲到哪里算哪里，等到第二节课从哪里讲他也不记得，要问学生才知晓，有好几次他问班上学生，上次我讲到哪里了，记笔记认真的同学就回答，上次您最后说，现在有防空警报，我们下课，如此云云。
◇ 西南联大的学子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教学却开展的有声有色，培养的学生也在历史中证明了自己，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自不必提，后来的数学家陈省身，核物理学家邓稼先，文学家汪曾祺等，都出自这里。
从培养出的人才比例来讲在这一百年内非常出类拔萃，考虑到这所学校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完成的教学工作，这就更不容易了。西南联大能做到这点，当然离不开自我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到时代的进程。
◇ 部分首批庚款留美生名单
这其实源于晚清民国的教育。一方面，科举被废除，所谓教育不再是为了做官，而是求学问当一个合格的公民，如此一来知识也就不再被垄断，普通人更容易获得知识，也就更容易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另一方面，自从美国开始退还庚子赔款，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得以有机会去美国接触全面系统的教育，相比于过去去日本的留学速成班，这样的完善教育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
◇ 1946年5月3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
到了西南联大创校时期，最早受惠于赴美留学的一批人已经成长起来，并已经成为教授。之前提到的吴大猷和闻一多，都是在中国某个学科领域开宗立派的大师级人物，而这些教授在困难时期讲课，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从基础课讲起，一点点帮学生搭建起学科的知识框架，这在无形之中让学生对知识的把握要好得多，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西南联大实验室
◇ 西南联大图书馆
当然，这大学毕竟是跟政府关系密切，而如何让政府尽量少地干涉学校的事务，是校长必须面对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居功至伟。
本来这西南联大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1938年的第一次决议会议上，决定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联大的校长，但后来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都在重庆担任职务，而校长一职，就由过去的清华校长梅贻琦长期担任。当时的国府规定，大学里必须开设一系列政治课程，但一方面是梅贻琦顶住压力，另一方面也的确是抗战形势所迫，国府对西南联大这方面的监管非常放松，整个政治课程就只有一门三民主义课，也是走走形式，抄抄读书笔记了事。在梅贻琦的带领下，整个西南联大真正实现了教授治校，每门课选用什么课本，怎么授课，怎么考试，完全是教授说了算的。
◇ 梅贻琦校长
当然，联大的教授对学生的课业，也是严格把关，整个抗战期间，通过西南联大入学考试的学生有八千人左右，而最终拿到毕业证书的只有三千余人，毕业率不到50%。在摒除国府影响之后，教授治校，从严治校，是西南联大培养人才最核心的一个制度，这在欧美的大学里很常见，却因为种种原因，仅在抗战时昙花一现，就匆匆谢幕了。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第二年的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北大清华南开各回原地。自此，西南联大成了历史名词。
再往后，办学的外部环境日渐变好，尤其是近几十年，大学的校园是建设的一个比一个漂亮，所用的仪器设备也都是遥遥领先，但这么多年，这么多大学再也没有能重现西南联大的辉煌，这可以说是一种遗憾，也给西南联大的故事增添了传奇的色彩。正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大师之谓也，这绝不仅是一句空话。回首西南联大的历史，此言不虚也。
热门跟贴